自庚午之秋负笈欧洲，其间越辛未、壬申两年，至癸酉之夏，则已近整整三年矣。此三年中对人生颇有了一些深切的认识。昔日在生活中小有涟漪，即以为安乐国化为了是非乡，殊不知在孤踪萍迹的岁月里，连昔日的风浪也变作亲切的回顾。因为有搏击，生命就有重量；有成就感，才自觉不枉来人世。
在巴黎，我当然可以安享天年，“聊乘化以归尽”，然而，那种无名的烦恼，对心灵的侵蚀，是不可言喻的痛苦。它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广漠无边，无时无刻不吞噬着我活泼的生命。如果我尚能看到是人生的希望，也许我会怀抱着希望，用幻觉打发时光。然而在西欧，我心灵深处，可怕的厌世之情与日俱增，对任何事不抱热切的希望，不希望有更多的钱，不希望有画展，也不希望有无聊闲人来。虽然楠莉陪伴着我，然而年轻时代的故事，即使是回忆的宝库，也会有“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叹息。楠莉喜欢巴黎，但她不愿看到我在乡思的愁苦中苍然老去，当然，《客从东方来》文中的白兔什么时候都奔向我的所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由过去、现在、未来一条无形的链索联结，一旦割断，即使有轩堂大院，有奇树异兽，有和鸣园禽，有朝霞暮雾，生活也同样的枯索。我内心有时像颓壁残垣的古庙，有时像清风不波的深潭，像众芳芜秽的荒坡，像九秋飘蓬，像野塘浮萍。总之，大自然中的荒寒、萧瑟、凋零和败落渐渐和我心境相连，我深知，这是生命的危险信号。身内的青春一旦消亡，身外的青春也不复存在。我最觉得伤怀的是∶展卷写诗，昔时豪情退避三舍；放笔挥洒，今日寂寞便来毫端。
我欣赏强大、孔武、美奂的生命，我喜爱古希腊的雕刻、鲁本斯的油画。罗曼·罗兰不能容忍凯旋门下的侏罗，我同样也以在海外看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矮小后裔为耻。我是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我不能容忍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海外所遭遇的歧视和曲扭，直到今天西欧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距其伟大的精神内核，依旧十分遥远。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知道文化的土壤对文化品质的意义。我看到一些艺术上的浅薄之徒，在巴黎所玩的一切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花样，与艺术崇高的理想已相去不啻天壤。人们在牛角尖中讨生活，在荒诞不经中赶时髦，而艺术在哪里？
在我内心的痛苦之外，人间世还有对我绝对仇视的宵小们，台湾、香港、大陆的一群声气相求者，吠声吠影，对我鸣鼓而攻，用最污浊的语言先创造一个魔鬼，然后一齐挥唐吉诃德的长枪，冲杀过来。我愿与狮虎搏斗，而我可惜只遇到一些狐鼠。另外，写着我名字的伪作，乘我不在东方，浊浪排空般淹没了无数的画廊，丑陋地、恶俗地、卑污地对我神圣的艺术进行亵渎。
啊，总之，我该回去了，在海外的每一天，我几乎都有国内的朋友们来信来电，念家山碧翠，人情如旧，更觉三载蛰居之寂寥，所谓云无心出岫，鸟倦飞而知返，而希腊古哲赫拉克里特有云∶“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诚哉斯言也，今国中百业腾跃，民风振奋，非同一条河流矣。有挚友诗人赵凯兄来信，问我归国之期，余答之曰：
“君问归期已有期，唯不欲天下知耳。行前当有电传相告。遥望东方，曷胜慨叹。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本为林野猿鹤，不作九天夔龙。弟原是卧龙岗散淡闲人，从此后抱明月而沐清风，不复向长安道矣。”
范曾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
于巴黎美松白兰别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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