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旧不然灯……明日，侦知辽将欲间行入城观之，允则与同僚伺郊外……且置其所乘驴庑下，使遁去，即辽之南京统军也。后数日，其人得罪。
居士曰：李允则先生的一连串故事证明了外交家必须首先是政治家。辽将观灯，目的显而易见是当间谍。如果李允则当场擒获间谍，的确能产生作用，但如此一来难免双方问责，破坏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辽国气急败坏，或许派出更高明的间谍。而让间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中则显得更为巧妙，一方面间谍最重要的保密，被暴露等于没完成任务，本来就会得到惩罚，另一方面，宋国对他的招待会令辽国对此人产生芥蒂之心。同时揭露间谍的行为会为间谍造成心理震慑，并使辽国理亏，短期内辽国不再敢派间谍到秦州。在不需挑动两国关系的前提下，轻松化解间谍危机，这就叫做讲政治。
（曹璨）晚节颇伤吝啬，物议少之。璨母尝阅其家帑，见积钱数万，召璨谓曰：“汝父履历中外，未尝有此积也，可知不及汝父远矣！”
居士曰：数万的积蓄并不算多，可见曹璨只是没有将自己的工资颁赏给底下的将士，所以被称作吝啬，而绝不是贪污。如果就个人的权益来说，曹璨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但就当时的规矩，一般武将都会将自己的财产分赏给下属，曹璨拒绝这样做，只怕会影响到他和下属的关系。所以他在晚年才偏向“吝啬”，可能就是因为帝国不再需要自己领兵作战，自己也不再想经营自己和下属间的关系，不再想受到潜规则的束缚，因此变得如此决绝。
十二月，丙戌，富州蛮首向光泽表纳疆土。帝曰：“朝廷得之安用！当是其亲族不相容耳。”命转运司察之，果然。
居士曰：一切非谋划性的侵略，或在计划外的国家领土扩张都得依靠邻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所以向光泽纳土称臣必然是因为他的亲族不相容，而这又是北宋帝国扩张的绝好机会。赵恒先生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此事与李继捧纳土事件过于相似，北宋帝国在西夏面前已成惊弓之鸟，因此不再敢卷入外族的权力斗争，以免再出一西夏。
宋真宗天禧四年（庚申，1020年）
壬寅，准入对，具奏谓及利用等交通踪迹，又言：“臣若有罪，当与李迪同坐，不应独被斥。”帝即召迪至前质之。两人论辨良久，帝意不乐，迪再三目准令退……令出外，帝不许。
居士曰：寇准临走还不忘拉一个垫背的，足以证明他与李迪并不是同道中人。李迪对他使眼色的原因，是希望告诉寇准自己同样与丁谓为敌，留在朝中，可以制衡丁谓。
第三十五卷 宋纪三十五
宋真宗天禧四年（庚申，1020年）
自准罢相，继以三黜，帝初不之知。岁馀，帝忽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亦莫敢对。
居士曰：此一段乃是后代无聊史家为赵恒开脱的无稽之谈，赵恒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把寇准贬到偏远之地，怎么可能如此无辜？本月初八，赵恒已能办公，说明他神智已经清醒，却没有想到寇准的事。十月初五，赵恒行将就木，还忘不了为粉饰太平亲临现场，怎么会独独忘了寇准被贬的事情？
宋真宗乾兴元年（壬戌，1022年）
戊辰，贬道州司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宋绶当直，草责词，谓嫌其不切，即用己意改定。诏所称“尝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皇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至沉剧”，皆谓语也。
居士曰：把先皇之死归咎到寇准、李迪身上，确实是杀人不见血的办法。
或语谓曰：“迪若贬死，如士论何？”谓曰：“异日好事书生记事，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
居士曰：断绝权力滥用不能靠严刑峻法，因为有人会拿生命当做与交易的本钱，认为自己即使牺牲生命能够换来无限的权力享受也是值得的。儒家的道德绑架就更不靠谱，丁谓的一席话就揭露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谎言——所以防止权力滥用只能通过限制权力本身。
始，宦官以山陵事多在外，允恭独留不遣，自请于太后，太后不许。允恭泣曰……太后曰：“吾虑汝妄有举动，适为汝累。”允恭泣告不已，乃以为山陵都监。
居士曰：雷允恭因为山陵使是肥差，所以在皇太后面前如此真诚地痛哭流涕，可见他的居心。刘娥明知如此，依然派他去当山陵使本身是个错误。不过也有可能是刘娥将计就计，利用雷允恭的必然贪渎，找出破绽，达到除掉雷允恭和丁谓的目的。
己卯，诏以天书从葬永定陵，用王曾、吕夷简之议也。
居士曰：把天书安放在永定陵是在所有正确处置天书的方式里最为体面的一种。
惟演至河阳，尝请曲赐镇兵特支钱……蔡齐……即劾奏惟演。遂罢赐钱。
居士曰：刘筠是书生中的硬汉，杨亿是朝廷中的名士，钱惟演是贵族中的小人，但在《西昆酬唱集》里他们彼此唱和的诗歌中，一眼望去却看不出这些分别，只有结合他们彼此的经历，才能觉得气量和同样意象表达的情趣如此不同。所以了解诗歌的含义才必须知人论世才行。
总评赵恒：赵恒先生即位之初即遭到帝国连年征战的报应，导致他急于求和，因此有了澶渊之盟。但由于王钦若与寇准相互倾轧，导致这次盟会的意义被瓦解，在赵恒看来由丰功变为屈辱。为了打破这种自卑，赵恒开始疯狂封禅、迷信祥瑞、不理民生。这就难免遭到民众质疑，因此有了思想独裁。同时给了官僚以可乘之机，所以又赵恒又派出了间谍的次方。看上去赵恒是被命运捉弄，陷入了一种可怜的处境。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赵恒自己没有担当，为了证明自己不可怜而努力做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就凭这一点说，他完全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帝国由此陷入窘境，各种死结已经凸显。只是此时距离宋朝建立不过50—60年，五代时期刚刚结束，民心思定，所以没有人对赵恒的暴政进行反抗。并且幸运的是，他的继承人赵祯先生虽然算不上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一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合格的皇帝，他精明且宽松，开放且勤政，为北宋帝国迎来了一线生机。也使赵祯时代（仁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真正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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