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卷纪五十九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公元1547年）
万达议曰：“河套本中国故壤，成祖三犁王庭……夫驰击者彼所长，守险者我所便。弓矢利驰击，火器利守险，舍火器守险，与之驰击于黄沙白草间，大非计也……”时上方响铣议，不省。
居士曰：翁万达的意见正确。刘彻之所以能够以运动战的方式抗击匈奴，是因为他训练了骑兵，而明朝则完全没有骑兵可媲美，所以一方面应该以打防御战为主，一方面训练骑兵。但朱厚熜刚愎自用，完全听不进正确意见，虽然曾铣能够横扫河套，但只是凭着对本土士兵对边塞的熟悉及自己的军威取胜，而本质上明军的战斗力并没有提升，以至于后来女真南下，熊廷弼、袁崇焕等依然只能以防守为主。
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公元1548年）
三月，癸巳，杀总督陕西三边、侍郎曾铣，并逮致仕尚书夏言。
居士曰：在明代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只有将军与首辅交结才能有建功立业的基础，曾铣与夏言交往、胡宗宪与严嵩交往、戚继光与张居正交往皆是，首辅也必须与宠臣交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徐阶交往蓝道行，张居正交往冯保皆是。所以政治系统相互关联，无所谓是非，所以朱厚熜最先不准备杀曾铣与胡宗宪。但政治列车一旦开启，必然粉身碎骨，所以曾、胡等人虽想苟全性命，却终于陷入党争，逢彼之怒之后，只有死路一条。
（夏）言上疏讼曰：“臣之罪衅，起自雠家，恐一旦死于斧钺之下，不能自明。……臣生死系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赐保全！”凡书再入，皆不省。
居士曰：夏言完全不懂政治，严嵩与仇鸾内斗，夏言应该坐视其成，并在政治重组之后，寻找新势力作为自己在朝中的援手，平静地等待翻案。而他现在公然将一切罪行推在仇鸾身上，言下之意即曾铣、夏言之罪并非出自朱厚熜之意，而是朱厚熜被仇鸾利用。以朱厚熜的性格，即使有此事实上不肯接受，更不至于为了夏言的平反而担受虚君之名。何况，严嵩与仇鸾之争已经定谳，既已经决定攻击仇鸾就不应该再惹怒严嵩。此一道奏章乃是取死之书。
言强直自遂，初与嵩共事，辄遇事裁抑之，世多称言。及大用后，颇修恩怨，物议遂不悉协。及嵩挤言至死，专权黩贿，祸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
居士曰：自从孔丘作《春秋》，就开始有所谓“微言大义”。夏夑在这里写一个“及”，一个“乃”，用转折的方式叙述，其实是强调时人对夏言的评价只是时候勉强地认可。这的确也是事实，并不是夏言本身做的有多好，而是当时的首辅过于让人失望，所以让人追思夏言。人们只能在次坏和最坏中选择认可次坏，这就是专制所必须推翻的理由。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公元1549年）
八月，己亥，诏“户部核天下出纳之数以闻。”
是时边供繁费，加以土木祷祠之役，月无虚日……于是户部复议：“天下财赋，每年实征起存之例……请敕中外诸臣就职论事，专意清理，务求节财助边……”从之。
居士曰：户部所罗列的各项内容无非是要求各部门定量支出，这无疑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如何确保定量，避免额外支出。帝国制度下所缺乏的不是好的政策而是好的执行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为种种限制不得不照顾多方利益集团的需求，所以支出扩大。关于这一点，吴思以明朝为例的解析著作《潜规则》中已有解释。要想真正做到有效落实，仅凭专制恐怕注定成为死结，合适的惟有限权和透明一途。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公元1550年）
（杨）守谦在边，得将士心，位至开府，清廉如寒士。然性迟重，客有劝之战者，应曰：“周亚夫何人乎？”客曰：“公误矣，今日安得比汉法？”守谦不纳，竟得罪。边陲吏士闻守谦死，无不流涕。
居士曰：中国人似乎特有一种能力就是将自己的懦弱解释成一种美德，杨守谦明明是畏葸不前，而周亚夫则是临危不乱，两者目的全然不同。，周亚夫不接受天子扰乱军纪不是不接受作战命令，而杨守谦则完全没有全盘计划；周亚夫抛弃梁国、防御西北是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即使梁国失陷，七国联军也能受到牵制，汉朝也能得以保存；而杨守谦救援京师，坐视敌人掳掠，一旦失去首都，明帝国将全面崩盘。杨守谦属于严重渎职行为，理应接受军法处置。
第六十卷 纪六十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辛亥，公元1551年）
癸卯，兵部主事、署员外郎容城杨继盛闻开马市，以为仇耻未雪，示弱辱国，乃抗疏陈十不可、五谬。其略日：“互市者，和亲之别名也……宜奋独断，悉按诸言互市者。”疏入，上颇心动，下鸾等会议。
居士曰：杨继盛慷慨陈词，但逻辑混乱。互市是政治互信，不等于和亲；和亲是用血缘外交，通过加强双方婚姻往来巩固国家关系，更不等于士兵无用。现在明帝国无力反击，只能通过不平等贸易完成双方的交往。不平等交易并不等于强制交易，马匹不好可以不买，只要让有经验的商人坐镇，绝不会出现以下等马要上等价格的。至于合理外交就等于边防人员通敌更是不可理喻，因为边防人员行动必须受到严格监管，如果因马市而通敌只能证明平日军纪松散而不能证明马市不合理。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公元1552年）
戊午，南京御史京山王宗茂，到官甫三月，即上疏劾严嵩，略曰：“嵩本邪谄之徒，寡廉鲜耻；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留数日始上，嵩得预为地，遂以诬诋大臣谪平阳县丞。
居士曰：王宗茂的上疏悉数严嵩八大罪，但总结起来无非是奢侈、弄权二事，而这恰恰是朱厚熜所最不在意的。因为所谓弄权，其权限都是从朱厚熜手中分来的，朱厚熜可以像对待张璁、夏言一样，随时将严嵩手中的权力收回。至于奢侈，无非是朱厚熜对于严嵩为自己分担责任的酬劳。所以王宗茂没有在奏章里戳中朱厚熜的痛点，所以留中数日是有可能的，因为严嵩可以以此证明自己的权威，但预先开脱则大可不必。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公元1553年）
春，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有顷，大雪，百官救护，罢朝贺。越日，仍朝服行礼于奉天门如初。
弘历曰：史书日食阴云不见多矣。日食有常度，而阴云遮蔽止于一方，所谓不见者，独京师不见耳……至因表贺之故奏谢郊庙，则是愚人而并以愚神，其谁欺，欺天乎？
居士曰：弘历的评论正确，朱厚熜先生在各地水灾、旱灾频出之际尚且利用“嘉禾”来证明上天眷顾，除了欺人欺天之外，大概别无意义。至于因没有日食而粉饰太平，自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专制者擅长用权力制造神话或鬼话，明知民众能够看穿谎言依然坚持说谎，是权力最无力的挣扎。
（杨继盛）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之宪典以正国法，轻则谕令致仕以全国体。”疏入，上已怒。
居士曰：杨继盛的这篇文章是攻击文章中最为得体的，按照事实略有夸大，有案可查。虽然夸大的部分查无实据但已经标明威胁皇权，只需皇帝猜疑不需要任何证据即能进入诏狱系统。所以这道奏章本该达到实效，唯独输在在最后一步“皇帝猜疑”上，朱厚熜过分信任严嵩，使杨继盛功败垂成。究其原因，是没有掌握好上书的时机而已。
河南贼师尚诏引众自永城而东，掠宿州，欲乘虚袭凤阳，取高墙罪宗奉之。官兵追及于五河县，破其水陆各营，贼遂四散不能军。
居士曰：读到此处，心内一酸。即使到了官逼民反的程度，农民仍然没有放弃对朱明王朝的幻想，之所以同情政治犯一方面是对现实政治不满，一方面也是奴性使然。事实上同一利益集团之中，政治犯只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落败而已，不证明他们有正确的政治见解，更不证明他们能够跟民众在一起。在高度集权的时代所有统治者眼中，天下是他们的私产，绝不可能允许普通民众染指。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公元1554年）
杖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于廷，各四十，以元旦贺表中失抬“万寿”字故也。
弘历曰：嘉靖酷待言宫，力加摧抑……盖自严嵩柄用，群臣异论纷如，嘉靖听嵩之怂恿，蓄怒以待者己久……至以元日尽挞科臣，乖妄更甚矣！
居士曰：如果说此刻朱厚熜打言官是受严嵩怂恿，那么当年在左顺门殴打杨慎等人（事见公元1524年）又是为谁怂恿？弘历帝王思想，对朱厚熜表面批评实则开脱，绝非史家意见。
是时有议招汪直之等，故国祯言“胁从之贼犹可抚，而贼首必不可抚。降一汪直，未必不生一汪直，是赏以劝恶也。”上从之，然犹敕张经等：“剿抚并行，毋误事机。”
居士曰：“贼首”未必不可以招降，东汉有寇恂斩杀皇甫文而逼降“贼首”高峻，南宋有招降水贼邵青之后用之为将，最终邵青在淮西之战中牺牲。即使时人不知此种历史典故，则明代《水浒传》已经通行，完全可以用招降宋江的办法，使他去打方腊，而绝不至于力剿到底不可。
（邬）景和以不谙玄理辞，上不悦，遂罢入直；已而赉在直诸臣，景和犹预焉，景和辞免，且言：“臣愿洗心涤虑，效马革裹尸之报。”上怒其怨讪，出不祥语，黜为民。
居士曰：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邬景和以武将之身以“马革裹尸”为词明显是在表忠心，一如文官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与不祥无关。正如年羹尧将“朝乾夕惕”写为“夕惕朝乾”不过是为了押韵而已，但胤禛却得出了年羹尧对自己“不敬”的结论，自然是君主心思，乱加罪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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