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宣宗贞祐三年（乙亥，公元1215年）
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嫔，闻尽忠将南奔，皆束装至通玄门……于是金祖宗神御及诸妃嫔皆沦没。尽忠行至中山，谓所亲曰：“若与诸妃偕来，我辈岂得至此！”
居士曰：抹撚尽忠为了保命不得已抛弃那些无辜的嫔妃门是出于自私，我们虽然不以为然，但基于人性的阴暗一面，尚可理解他的行为。但他在脱险之后不但没有心怀愧疚，反而一副唯我英明的嘴脸，完全跌破了人类的底线。
蒙古太祖十年（乙亥，公元1215年）
蒙古主访求辽旧族，得金左右司员外郎耶律楚材，召谓之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父祖尝委贽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蒙古主异其言，处之左右。
居士曰：金帝国内女真民族与契丹民族的矛盾已经积累许久，契丹民族也有复国的愿望。铁木真对耶律楚材谈及辽金世仇，当然是利用这种矛盾占据道德制高点。耶律楚材的回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拒绝承认铁木真的吞金举动是为辽国报仇，契丹民众也不会接受这个理由；二、向铁木真说明，自己的先祖接受女真族的统治便忠于女真，而不会因故国情绪思念辽国；所以如果自己接受蒙古国的统治，也会效忠铁木真，而不再以金国为故国。可谓对答得体。
金宣宗贞祐三年（乙亥，公元1215年）
癸酉，金进士葛城刘炳条便宜十事……金主虽异其言而不能用，以补御史台令史。
居士曰：完颜珣不采用刘炳的意见是因为这些配套意见只能在国家稳定时做改革使用，根本不能应对蒙古来势汹汹。治本当然重要，但是所需时间太久，在帝国命悬一线的时候还首要任务是治标。即应该如何弭平官员矛盾，如术虎高琪和抹撚尽忠之间的矛盾；任用谁为将，从何处出发，用何种战略抵抗蒙古；若获胜，则战后与蒙古国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外交关系；如果失败，应该如何保持实力，如何将战争的损失降到最小；以及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进行努力，尽最大可能争取宋朝到自己一边——但这些刘炳完全没有提到。
宋宁宗嘉定八年（乙亥，公元1215年）
冬，十月，江东计度转运副使真德秀朝辞，言曰：“金自南迁，其势日蹙……今日天下之势，何以异政、宣之时！陛下亦宜以政、宣为鉴。臣观蒙古之在今日，无异昔日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我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因以“五不可为献”……帝不能用。
居士曰：真德秀的意见正确，他和乔行简都是先知先觉的清醒人。对于宋朝来说，最好的就是执行乔行简的办法，重视蒙古的威胁，与金国进行联合。宋和西夏都在走各自在北宋灭亡时期的老路——宋国冀图在北方两国战乱中获取领土，西夏企图对侵略国和解，并从对被侵略国的战争中获取利益——而金国的皇帝从首都撤离与赵构南渡如出一辙，王守信和贾耐儿相当于北宋末年的林灵素与郭京（林灵素事见公元1116年，郭京事见1126年），与北宋应对金帝国入侵时的反应别无二致，所以被高耆年称为“自蹈覆辙”（事见1212年）。蒙古帝国来势汹汹，一旦对金得手，南宋、西夏、大理顺势而下是必然的事情，四国理应联合起来共抗蒙古，一如战国群雄合纵抗秦——战国时期的合纵虽然没有成功，但各国之间确有此种意愿，而十三世纪的四国却连合作的意愿也没有，各自为政，等待以卵击石的灭亡。
蒙古太祖十一年（丙子，公元1216年）
富鲜万努降于蒙古，而以其子迪格入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
居士曰：在中国历史上，东夏国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帝国，从本年开始建国。传统认为东夏国实在1233年由蒙古大汗窝阔台派皇子贵由灭亡，但据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的考证，认为东夏国在1233年至忽必烈至元末年（忽必烈的至元最后一年是1294年）的《高丽史》（郑麟趾撰）出现二十次，子孙世袭王位，其地位如蒙古国的藩国一般。公元1686年发现东夏国的“大同”年款（同为“大同”，但年份有别）的官印，证明其有独立年号。并与高丽往来，有别名“东真”、“大真”，《元史》和《高丽史》提及东夏国时，也时常出现“贵国”、“东夏万奴国”的说法。有学者认为富鲜万奴的后人不过是在东夏国的故土上代为总管，但实际上大理帝国段氏家族的后人在云南代理总管时既要有皇亲作为云南王或封疆大吏作为监管，又不准许拥有自己的年号，更不可能作为独立国家与周边进行合理外交，而只是作为蒙古帝国进攻缅甸等地的打手和战略上的缓冲区而已，完全不像东夏国一样独立。所以其当为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只是富鲜万奴被俘后他的族人怎样复国，限于史料我们无法理清；而1287年后东夏国的史料不再出现，应于此前后灭国，其灭国的缘故我们也无从知道罢了。
宋宁宗嘉定十年（丁丑，公元1217年）
魏了翁以状言：“闻谥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惩恶，节惠而尊名也……望申饬有司，速加考订，俾隆名美谥，早有以风厉四方，示学士大夫趋向之的也。”
居士曰：魏了翁完全是书生之见。就以秦桧为例，秦桧去世的时候正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政策没有被否定，朝廷内部都是秦桧的党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派系上，都只得给他谥号为忠献，而不会像韩侂胄一样给他谥号为缪丑。所以谥号作为一种奖惩，代表当时的舆论，并不是一种公正的评价。应该反思的是如何改变这一制度，而不是向帝王空谈教化。
金宣宗兴定元年（丁丑，公元1217年）
初，金有王世安者，献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为淮南招抚使，遂有侵宋之谋。至是命乌库哩庆寿、完颜萨布帅师南侵，遂渡淮。
居士曰：完颜珣听从王世安的话进攻宋朝，无非是将蒙金战争的消耗转嫁给南宋，希望通过战备掠夺补偿从蒙古帝国那里失去的损失。但这种补偿必然经过战争，无论其规模如何，总是宋金两国的彼此内耗，不如通过外交手段，达成战略统一，完成两国的资源对接，以零消耗的模式迎战蒙古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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