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观众问：您是怎样处理学术化与大众化的关系？历史学的发展经过为神服务、为君服务、为民服务三个时期。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史学的“神本主义”、“君本主义”都应当走下殿堂，史学应当为民服务，迈步走向民众广场。史学为民众服务，仍有多种功能，如学术、文化、资治、教化、传承，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研究功能与大众传承功能。前者，主要是学术研究；后者,主要是大众传播。
关于学术与大众的关系，王光先生概括为三种形态：向大众讲学术，向大众讲大众，向学术讲学术。这里我想起《论语》里的一句话“为君难，为臣不易。”套用这句话，我认为“为学术难，为通俗不易，为电视通俗更不易。”其原因之一是，自己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给受众一杯水，自己需要准备一桶水。自己明白十分，能使受众接纳五分就算不错。向学者讲学术难，向大众讲学术更难。因为：第一，必须把学术搞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而使人之昭昭。第二，观点、史料引文向学界同仁讲述，直接引述即可；而对其翻译、解读、诠释能使大众听懂，当然比直接引用更困难；第三，由学术到学术是一种文化升华，由学术到大众也是一种文化升华。所以，《礼记·学记》曰：“教然后知困。”又曰：“教学相长也。”在普及历史知识过程中，特别是我在中央电视台主讲《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兴六十年》两个大型系列节目，讲了之后才知道其难；教了之后才彼此长进。
所谓“学术—大众—学术”，就是说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最后达到学术之效果。历史知识的普及，过去主要是纸质媒介，要求文字简明、准确、通俗、生动等；现在电视媒体对主讲者除上述文字要求外，还应当具有声音、形象、画面等多项内涵。因此，科学知识普及传播，电视媒体比纸质媒体要求更高。制片人万卫先生概括《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要具有学术涵养、电视能力和人格魅力三大因素。这是《百家讲坛》六年来，学者们主讲经验与教训的一个总结。
史学的学术化当前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史学要不要民众化？史学的学术化与民众化应是怎样的关系？所谓“时尚史学”、“通俗史学”、“摇滚史学”、“娱乐史学”等都是值得商榷的论点。史学是一种科学，摇滚是一种艺术，史学何以摇滚？在探讨史学的学术化与大众化的关系时，不应把高雅与通俗分隔，也不应把精英与大众分隔，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是互相联系的，而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那种认为只有精英的东西是高雅的，大众的东西是低俗的，这种观点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历史本来是通俗的。《诗经》中的“风”,包括民歌民谣等，后来由俗化为雅，成为儒家经典。《论语》是孔子讲课学生的笔记加以整理而成。《论语》在当时是很通俗的，后来才成为儒家经典。至于说“时尚史学”，史学从来都被时尚，孔子修《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不就是一种时尚吗！一些时尚的名词，后来成了典故。在中国历史上“学术化”与“大众化”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出现“注”、“疏”、“论”、“解”、“考”、“传”、“案”、“释”等学术表述形式。同样，现代“又红又专”、“上山下乡”等名词，若干年之后都要考据、要诠释，否则人们看了不懂，这不就成为一种学问了吗！所以，不要把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两者绝对化、对立化。那种轻蔑史学大众化的学术贵族态度是不可取的。
史学学术化与史学大众化，其思维与表述的路径不同：史学的学术化主要是提出问题、搜集史料、审慎考据、分析论证、科学表述、做出新论，是一个求真求是的逻辑过程。而史学的大众化主要考虑对象的十个不同，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籍，其关注热点，其知识需求，应尽量既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又有深厚扎实的史实，以通俗语言，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准确表述，从而满足广大受众的愿望与要求。
有读者、观众问：学者应当在书斋里，您为什么要出现在荧屏上？我认为:“学者”的形态是多元的——有学术型学者，如长期在书斋里从事学术的开拓与研究；有教育型学者，如孔子说的“述而不作”，长期以教书为主，而不以研究与著述为主；有编辑型学者，一些从事书、报、刊、影视、网络等媒体的编审、编导等高级职务者；还有活动型学者等等。其实，我从学历史至今50年,从研究清史至今44年。在这漫长的寒窗孤寂生活中，2004年和2006年，我出来两年晒晒太阳，难道不可以吗？况且，我也在国内外多所大学讲学，在大学兼课,我在北京大学开《清朝开国史》课，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听课的学生限定50人。我在“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据统计每一讲观众多达千万人，也是在“传道、授业、解惑”。二者相同之处都是在“课堂”或“讲坛”讲课；不同之处仅是“课堂”或“讲坛”的空间大小而已。电视是当代最为强势的媒体，学者应当与时俱进，加以利用，传承历史，以尽天职。试想，在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时代，去埋怨人们为什么不用甲骨、竹简做文字载体而用线装书呢！这岂不是堂·吉诃德式的见解吗？
学术的研究与普及是否有矛盾呢？应当说既有矛盾、也有统一。史学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学术力求通俗，通俗中有学术。以明清萨尔浒大战为例，其胜其败，就是一个“分合观”的问题。战争指挥者其智慧的精华在于：尽最大的努力，将敌人的力量分，而将自己的力量合——以合对分者胜，以分对合者败。因此，要感悟“分合观”的智慧：在军事上，将敌人的力量分，而将自己的力量合，以合胜分；在政治上，将对立的力量分解、分化，壮大自己，以多胜少，以强胜弱；在工作上，将复杂的问题分解开，集中力量，分别解决；在学习上，将难点分开，逐个化解，分步解决。这样在普及中有提高，在提高中又普及。史学的学术化与大众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有读者、观众问：您在《明亡清兴六十年》里，是否有“抑明扬清”之嫌?我回答说：“没有！”我是按照明亡清兴六十年历史原貌进行讲述的，尽量求真求是，力求公允客观，把握历史天平，不带民族偏见。讨论明亡清兴的历史时，我选定“明亡与清兴”这个历史平台。如果选择“明兴与清亡”做平台，可能不会引起上述个别人的误解。其实，在讲明史时，我曾充分肯定于谦、戚继光、袁崇焕等人的德言事功，颂扬他们的历史业绩。我既批评太监魏忠贤专权乱政，也褒扬太监郑和下西洋壮举。而在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时，我自然要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探寻其演化，分析其矛盾，揭露其弊端，鞭挞其罪恶;我也自然探索清朝兴盛的原因，分析其条件，探求其动因，总结其经验，感悟其智慧。同样，我在讲清朝衰亡的过程中，必然要批评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罪孽！
这里需要指出：应当敬畏历史，明朝衰亡的悲剧，不仅仅是汉族的，也是中华各民族的；同样，清朝兴盛的活剧，不仅仅是满族的，也是中华各民族的,中华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其经验，其教训，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财富。
最后，《礼记》的“大道不器”，应为励志向学之本，而同读者分享，并作本文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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