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大会3》轰轰烈烈落下帷幕。
选手盘踞热搜榜单，上遍各大人物报道。
火，实火。
非完全统计
而杨笠与储殷对战，无疑是这把火中烧得最旺的那根柴。
起因于杨笠在台上说的那句：
“为什么（男人）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
迅速爆红。
教授储殷（曾参加《奇葩说》）急了，发了条抖音：
“你真的以为你（杨笠）是小公主，没有公主命，只有公主病。”
两人隔空互怼👇
群众自觉站队，营销号出动。
阴阳怪气的刻薄话迅速占领高地。
用语更简短，旗帜更鲜明，观点更煽动。
以文字伤人如以刺刀见血。
这道题最终走向了男女对立的论调。
回看目的，谁都不想说服异见，而是抹杀异见。
我无意于裁判谁对谁错。
我更困惑的是：
大家为什么都不好好说话了？
全是定论，讨论到底去哪了？
你发现没，脱口秀爆火，吐槽秀当道，舆论场陷入绝境。
相伴的，原本最具传播力、最应该承载讨论价值的“谈话节目”却式微衰落。
我试着从这找找答案。
>>>>有话好说
《奇葩说》最火爆的时候，许知远采访马东。
三年后，两人的对话，仍值得反复咀嚼。
当然这不仅因为，马东用95:5的比例消解严肃并热烈拥抱娱乐时代的到来：
“这世界上大约只有5%的人有愿望积累知识、了解过去，那95%的人就是在活着。”
还在于，许知远提及《有话好说》为什么停播时，马东的悲戚一笑：
“做了同性恋话题。”
很多人不知道，在《奇葩说》《乐队的夏天》之前，马东曾做过中国最早的谈话节目之一——
《有话好说》。
1998年，马东正值而立之年，单枪匹马入职湖南台，白手起家做了这档节目。
尚揣理想，满腔抱负。
下到民生，上到制度，小到家庭鸡毛，大到权力结构，什么都敢聊。
《有话好说》的话题有多“野”？
买凶杀人的政法委书记、身患艾滋病的儿童，武钢舞弊事件......
件件都是时代的划痕、社会的阵痛。
有一期拍摄北京打工子弟小学，镜头下脏乱差的环境一览无余。
“人家说我们胆子真大，都做到皇城根脚下了。”
马东也“不屑”圆滑。
有次节目，他直接问一位著名的股评专家，是不是谁给钱就给谁说话？
这么“虎”的马东，今日难寻踪迹。
《有话好说》的第一期节目，《一个女婴和他的九个父亲》。
真实事件，湘西溆浦一个被扔在镇公所的弃婴被9个结拜的社会青年收养。
话题越聊越深，涉及福利院制度、外国人领养弃婴手续......
这期给《有话好说》定了调。
话题见报
为什么聊这些？
马东的回答：
这种话题往往会帮你去更深地看到这个社会的基层的毛细血管里面的那些细微像素，是你不能理解的困境。
你完全可以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说坚决不能这样，但是并不解决问题。
在那种细微处，没有对错，也没有价值观，或者说所谓的道德优越感是没用的。
不以是非对错论时事，仍心存对人性罅隙的共情。
如今才知难得。
2000年，《有话好说》做到第75期节目，《走近同性恋》。
嘉宾有李银河、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画家石头。
后两人是第一次公开亮相袒露自己的同性取向。
马东提到许多尖锐问题：有没有同性恋后天被治疗为异性恋？同性恋与艾滋病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有没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
三位嘉宾就专业知识及自身经历一一解答。
台下观众各抒己见。
有人反感：“同性恋是件非常恶心的事，有悖于传统道德。”
有人支持：“同性恋不是洪水猛兽。”
有人担忧：“这期节目播出后，大家会不会都同性恋去了。”
20年前的节目，众多意见，同处一堂，没遮没掩，就值得书上一笔。
那期节目结尾，马东讲：
“筹备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你们什么东西不好谈啊，谈同性恋。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健康和开放的社会里面，不应该有任何事情，它明明客观存在，大家都对它视而不见。”
这期之后，《有话好说》停播，猝不及防，得知消息后的马东抱着同事大哭。
为了选题，马东曾跟台长争，跟制片人吵。
“我们愣头青一样，就猛地往前冲，根本没意识到湖南台只是个地方台。”
那段时期后，湖南台确定“娱乐立台”的宗旨。
多年后，马东对许知远说：
“本质上咱俩是一样的，就你表现为愤怒，我表现为悲凉。悲凉就是无从反抗。”
他缴械投降。
当年，《有话好说》视央视的《实话实说》为标杆和竞争对象。
两者比报道速度、比访谈深度。
《有话好说》停播后的第二年，《实话实说》失去了它的灵魂人物，自此一蹶不振。
盘不活，又拖了七年，《实话实说》正式告别观众。
这个灵魂人物便是崔永元。
>>>>实话实说
1996年，《实话实说》开播，是中国第一档谈话类节目。
每周日早上7点20播出，老百姓懒觉也不睡了，贡献出62%的收视奇迹。
录制现场，演播厅不大，观众围坐，乐队配乐。
再加一位笑起来像哭的主持人。
鬼畜先驱
谈及节目制作初衷，制片人陈虻说：
“选择主持人访谈这一节目形式，最根本的冲动就是要实现尊重人的主张，而尊重人的基本标志就是让人说话。”
让人说话，就得让人说实话。
录制前不彩排，不走场，只确定主题。
聊的内容，天南海北不忌，尺度范围不限。
有批判假球黑哨的《回首马赛假球事件》，也有放今日仍有参考意义的《盗版怎么反》，还有北京房价飙升时的《房子啊房子》......
当年节目的一些议题
如今歌词中逢“烟”字必打码，那时却用了整期讨论中国的三亿烟民。
老烟民侯耀文也在。
小崔调侃他敢不敢给父亲侯宝林递烟。
“后期敢了，他年纪大了，我也成年了”，侯耀文太幽默了。
还有一期聊赌博，赌徒、民警共坐一堂。
民警谈如何布控部署，赌徒谈如何躲避搜查。
这才叫实话实说。
最经典的，《实话实说》做的第一期节目，《王海打假》。
王海，职业打假人。
他在北京各大商场购买假货，再依据法律索赔，获加倍赔偿5万余元。
是刁民？还是英雄？
专家百姓，现场争论，好不热闹。
中间戴墨镜的是王海
有律师认为“职业打假”扰乱社会秩序。
社科院研究员樊刚则反驳：
“大公无私、诚实信用、公正等，是对你们法庭、法官、执法部门的要求，现在消费者面对的是不讲实话的假冒伪劣商品，你为什么要求消费者每个人都是圣人？”
争到后来，有人进一步剑指制度：
“这正揭示了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不健全，存在着一些可以打擦边球的空子，存在一些漏洞。任何一个制度都是在这种冲突中逐步完善的。”
敢讲。
但《实话实说》仍没长寿。
题材受限，百家争鸣的议题少了，成了个人分享故事大会。
2002年，崔永元离开。
2009年，《实话实说》停播。
最早一批的谈话节目，只剩《锵锵三人行》这一棵独苗。
>>>>三人成行
有件趣事。
2015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获奖，编剧刘和平发表获奖感言时特意感谢《锵锵三人行》。
就因这节目讲了三期这部剧，尽管讲的并非全是好话。
虽有批评，但言辞诚恳，刘和平不觉这是冒犯，反而感激。
窦文涛自言其怂，有人嫌他中庸。
但你仔细去品，窦文涛比谁都犀利通透。
郭敬明去《锵锵三人行》宣传电影。
窦文涛问：“这个书里涉嫌抄袭（《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判抄袭《圈里圈外》）这个事，这个咱们也没法回避……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到了今天你自己怎么想？”
郭敬明直打太极。
窦文涛抓到漏洞：“就你不承认当年法律的这个判决事实？”
郭敬明慌了：“我觉得，你能不能要聊太多......太久了...... 窦老师。”
看窦文涛还问什么：
怎么看《小时代》销量超《红楼梦》？怎么看作家的自我营销？
郭敬明招架不住，长篇大论。
坐在一旁的许子东直说：“现在的年轻人厉害。”
他暗指的，是郭敬明的回答非常政治正确，却避重点而不谈。
一出好戏。
《锵锵三人行》还具有先锋性。
2007年，王朔上节目谈及审查与举报。
有次写剧本，非得往正能量上靠，王朔给撂了。
他的看法：“虚伪的道德特别讨厌，我不伺候你。”
对于以“怕观众学坏”名义的举报，王朔则说：“生活比戏牛逼，谁他妈跟你学啊”。
太多太多，他敢说，我不敢写。
《锵锵三人行》还关注个体命运。
纪录片《算命》的主人公唐小雁。
十七岁被人强奸，被人用土枪堵在门口，当过“老鸨”，开过窑矿厂，现在成了制片人。
一身匪气，半生传奇。
传统意义上，这是个反面人物。
《算命》唐小雁
窦文涛问她：“有人拿刀逼着你，跟你上床？”
小雁回得毫不犹豫：“必须上啊，还得伺候他，等他走了，才敢害怕。在我这里，人命更重要，处女才卖多少钱，6000块一次。”
一个敢问，一个敢答。
一个敢上，一个敢播。
窦文涛极少下定论，开个口子，拓个角度，侃着聊着，方向在哪未知，目的为何不确定。
《新周刊》评价《锵锵三人行》：
“不反智、不反信息量、不反世界观，不反动。所以它是世俗的智慧，是通透的结果。”
2017年，节目停播。
也幸亏，它停了。
再通透的节目，也难逃舆论屠戮。
>>>>谈话走向何处
能想到，今日若《锵锵三人行》仍在，会被吐多少唾沫。
比如，窦文涛曾问俞飞鸿，你为何一直单身到现在？
比如，几人曾坐在一起讨论更换国籍是否爱国？
前一个问题会被批油腻冒犯；
后一个问题会被揣测为恨国。
偶有不慎，窦文涛、梁文道等人也会被扣以“公知”之名。
学者刘瑜在谈到为什么到处都是极端观点时曾说：
“极端太有诱惑力了，它的确定性、以及确定性带来的自信，它的简单，以及简单带来的省心，它的易辨识，以及因辨识度迅速集结的情感群体，真的太有诱惑力了。”
我们追问讨论为什么消失了？
不可否认，能谈能说的范围不断紧缩。
众人开始在“男女关系”“爱不爱国”上打转。
在不断紧缩的舆论场互相攻击、推搡、叫嚷。
理性的声音被边缘化，谈话节目变得越来越安全。
别谈时事，别聊民生，找个明星来诉苦就是了。
少说真话，多点圆滑。
这样便没有疏漏，恰当又得体。
好过审，好讨巧，又不易惹身腥臊。
20年前，《新周刊》曾将《有话好说》《实话实说》《锵锵三人行》评为“谈话节目的三驾马车”。
这正代表谈话应具有的三种品质：
有话好说，是谦。
实话实说，是诚。
三人成行，是论。
这三种品质，不正是公共讨论所必需的？
今日讨论环境至此。
这当然不是杨笠的错，也不是储殷的错，更不是脱口秀大会的错。
错在谁呢？
我心惊胆战地加上一个“我”。
刘瑜讲：“宽容的人肯定是多数，但是充满激情地扞卫宽容，却像是个悖论。”
被暴力言论和极端观点吓退，沉默的大多数，拱手将世界让出。
我当然怀念当年谈话节目的前瞻与先锋性、尺度与不设限、通达与共情力。
但我更怀念的是大家在“谈”，而不是在“吵”。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写：
“极度夸张的语言是极度虚伪的社会的反应，而暴力的语言是社会暴行的前驱。”
这句是警示：
不要让暴力前驱，为夸张虚伪开路。
不要杀死“讨论”，让谈话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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