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走出去”无论是对于行业管理部门、还是中国电影公司，以及诸多的中国电影人来说，都是一个努力奋斗了十多年的梦想——特别是在中国电影产业不断刷新着自己的市场纪录，创造着越来越令世界惊奇的票房纪录和产能加速的这两年，中国电影从内到外对于“走出去”的渴望也愈加强烈。
《长城》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部电影——中国电影人、中国电影公司以及中国电影的管理部门都想知道梦想该如何照进现实。暂且抛开结果不谈，《长城》在产业意义上在很多方面夯下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里程碑。
首先是内陆导演第一次执掌上亿美元的好莱坞大制作。这里不仅仅是说从预算规模的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是对于导演张艺谋和参与此片的中影和乐视影业来说，都是第一次真正地作为一个局内人感受了好莱坞的制片人中心制。张艺谋此番在《长城》的制作中，只是一名受雇的导演，剪辑权在片厂手中而非在张艺谋手中。
很难说这种以制片厂为最高权力中枢的机制是否能够生产出优秀的作品，但这是好莱坞一百多年连续发展和积淀下来的一种商业运转机制，对于能否做出卖座影片来说，这是一种在概率上更易获得成功的方式。而对于中国电影公司、中国导演来说，近距离地成为这套商业机器里的一部分去积累经验，总好过嘴上谈兵式的叶公好龙。
再者，《长城》是由2015年好莱坞排名第一的片厂环球影业承担北美发行，与《英雄》当年的独立片商米拉麦克斯相比，《长城》的发行真正算得上是在北美得到了主流一线发行公司的支持——无论是中美合拍片还是其他的国产电影，在北美市场这都是第一次由“六大”来发行，因此也才有了3300多座影院同时上映的大规模开画。对于马特·达蒙而言，这或许稀松平常，但对于张艺谋，对于参演的景甜、刘德华、张涵予这些中国演员来说，这都是第一次能够在那么多座影院里与北美观众见面。
借力“六大”的发行能力，《长城》这一次令中国电影“走出去”至少在北美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亮相，不同于过去在几大国际A类电影节上的竞赛展映亮相，不同于在这些电影节上常常有的所谓经久不息的掌声，也不同于中国官方常常带着中国电影到北美华人社区办的展映，这一次《长城》是真正依靠好莱坞的商业机器与西方观众有了一次大规模的亲密接触。
仅就以上两点而言，《长城》的经验已经给中国电影“走出去”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那么，为什么最终的果实有些苦涩呢？
文化自信是一种内生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外化的主义包装。《长城》在中国文化的元素上太过陷于外化的主义表现和形式包装。太多象征意义和符号表现的中国文化在这一西方类型片里显得突兀，即便是中国观众在本地市场看到这样的表达，也觉得生硬——生硬过度反倒令人感觉不够自信。
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作为背景能够润物细无声地去承载整个故事，文化的作用力是表现在人物行动的逻辑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东西方人物在同一时空下的故事里，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和解都该是基于文化的不同而发生的。《长城》在剧情上牵强地完成了马特·达蒙与景甜角色之间从敌视到互信的情节过渡。当观众无法认同人物的转变，那么故事也就很难触动人心、令人信服。
从成龙到李连杰，从巩俐到章子怡，自上个世纪末到新世纪初，不少中国电影演员在好莱坞闯出了名堂，成为中国文化的承载符号并推动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电影是流行文化，是大众文化，它需要明星这一通俗的符号成为文化的载体去令观众喜好，然后会推动观众去主动地了解和欣赏明星背后的文化。
当年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是平民化的情感和故事影响了中国观众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是美丽、俊俏、健硕的女明星、男明星成为老百姓服饰、发型的潮流指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物质世界——这就是文化输出的力量，也证明了明星对于文化输出的必要性。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电影市场一方面走入了超高速的发展通道，但另一方面却再没能够涌现出像成龙、李连杰、巩俐、章子怡这样的国际明星，这也让中国电影的“走出去”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凭借，《长城》在北美的尴尬与此亦有相当的关系。
复盘和检视这样一部上亿美元的中美合拍电影的全部过程，我们收获的宝贵经验和切身感受都是下一段征程的最好路书，我们体会的遗憾和失败也都是下一段奋斗的最佳功课。不以成功或失败轻易判断一次努力的结果，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当“走出去”成为商业机器的本能冲动和奋斗，试错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次只是告诉我们，中国电影仍然准备不足，就像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突然降速——有时候只有苦涩才能让我们更加清醒。
（作者单位：壹娱观察）
责任编辑：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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