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丁英顺
提要：中国于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期缓解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问题。但新出生人口却不升反降，引起人们对该政策效用的思考。日本面对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制定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与生育，努力提高生育率。考察日本为缓解生育率下降而采取的政策及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日本低生育现状及主要原因
（一）日本低生育现状
战后，日本出现了两次“婴儿潮”时期之后，一直没有新的生育高峰形成，人口出生率逐年递减。截至2017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达27.8%，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只有12.3%，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下降到59.8%。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只有94.1万人，创下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连续两年跌破百万大关。少儿人口的减少，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支持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从而增加社会保障的财政压力。
（二）导致日本低生育的主要原因
1．经济因素是日本男女不愿意结婚的主因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经济发展进入长期低迷状态，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发生变化，工作方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年轻人中非正式员工所占比例逐渐增多。以前，日本的非正式员工以家庭主妇为主，而目前大批年轻人加入非正式员工队伍，导致年轻人之间经济收入的不平衡。非正式员工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等因素使他们产生不敢结婚，害怕婚后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这进一步加剧生育率的下降和少子化的进展。
2．婚姻状况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晚婚晚育及未婚率不断上升。日本男性初婚平均年龄从1980年的27.8岁上升到2016年的31.1岁，同时期日本女性初婚平均年龄从25.2岁上升到29.4岁。不仅晚婚成为惯常，日本人婚后生育第一胎的年龄也越来越大。日本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已达到30.7岁，比1980年上升4.0岁。2015年，日本50岁男女的“终生未婚率”分别为23.4%和14.1%。结婚率的走低，导致日本总体生育率的下降。
3．“低欲望社会”导致不婚不育
“低欲望社会”指的是奋斗主力的年轻人开始对周围的事物丧失兴趣。例如，年轻人没有炒房、购车、结婚的欲望，谈恋爱觉得麻烦，日本进入“宅文化”盛行的时代。许多青年男女更愿意享受一种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不愿意结婚生子。
另一方面，日本社会出现了和中国“啃老族”相似的“寄生单身”现象（指不自立或不能自立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无亲密关系，不结婚，不生育。特别是近年来还出现了许多“中年啃老族”，未婚成年子女跟父母同住，不承担住房、吃饭、洗衣以及日常开销。“低欲望社会”使日本社会发展失去活力，进一步加重年轻人不婚不育现象。
二、日本应对低生育的政策措施
（一）加强对养育子女支持的制度建设
1．制定“天使计划”
面对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现象，日本政府加大了对养育子女的社会支持力度。1994年，日本制定“天使计划”，主要提出要“构筑快乐育儿社会”。这是日本政府应对生育率下降而提出的首个综合性政策。1995年，制定《育儿、护理休业法》，以法律形式对正在养育子女的员工提供支持，使他们能够做到家庭和工作兼顾，鼓励人们多生育孩子。1999年，制定“新天使计划”，增加多种形式的育儿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养育子女支持体系。这些措施减轻养育子女而带来的各种负担，充实学校教育和校外活动、家庭教育等。
2．重点加强少子化对策
2003年，日本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成为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基本法律。2004年6月，通过了《少子化对策大纲》，重点推进养育子女休业制度、普及父亲参加养育子女、缩短劳动时间等。2004年12月，发布了第一部《少子化社会白皮书》，积极推动支援生育政策，有效防止少子化问题的发展。2012年，制定“关于儿童、育儿新体系的基本制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儿童及育儿家庭，使每个有生育意愿的人都能放心地养育子女。
（二）改善女性再就业环境
1．完善和扩大育儿设施
为了让更多的育儿女性走出家庭，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婴幼儿教育设施数量，解决入托难问题。日本政府推出了扩大小规模保育园定员人数的方案；针对年收入不足360万日元的单亲家庭，免除第二个以后孩子的保育费，每月最多可给予1万日元育儿补贴；三世同堂家庭在房屋改造时给予补助并减免所得税等，以此扩充减轻单亲家庭经济负担，并援助鼓励多子女家庭。
2．加强育儿休假制度
长期以来，日本的雇佣体制使男性形成了工作优先于家庭，男性参加家务及育儿的时间非常短。在各种政策的鼓励之下，日本男性利用育儿休假制度出现增加的趋势，这有利于女性兼顾家庭和参与社会活动。2017年1月开始日本实施《育儿、护理休业改革法》，进一步完善育儿休假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扩大育儿的范围、更灵活的利用休假、鼓励男性利用育儿休假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工作女性的育儿负担。
（三）促进“育人革命”，消除年轻人对婚育经济负担之忧
鉴于育儿成本不断上升的现象，日本安倍政府重新审视应对措施，重点消除年轻人对婚育经济负担之忧。2017年9月，日本提出了“育人革命”，计划用三年时间集中投入约2万亿日元提高日本人的生育积极性，将之作为应对少子老龄化的新举措。2018年12月28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进一步制定了完善幼儿教育免费化的基本方针。日本政府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希望消除年轻人对婚育经济负担之忧，并使每个有生育意愿的人都能放心地养育子女。
三、存在的问题
（一）应对生育率下降的财政投入有限
在日本的财政支出中，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投入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比如，法国、英国、北欧等国家把GDP的3%，OECD各国把GDP的2%投入到育儿方面，而日本勉强达到1%，日本政府对养育子女的社会保障支出甚少。
增加对育儿的社会保障支出，需要提高税收和保险费率，但从日本几次推迟增加消费税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措施。到2019年10月，日本能否将消费税顺利提高到10%，是有待于观察的问题。日本到2025年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1.8以上目标仍面临不少困难。
（二）性别平等意识仍很欠缺
日本政府针对女性生育与就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来帮助女性摆脱无法兼顾家庭育儿和工作的困境。但是，还存在着比较顽固的性别分工意识，女性在就业、工资待遇、升职等方面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2017年，日本男女平等排名居世界114位，刷新历史最差记录。排名显示，日本女性经济参与程度同样较低，存在同工不同酬、企业管理层女性比例过低等问题。这种社会环境就能导致低水平的生育率，越来越多女性为了避免放弃自己事业的压力而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
（三）主管少子化的政府部门不稳定
日本内阁负责少子化对策工作的主要责任人任期过短，难以从中长期思考少子化应对措施。日本于2007年在内阁府新设了“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一职，专门负责推动少子化对策的制定和实施。但与其他领域的大臣相比，负责少子化的大臣更换频繁，在十年内大臣已经更换20届，17人出任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这种特命大臣的频繁更迭和任期过短情况，不利于应对少子化长期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很难抑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问题。
目前，中国也和日本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太多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但实际上中国的出生人口整体大幅度萎缩。从日本经验教训看，首先，需要消除年轻一代的各种顾虑，切实解决他们不愿生育、不敢生育的问题，尽早抑制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其次，提高适龄青年的结婚率是解决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社交圈子小，适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已成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解决适龄青年的婚恋问题，提高结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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