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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作为一种艺术-知识-文化政治实践——IAAC专访鲁明军
IAAC专稿

第二届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已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对当代艺术展览的中英文评论。国际艺术评论奖推崇跨文化思考与全球化视野,促进艺术评论者的批判性思考、对话与研究,以推动对当代艺术的独立评论。在征稿期间,IAAC与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将一起陆续推出艺术评论相关的系列访谈专稿,以飨读者。

M21——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

L——鲁明军,2011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中国古代文人画史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M21:您认为艺术批评在整个艺术生态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L:我觉得目前整个艺术生态里面最弱的一环就是艺术评论,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批评被策展取代了,但好的策展本身也具有某种批评的功能。问题就在于,今天策展也面临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国内,局限性很大,真正发挥的空间其实并不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策展也并没有体现什么批评的功能。

M21:这样一种现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L:应该是整个艺术系统造成的,这个跟整个中国政治社会其实是同构的,没办法定义它,一方面我们的认识、实践其实已经很西化、很全球化,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做法与国际标准差的又实在太远,甚至不太适应。也许,现在是一个过渡时期,挺住的就挺住了,挺不住的可能就被淘汰了,优胜劣汰,自然法则。

M21:您觉得怎么样的一篇文章才算好的艺术评论?

L:没有绝对的标准。我自己的阅读和写作体会是,好的艺术评论要对艺术家的工作、艺术体制、知识系统乃至整个文化生态产生一定的效应,而不能是一种简单的工作描述或无关批评对象的自言自语。所以,我希望写作的层次多一点,而不只是对艺术家的简单概括和说明,而是在这个基础上能尽量关涉到艺术家和系统,系统和整个文化生态的关系,把他们之间的张力释放出来。但其实做到这一点,还是很难,要下很大工夫。

M21:在批评中您觉得语言重要吗?

L:语言很重要。首先,就像很多人说的,多会一门外语自然就多了一扇窗户。除此,中文能力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其实中文不好,这个不是说你有多少文采,而是说你的基本逻辑、推理以及表述能力,最基本的要求是把你想说的说清楚,除非你想都没想清楚,所以我在写作和不断修改的过程中,同时也在扮演一个读者的角色,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读者,能否看明白自己写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更喜欢英美系统。因为很清晰,逻辑相对透明。但是,法国人的东西也的确带给我们很多想象和启发,提供了很多有趣的角度和思路,这又是英美系统所不具备的。所以,最理想的就是两者结合起来。

M21:在艺术评论的写作中是否要刻意追求文字的优美?

L:其实没必要追求华丽,逻辑清晰、文字流畅就够了。有时候,我甚至有意地拒斥这种华丽,因为太过华丽的结果是修辞本身成了目的。我还是希望文笔朴素一点好。之前和一些朋友聊过学者的文笔,还是觉得像费孝通、余英时、李泽厚、甘阳等这样的是最理想的中文写作。所以,平时我也要求学生,在写作中尽量把不必要的形容词和副词全部删掉。

M21:国际艺术评论奖已在2014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在这样一个奖项中您认为哪些因素是比较重要的?

L:我觉得艺术评论文章的评选中评委比较重要,你们的评委太侧重批评家,为何不适当地请一两个艺术家和其他学科以及文化领域的专家呢?

M21:您说的有道理。

L:因为艺术评论首先面对的是艺术家,艺术家怎样看一篇批评文章我觉得很重要,他们有不同的看事物角度、知识倾向以及判断立场,他们会为艺术评论提供另外一种声音。另外,作为知识生产,艺术评论不仅是艺术系统内部的一种实践,而是一种文化实践。所以,虽然艺术本身已经是跨学科、跨领域,但我们很少将批评写作置于一个跨领域和跨学科的平台上去检验。某种意义上,其他领域的学者对艺术评论乃至整个当代艺术的偏见的原因也在这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身很封闭。

M21:今年第二届国际艺术评论奖已经开始了,评委以外国人为主。

L:这样就又有一个直接的问题:翻译。因为国内大多数作者都是中文写作的,找别人翻译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当然试图走向国际化,但是国际化其实有一定的局限和障碍,双重语境更难处理。假如一个人本身自己有英文写作能力,他就会占据很大优势,自己可以翻译过去。当下的艺术评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媒体写作占了大部分,媒体写作基本上就是消费式的。但我们现在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期间美国艺术评论真的很强,那个时期也是艺术评论的黄金时代,包括媒体的写作,比如有一个记者叫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虽然是媒体写作,但水平很高,不次于专业评论者。所以,我有时在想,有没有可能回到那样的一种批评状态中。

M21:目前国外的艺术评论现状如何?

L:其实现在国外艺术评论也很不乐观,比如提出近两年特别火的“僵尸形式主义”的美国纽约杂志批评家杰瑞·邵兹(Jerry Saltz),他算是独立的,他和整个体系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这种批评其实也没什么效果,因为当艺术被资本裹挟以后,所有的批评似乎都无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批评转换成一种“正面”的有效的实践是有很大难度的。

M21:具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L:我自己的感觉是,如今批评写作的主要问题是文艺青年太多,不着边际的口号太多,艺术史、知识性和文化感都相对比较薄弱。首先,我还是认为艺术批评写作不能脱离艺术史。国内的问题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西方艺术史的认知本身比较表面,这几年才逐渐有所改观,这个跟一些翻译出版、还有互联网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二是因为艺术的概念不断在变化,而知识本身也有一个脉路,所以,评论本身作为一种知识生产,两者都要兼顾,不然很容易错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批评写作怎么样把艺术家个体实践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感揭示出来,也就是说,批评者本身要具有敏锐的文化意识。所以,批评写作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际上对批评家的要求很高的,要有敏锐的艺术感觉,要熟悉艺术系统和艺术史,知识面不仅要广,而且还要一定的专业深度,同时还要具备一种文化—政治自觉。按这个标准,你会发现,为什么上世纪上半叶美国的那些艺术批评至今读来还是觉得很硬气,而我们写的东西可能第二天就觉得很乏味、很无力。特别是在今天,艺术家自身变得越来越系统化,知识和写作本身就成了其自身艺术实践的一部分,这无疑给批评者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还有一个因素,相比西方,国内的批评还是很江湖,江湖和党派或政治立场不一样,它很容易被圈子(利益)所挟持,但立场是一种个人选择。所以,在一个江湖共同体里面,谈独立反而显得很虚伪。

M21: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媒体的问题,媒体环境对艺术评论也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六十年代的法国,媒体的批评实践不比艺术实践少。

L:问题是,国内媒体大多千篇一律没有变化,好的文章和评论太少了,更不用说经得起考验的写作了。这个也跟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有关。据我所知,大多艺术家对批评也很失望。同时,他们对很多西方批评家的写作也保持怀疑,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一是还是没有办法深入地进入他们的工作系统和语境,二是难免带有一种身份的优越感和偏见,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M21: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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