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建安十七年，曹操在他的权臣之路上再进一步，“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作为人臣，曹操所享有的尊贵与荣耀已至极限。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曹操必须为自己打点出一条后路。
同年，帝国的行政区划作了一次微妙的局部调整：“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瘿陶、曲周、南和、广平、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魏郡由原十五城增至三十城，足足扩充一倍有余。自此魏郡可谓天下郡国之冠。
翌年，曹操又对帝国的行政区划大动手术，并原十四州为古九州。改革的重点放在冀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钜鹿、河间、清河、博陵、常山、赵国、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党、西河、定襄、雁门、云中、五原、朔方、河东、河内、涿郡、渔阳、广阳、右北平、上谷、代郡、辽东、辽东属国、辽西、玄菟、乐浪，凡三十二郡。”冀州疆域在原有的基础上，并入了原幽州、并州的全部，司隶州、兖州、青州的一部分，成为天下第一大州，其面积大致相当于日后曹魏帝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且为帝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这些调整并非无因，它们的幕后用意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明晰。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日，曹操进位为魏公，汉献帝下诏：“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同时还让曹操“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锡，其敬听朕命。”进位为公，意味着曹操正式在东汉帝国内部分茅裂土，建立自己的国家（诸侯国）社稷。而以十郡之地封建诸侯，这样巨大的规模则是两汉自文帝而下绝无仅有之事。
至此，曹操同时拥有了丞相、冀州牧、魏公三大头衔。这些头衔无一虚职。形象地说，这三个职衔将整个东汉帝国按照受曹操控制程度的高低分裂为三个不同的层次，而且这三个层次是一种同心圆的结构。
处在最中心的是曹操以魏公身份拥有的魏国。这是属于曹操个人的私有财产。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曹操都拥有绝对的统治权。魏国的中心是魏郡，这正是曹操在建安十七年扩充魏郡的原因所在。魏郡的中心是邺城。邺城既是魏国的中心，也是整个帝国的重心，是同心圆们共有的圆心。
稍外围一些的是曹操以冀州牧身份领有的庞大无比的冀州。在这里，除了冀州名义上属于汉献帝，汉献帝名义上拥有自主更换冀州牧的权利之外，其余一切也全部处于曹操的控制之下。州内一切事务如赋税、行政、军事等等全部操纵在曹操手中。建安十八年冀州的扩充自然与曹操冀州牧的身份有关。
处在最外围的是汉献帝在名义上领有，曹操以丞相的身份拥有实际执政权的东汉帝国。尽管曹操把持着帝国的主要权柄，但他仍然不得不让汉献帝保持一整套理论上独立于自己之外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和魏国内的臣子、冀州牧幕府中的幕僚有所不同，这些行政系统中的官员们不能以曹操的名义直接任命，他们在责任范围内也不对曹操负责。他们在身份和地位上，是曹操的同事。正基于此，这些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成了诸多反对曹操的拥汉派士人们活动的温床。
这三个控制程度不一的同心圆构成了曹操架空东汉帝国，维持自己的权臣统治的骨架。从邺城出发，以魏郡为中心，曹操强悍的统治力穿透魏国，逾越冀州，进而辐射到了整个东汉帝国。建安十八年的五月丙申日，实际上是曹操的公司借东汉帝国之壳上市的大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所谓的曹魏集团正式成型了。
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曹操可以将自己的继承人问题光明正大地拿到朝堂之上来讨论了。
——丞相也好，冀州牧也好，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都不是曹操的私有财产，不具备可继承性。唯有建立国家，拥有社稷之后，才可谈及储嗣问题。
五、
曹操的立嗣标准，是“诸儿中最可定大事者”。所谓的“大事”，就近事而言，不外乎两件：一是统一宇内；二是篡代汉室。
年近六十的曹操（建安十八年，曹操五十八岁）虽然英雄一世，也自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对于在有生之年消灭孙、刘，统一全国，曹操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强烈地寄希望于自己的后继者，希望他们能够完成自己这一未竟的事业。再者，曹操早年在和自己的反对派们打舆论战的时候，曾面向帝国所有民众，明确申明和保证自己无篡汉自立之意（《让县述志令》）。但曹操也明白，权臣做到他这个地步，已经不再可能全身而退，唯一的出路就是另立新朝。这是关系到自己整个家族和诸多自己的追随者们生死攸关的问题。曹操的公开保证让他无法篡汉自立，但他希望自己的继承者能够做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正是对此事的赤裸裸的暗示。
就远事而言，曹操眼里的“大事”还应当包括建设一个繁荣鼎盛的新王朝这一重任。曹操希望他的继承人具备完成这一重任的能力。故而他才会如此惋惜明哲仁厚的曹冲的去世，为之哀痛不已。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思和标准，曹操开始了他对曹丕、曹植二人的全面考察。
第一次考察来得很快。在自己做出决断之前，曹操希望先听听自己的心腹幕僚和臣子们的意见。
“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
这是建安十八年魏国初建时的事情。刚刚建国，就第一时间将考察储嗣人选的事情提上日程，可见曹操对自己的储嗣问题的迫切之情。这种迫切当然是曹操自己的年龄过高所导致的。迫切之余，曹操也深知历代储嗣之争带来的教训和危害，轻则骨肉相残，兄弟、父子反目，如汉武帝；重则身死国灭，为他人笑，如袁绍父子。所以曹操希望的是在当事人曹丕和曹植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了结此事，故而以“密函”相访于外。
识趣之人接到曹操的“密函”，自然应当对其中的暗示心领神会，同样也用“密函”的形式予以回复。如此即可保证事不外泄。丕、植二人蒙在鼓中，自然也就不会有任何轰轰烈烈的储嗣之争了。
曹操所访的，都是自己的心腹智谋之士，理当领会得到曹操以“密函”相访的良苦用心。但是，不识情趣者仍有其人：“唯（崔）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
“露板”者，意谓崔琰的回复毫无遮掩、全不避忌，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曹操讨论储嗣问题。崔琰的这种行为是死读书的汉儒们的一种通病。君子无隐，君子明人不做暗事。做一名无隐的君子，是很多儒者的人生理想的制高点。君子于私无隐，于公亦无隐。更何况，在崔琰看来，自己支持曹丕的立场完全符合《春秋》之中的储嗣之义的不易“真理”，自然更加没有“隐”的必要了。换个角度来看，崔琰这种“无隐”的行为实际上属于一种精神洁癖、精神自私。他在个人品行上的修养的这点自私将曹操竭力掩藏的储嗣之争完全暴露了。
崔琰的兄长之女是曹植的老婆，然而崔琰却转而依据《春秋》正义支持曹丕，所以曹操“贵其公亮，喟然叹息”。但是，沉浸在个人道德养成的精神愉悦中的崔琰显然没有听出曹操那缕隐藏在赞叹声中的若有若无、飘忽不定的愤怒与杀机。
三年之后，建安二十一年，也就是曹丕最终被册立为魏王太子的前夕，崔琰被曹操下旨赐死。时人不解其意，咸为之冤痛。
六、
曹操有意在丕、植之间择嗣的意向明朗化、公开化之后，为了捍卫自己嫡长子应有的权利，权力欲望极强的曹丕开始行动了。
（1）拉拢朝中重臣。
荀攸和贾诩是曹操极为倚重的谋臣。曹操曾经如此称赞荀攸：“公达（荀攸）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有一次荀攸生病，曹丕前去探视，“独拜床下”，深见尊异。曹丕又刻意结纳贾诩，向他询问“自固之术”。贾诩献计：“原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
相国钟繇。“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釜，为之铭曰：‘ 於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寮师师，楷兹度矩。’”如此肉麻地盛赞钟繇的藩辅之功。
侍中（秘书）陈群。“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
东曹掾毛玠深得曹操信重，“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
如此之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曹丕这些在重臣们中间不遗余力的活动，效果是很明显的。如贾诩以袁绍为喻力劝曹操不要破坏嫡长子制度；桓阶盛赞曹丕“仁冠群子，名昭海内，仁圣达节，天下莫不闻”，并表示“而大王甫以植而问臣，臣诚惑之”；毛玠则密谏曹操：“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这些重臣们的意见在曹操择嗣的天平上的砝码是很有分量的。
（2）吹曹操的枕边风。
曹操身上最大的毛病莫过于好色。这个毛病带给曹操的教训实在不少，曹昂之死、关羽之逃都和女人有关。知父莫若子，曹丕很熟悉他们家老爷子的这个弱点，所以自然而然地对症下药。
“（曹）干母有宠于太祖。及文帝为嗣，干母有功。”
曹干年五岁而曹操去世，故其生年为建安二十年，是年曹操六十岁，可见曹干之母是曹操晚年极为宠爱的夫人。加上老来得子，更添欢喜。所以曹干之母替曹丕吹的枕边风理当十分奏效。
为报答曹干之母吹风之功，曹丕临终之际，立下遗诏，令魏明帝曹睿善加恩护曹干。
（3）化文学为政治。
三曹文章，建安风骨。曹丕亦同乃父曹操，其弟曹植一样，以文学见长。其所撰《典论》中如今仅存的一篇《论文》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却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曹丕致力于文学恐怕是醉翁之意，别有目的，并非纯为文学而文学。
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下设五官将文学一职，用来网罗人才。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应瑒等均出仕过五官将文学一职。借助此职，曹丕聚拢了大批文人墨客。表面上是谈诗作赋，实际上是在借文学之名，行政治之实。
除了竭力打造带有政治目的的文学沙龙之外，曹丕“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馀篇，号曰《皇览》”。这些大规模的个人写作和集体编撰活动同样也服从于政治目的。
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曹丕在《典论》中所写的《自叙》就可以得到切实的感受。在这篇仅千余字的《自叙》中，曹丕将自己的吹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试看：
“六岁而知射”；
“八岁而能骑射”；
“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
……
为了充分塑造出自己武艺高强的形象，除了如上所引自说自话大讲自己如何如何之外，曹丕还有些恬不知耻地进行举例说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曹昂之所以遇害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了曹操，并非骑术不济。曹丕以兄长之死反衬自己的骑术高超，实在让人作呕（曹丕此文通篇如此，原文过长，不再引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仔细读一读，或有遏制食欲瘦身减肥之效亦未可知）。
除了长篇大论自己的武勇之外，曹丕也不忘了吹嘘吹嘘自己的文化造诣：“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俨然博学鸿儒的气派。
如果我们相信《自叙》中的描绘，则曹丕实乃千古罕见的奇才异士，文武双全。实际上，这篇《自叙》是我所见过的自我介绍中最为肉麻的一篇。作者如此不厌其烦厚着脸皮大谈特谈自己的多才多艺，实为罕见。
作为《典论》中的一篇小小的《自叙》，仅从文学角度来看，曹丕如此自吹自擂实在完全不必，反而令人倒胃。
事实是：《典论》并非出于文学目的而撰写的。它的流播范围很广，据胡冲《吴历》记载，连远在江东的孙权和张昭也收到了曹丕寄给他们的《典论》及诗赋，据此可以想见，在曹丕的运作之下，《典论》在曹魏集团内的流播状况之盛。
只能如此解释：曹丕旨在借《典论》来塑造自己文武全才的形象，增强自己在曹魏集团内的影响力，为自己和曹植之间的储嗣之争增加砝码。所以他才需要那么一篇肉麻的《自叙》。
《皇览》的编撰也别有用心。顾名思义，这部书是提供给统治者（皇）阅览的。所以其中涵盖的不外乎儒家正统的治国安民的思想。这正好迎合了曹操希望自己的继任者深谙治国安民之术，继往开来，建立一个繁荣鼎盛的新帝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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