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卷 宋纪七十六
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公元1081年）
高遵裕言以环庆兵趋灵州，是日，次南平州……未至而贼已退。
《梦溪笔谈》：元丰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将引兵卒……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阴事甚详……李氏言愈丑，虏人度李终不可得，恐具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
居士曰：全寨正在严守之际，完全不可能允许一个妓女主动觐见主帅。要么是主帅在严守之际仍然把妓女带在身边，要么是因为对方过于强大，自己在军事上无法取胜，就以太后的私生活作为攻讦的对象，找娼妓进行辱骂。无论哪种情形，将军的流氓与无能已经暴露无遗，以这样的人为主将也令宋朝国格尽失。
然（王韶）熙河所奏多欺诞，杀蕃部老弱不可胜数。军以首级为功，韶交亲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仕，韶分属诸将；诸将畜降羌老弱，或杀其首以应命。至是疽发背而卒。
居士曰：“畜降羌老弱，或杀其首以应命”连在一起，使人觉得王韶招降、赡养帝国的老弱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屠杀他们一样。王韶的部下招降、保护帝国的老弱民众是人道主义的行为，杀老弱以冒充军功只是某位或某些部将个人行为。王韶对这些行为是听之任之，还是被部下蒙骗，史籍在这里语焉不详。但凡是王安石擢用的人才，赞成新法或开边、治水的能臣，总被史家们无故栽赃，梁启超化用王士禛的话说这些史家对王安石是“恶其人及其储胥”（《王荆公·荆公之用人及交友》），正是这个意思。王韶交往人员都是楚地的人其实无可厚非，因为军队所需的第一是战斗力、第二是执行力。近代以来颇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如果纵观历史，湘楚一代也是重要的战斗力来源，用楚人可以保证战斗力；王韶又是楚人，在情感上容易接受楚地的兵将，也容易被楚地的兵将接受，所以军队天然具有凝聚力。唯一使人觉得担忧的是地方性的军队构建会引起皇帝的猜忌，但是赵顼并没有猜忌王韶，十分难得。又近来的评史者多延续蔡东藩在《宋史演义》中“北宋无将”的说法，并以为定评。实则小说家言为的只是概括情节，不能当真。北宋的名将自来不乏，除了开国名将之外，曹玮、狄青、种谔父子都是一时之选，而在赵顼的时代更是名将辈出，宦官中的名将有李宪，朝臣中的名将有章惇也、王韶，而且王韶组建了楚军，一如曾国藩的湘军，他虽然去世却留下了一支力量。另有吴安怀在《中国皇帝趣闻录》一书序言中说“北宋无良将，南宋无良相”，亦是不实之词，此事留待后文即南宋专节中再做讨论。
丙辰，诏：“自南北通和以来，国信文字，差集贤院学士苏颂编类。”颂因进对，帝曰：“朝廷与契丹通好岁久，故事、仪式，遗散者多……以类编次为书，使后来得以稽据，非卿不可成。”因令置局于枢密后厅，仍辟官检阅文字。
居士曰：宋神宗下令苏颂编修《与契丹和好以来的往来书信集》，这一举动有两个含义。第一编纂书信集是为了表示与契丹的友好，不北伐、对契丹和平外交是赵顼今后的基本政策。第二，苏颂是提倡与契丹和解的，让他编纂书信集而不是任用他做掌管外交的有关官员，证明帝国的外交体制仍不被这一批人主导。希望和平，但不被求和派绑架是赵顼政府的基本态度。
枢密院言定州牒报北界事，帝曰：“朝廷作事，但取实利，不当徇虚名。如庆历中，辅臣欲禁元昊称乌珠，费岁赐二十万，此乃争虚名而失实利……李璟欲称帝，世宗许之；盖已尽取其淮南地，不系其称帝与否也。”
居士曰：赵顼不同意用钱买兀卒，证明他在外交上十分务实。没有哪一寸土地是靠学术论证、严正声明就能取得的，论证和声名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口舌之争罢了。
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馀家，遂屠之，斩首百馀级，降者十数人，获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军于城东二日，杀所得马牛羊以充食。
居士曰：中原民族和少数民族在战争中的屠杀问题是一笔糊涂账。大汉族主义者们只记得成吉思汗和多尔衮的屠城，没记得王中正也屠城，而且屠杀的是放下武器的民众。
辽道宗太康七年（辛酉，公元1081年）
丁亥，辽主幸驸马都尉萧酬斡第。方饮，宰相梁颍谏曰：“天子不可饮于人臣之家。”辽主即还宫。
居士曰：皇帝可以与群臣饮酒，却不能在大臣家中饮酒，是担心皇帝偶然见到臣子的女眷，起不良之意，失去君臣之仪。但是驸马家的女眷是皇帝的家人，驸马的正妻是皇帝的妹妹或女儿，嫡女是皇帝的外甥女或外孙女，日常都有见面的机会，根本不需避讳在驸马家中的场合。何况与驸马实行家人之礼，也不担心皇帝在酒后产生有失人君身份的举动。很难理解梁颍为什么对耶律洪基进行劝谏。
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公元1081年）
甲辰，枢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馀悉罢。于是大改官制，议者欲废枢密院归兵部，帝曰：“祖宗不欲兵权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居士曰：赵顼懂得赵匡胤兄弟的用心，知道枢密院的设立是为了防范武将专权。但他不知道设立枢密院正是北宋虽有名将却不能扬威域外的原因，也是日后其子孙赵佶、赵构等人的取败之本。
辽南院枢密使耶律仲禧卒。仲禧素党于伊逊，至是以失势而卒。辽主不悟，赐谥钦惠。
居士曰：未必是耶律洪基没有察觉到耶律仲禧的作为，也有可能是耶律仲禧在政治压力来临之际选择自杀，用死亡交换一个“钦惠”的谥号和对家人的保全。
是冬，判河南府文彦博奏疏言……张方平上书言：“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惟陛下哀而察之！”其词盖苏轼所为也。帝颇为感动，迄不能从。至永乐败，果如其言。
居士曰：张方平或苏轼的话并没有错，但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他不能解释的是，既然战争有这么大的坏处，历来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何在？对外战争的意义是什么？扩张领土有什么用？永乐之败应该在用兵时机上加以讨论，而不应该以此为理由否定对外扩张政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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