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篇（十二）孝文帝改革（上）

孝文帝改革（上）

  北魏孝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帝，我记得小学的历史书上都介绍过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是他的改革是从他的奶奶冯太后开始的。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太和改制”。由于旧史的记载，人们往往在习惯上把这一功劳归于孝文帝，甚至径直称为“孝文帝改革”，而忽视了冯太后的实际作用。其实，在太和十四年（490年）之前，冯太后一直临朝听政，作为北魏的实际执政者，她是“太和改制”真正的主持人。翻开史籍，冯太后勇于改革的蓬勃英姿便会展现在后世读者面前。这一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正说明冯太后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自从拓跋珪开国，北魏政权各级官吏皆无俸禄，平日都要依赖贪污、掠夺和皇帝随意性的班赏来获取财富。这在北魏初建之时，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采取这种方式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当北魏政权逐渐在中原地区确立统治地位，这种以掠夺为主的财富分配方式日益给北魏政治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战事的减少，战时掠夺的机会有限，各级官吏为了满足私欲，便毫无顾忌地盘剥、搜刮民脂民膏，从而导致北魏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统治的危机。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从文成帝时就曾数次下诏禁贪，献文帝时也作了严格规定，并有人提出了给官吏班禄的建议，可惜并未能实施。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两汉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之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此法的实施，对普通百姓虽有“一时之烦”，但终能得到“永逸之益”。由此引起了以淮南王拓跋他为代表的鲜卑贵族的反对，他奏求停行班禄，依旧断禄。冯太后召令群臣讨论。中书监高闾奉表驳论说：“天之大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故车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君班其俸，臣受其禄，自尧舜以来斯道未改。二圣（冯太后与孝文帝）稽准旧式典章，行班禄俸，苛慝不生，上下无怨，止贪残之心，劝竭效为国之诚。若不班禄，则贪利者肆其奸情，清正者不能自保，这简单的道理，灼然可知，如何令行一朝便欲去俸？淮南王之议，不亦谬乎！”高闾的话不仅代表了当时一批具有远见的官僚的意见，而且也符合冯太后的心思。于是，冯太后下诏依从高闾所议，仍旧实行班禄。为了切实贯彻俸禄制，冯太后还派使者分巡各地，纠举食禄之外犯赃者。太和八年九月间，孝文帝的舅舅，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贪暴无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员坐赃处死者四十余人。经此整饬，北魏吏治大有改观，贪赃受贿者也大有收敛。班禄的实施，为冯太后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次年十月，冯太后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下，颁布了“均田令”，从而开始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均田令”是指国家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定时、按人口分授给农民。均田制度使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无居者和荫附于豪强名下的佃客也摆脱了束缚，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从而增加了国家控制的劳动人口和征税对象，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制度，使北魏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的经济结构过渡，同时为经济结构的灵活运转补充了新鲜血液。均田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转向接受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这一制度历经北齐、北周，到隋唐约三百年，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奠定了后来隋唐社会的经济基础。显然，冯太后主持推行的均田制，既对北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自西晋灭亡后，居于北方的豪强世家多聚族而居，设坞壁自保，自给自足。北魏建立后，任命坞主（豪强地主）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宗主督护制。在这一制度之下，户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征收户调时，只能依据户籍上登记的户口，但实际上往往三五十家为一户，千人百口共为一籍，而当时实行的九品混通法，是把一家一户的自耕农民同这种实际上有众多荫附人口的宗主户等量齐观的。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国家赋役征发在数额、轻重方面的不均，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把豪强隐匿的劳动人口编入国家户籍，既增加政府编户，又抑制豪强势力，大臣李冲提出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三长制”即按照汉族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层机构，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合谓三长，由本乡能办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负责检查户口，催征赋役，管理生产，维护治安。任三长者，可优复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冯太后见到李冲的奏疏，赞不绝口，便召集公卿讨论。中书令郑义、秘书令高祐等人提出反对，认为此事实难推行，郑义还以退为进，对冯太后说：“太后倘若不信，就只管试行，事败之后，当知臣等所言不谬。”著作郎傅思益更是危言耸听：“若改行此法，恐生扰乱，三长之制，不可执行。”太尉拓跋丕却极力赞同，他说：“太后陛下，臣以为此法若行，公私皆可受益。”另有大臣提出，此时正当农忙季节，猝然改制，新旧未分，恐百姓因生劳怨，不如过了秋收，到冬闲时节再慢慢动手为宜。李冲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说：“眼下改制，正可使百姓亲受其益，使他们明白改制的目的，这正是推行新制的大好时机。”冯太后见众人莫衷一是，意见很难统一，便将手一挥，止住了众人的争论。她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大殿上的群臣，斩钉截铁地宣布：“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庇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如此看来，又有何不可？”群臣见她已是胸有成竹，就连那些持有异议者也都闭口缄默、俯首听命了。在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李冲的建议得以付诸实施。这样，北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基层组织，既便利清查荫附户口，又确定了课征赋税的统一准则，防止那些企图逃避赋役者再钻空子，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冯太后采取的这些重大改革措施，对于促进北魏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过渡，即封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为了使鲜卑族逐渐适应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礼仪制度，冯太后大兴教育，尊崇儒法，禁断卜筮、谶纬之学，从而开始了鲜卑族的汉化过程。这一点，又为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大规模的汉化措施打下了基础，清除了障碍。冯太后在进行全面改革的实践中，并没有把孝文帝排斥在外，相反，她倒是尽可能让他参与，以便使孝文帝得到锻炼。正是由于冯太后的悉心培养，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来，而且能够继承冯太后的改革事业，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这恰恰也是冯太后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成功之处。

    孝文帝拓跋宏，也的确是位聪明睿智的可堪造就之材。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孝文帝还只有4岁的时候，他就能为患痈疮的父皇献文帝吮吸脓血，以减轻父亲的病痛。他5岁接受父皇禅位，小小年纪竟悲痛不已，献文帝不知所以，他却言道：“我接替至亲，内心的悲切无法表达。我心中是不愿见到父皇离去呀！”冯太后感觉孝文帝过于聪慧，担心日后对自己不利，便想要废掉他。冯太后甚至曾经在寒冬腊月北风呼号之时，把只穿单衣的孝文帝关到一间小屋里，三天没给饭吃。多亏了拓跋丕、穆泰和李冲等朝廷重臣的劝阻，她才改变了主意。后来，有宦官对冯太后搬弄是非，谮说孝文帝的坏话，冯太后盛怒之下，又把他痛打了一顿。孝文帝默然接受，并不自明申辩。他对祖母太皇太后，没有丝毫的怨言与不满。也许是冯太后被孝文帝的态度感化了，也许是从未生养的冯太后对自己亲自抚养长大的孝文帝动了恻隐之心，此后她对孝文帝再也没有动过火气，而是以一个慈祥的祖母的身份培养、训导这位雅有至性的皇孙。同样，孝文帝也逐渐感到祖母皇太后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并且也为她临朝时那钢铁般的性格和无所畏惧的气度所威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与仰赖。正因如此，孝文帝逐渐成为冯太后得意的事业继承人。

   由于冯太后的亲自教育与监督，孝文帝手不释卷，刻苦读书，日复一日，孜孜以求，不仅对儒家经典的精奥谙熟于心，而且史传百家，也无不涉猎，成了一位颇有才学的皇帝。据说他的诗赋文章皆即兴而作，立笔而就，即使有时因事情紧急，骑在马上口授章草，待其勒定成稿也不改一字，有大手笔之风度。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初一，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从这年开始，冯太后有意让他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有关的诏敕册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起草。当然，孝文帝的行动并没有超越冯太后允许的界限，所谓“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不自言”，从不过多发表意见，更谈不上大事参决。此时的孝文帝还不可能摆脱冯太后而独当一面。冯太后看着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亲自作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他学习的指南和行为准则，从思想上向他灌输治理天下的原则，以使他更加符合自己的要求。同时，冯太后还特别注意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地对孝文帝进行教育和示范。

冯太后在生活上十分注意厉行节约。临朝之初，她就下令取消了鹰师曹，禁止各地上贡鹰之类的伤生鸷鸟。平日穿戴，皆是些缦缯（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没有锦绣华丽的装饰。至于膳食，她临朝以后，也改变了原来宫廷之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平日，她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使原来的食谱减少了十分之八九，杜绝了奢侈、铺张。在冯太后的表率之下，孝文帝也养成了节俭朴素的性格，平日穿着打扮多是浣濯之衣，坐骑的鞍辔是铁木做的，并无金雕玉镂。对此，冯太后极表赞赏。除了平日听政、临朝，冯太后还经常外出巡视。每到这时，她一般都将孝文帝带在身边，以便让他随时随地得到磨炼。

冯太后在政治上无疑是个铁腕人物，但她在日常琐事上却表现得仁慈和善。有一次，她身体不舒服，服用庵闾子（一种中草药），主事的厨子却稀里糊涂地端上一碗米粥，由于粗心，他居然没有发现粥中竟有一支数寸长的蝘蜓（类似壁虎的爬行动物，俗称石龙子）。冯太后正要张嘴吃时，用汤匙轻轻一搅挑了出来。在一旁奉侍太后的孝文帝见此情状，很是恼火，狠狠地将那厨子大骂了一通，并准备处以严刑。冯太后却笑着摆摆手，把早已吓得体如筛糠的厨子释放了。孝文帝对此感触很深，很多年后，他也没有忘记。

到他亲政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一次是厨师在进食时不慎将热汤撒了，烫伤了孝文帝的手；另一次是他在吃饭时，也发现碗中有飞虫之类的东西。孝文帝既没有对厨师发火，也没有怪罪于人，只是和冯太后当年一样，一笑了之。

冯太后在孝文帝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也赢得了孝文帝对她的格外孝敬。有一次，冯太后带孝文帝和群臣百官、蕃国使者、诸方渠帅行幸方山，在灵泉池大摆酒筵，冯太后令众人各自表演当地舞乐以助酒兴。孝文帝在酒筵前翩翩起舞，群臣见状也纷纷起身，举杯为冯太后上寿。冯太后见状，心中大乐，情不自禁地随着节拍作歌，孝文帝亦随之放开歌喉相和，并向冯太后再拜上寿。一时间，酒筵之上，歌舞四起，与太后和歌高唱者达九十余人，一派祥和、欢快的气氛。

   冯太后不仅在政治上全力培养孝文帝，而且也非常关心他的婚姻和日常 生活。也许是出于使冯氏家族世代贵宠的私心，或许是她不放心让别人家的女儿来到宫里，冯太后特意把同胞长兄冯熙的三个女儿纳入宫里。后来，孝文帝先后将两女立为皇后——史书上一称冯废后，一称冯幽后。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49岁的冯太后死于平城皇宫的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后。她临终时，曾降遗旨，并书之金册，安排了自己的后事。遗旨说：她死后，逾月即行安葬。山陵之制，务行俭约，其幽房设施、棺椁修造，不必劳费。陵内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冯太后的死，使孝文帝痛不欲生，五日内他滴水未进，毁慕哀悼。对太后的陵墓规格，尽管高闾、游明根等鸿儒重臣多方要求按太后金册遗旨办，孝文帝仍坚持将坟陵拓宽六十步，实际上这是对国君的葬礼规格。

  当年十月，冯太后被安葬在自己生前选定的墓地——方山永固陵（今山西平阳北），没有和文成帝合葬。孝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谨，在永固陵东北约一里处，为自己营造了寿宫，准备死后也埋葬在这里，永伴抚养自己成长的祖母太皇太后，以体慰她阴间的孤独。后因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这使“太和改制”再奏高歌，将洛阳瀍水以西的北邙阪作了皇家的陵寝之地，方山虚宫后来仅号为“万年堂”。尽管如此，改革大业后继有人，并能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扬光大，已足以使冯氏瞑目黄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