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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葬之风——魏文帝曹丕的寂寞身后事 | 建筑讲堂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


这是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代汉称帝的第三年颁布的诏书《营寿陵诏(终制)》中的一句话。此诏书规定了曹丕死后的丧葬与祭祀。



↑ 曹丕像


《营寿陵诏》中,曹丕选定首阳山东为寿陵,并表达了薄葬的决心。“无为封树,不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甚至不允许后代祭祀。



↑ 汉白玉蝉饭含


很难想象一个登基第三年的皇帝会讲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这样的话(这句原本出自《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并坚决地执行薄葬。“若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可以看出他的坚决。

 

薄葬在当今看来极为正常,而在古代,不说统治者,就连有条件的平民,几乎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实行厚葬,甚至逾礼厚葬。这是由于中国丧葬与古人的生死观是密切相连的。人看待生死的方式会如实反映在墓葬中。



丧葬的灵魂意识


丧葬本身起源于人生而为人的意识的觉醒。野兽死后曝尸荒野,而原始人类则认为人不同于野兽,因此埋葬人体。“藏”字的象形便是死者上下均有草堆,意为将死者埋葬于草堆,或用井字形的棺椁装殓。



↑ 葬字小篆


《礼记·檀弓上》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

上古时期虽葬俗各异,但目的是相同的。



↑ 距今六千年的江苏大伊山石棺墓


上古时代的人们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身体构造,对梦中的景象深深感到疑惑,认为思维和感觉并不是身体的活动,而是存在在人身体中、死后便离开的“灵魂”。因此上古时期的丧葬即是对他们认为的不灭的灵魂作出应对。


上古时期的“涂朱习俗”(即在死者身上或墓穴里撒涂朱砂)是灵魂不灭观念的具体反映。红色象征鲜血。在死者身上撒朱砂表示给死者新鲜的血液,赋予其新的生命。

 

此外,仰韶文化中流行的瓮棺葬中,绝大多数作为瓮棺盖子的陶盆或陶钵底部中间都会有一个人工凿制或敲击而成的小孔,这是给人的灵魂留出的通道



↑ 半坡瓮棺葬之带孔的陶盆


灵魂不灭是厚葬的根基。进入文明后,人们对死后的世界的想象也愈加丰富起来。事实上,人类进入文明后,首先产生的规模最大的建筑物就是陵墓。人们相信生命是短暂的,而死亡是永恒的


无论是“残民事神”的殷人,还是“敬天保民”的周人,其世界观中,鬼神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一团神秘的。他们认为人死后为鬼,鬼神的意志能够对活着的人产生影响,如果不尽心侍奉鬼神,则会被其作祟所伤。因此人们对鬼神充满敬畏。商代的妇好墓中出土的玉琮揭示了殷人的世界观。


《周礼·大宗伯》中说,“以玉作六四,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玉琮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鬼神的器物。



↑ 商代妇好墓出土玉琮之一



死后一如生前


灵魂不灭思想的一个重大体现,便是墓主人对于死后能够过上和生前一样的生活的愿望。


由此,在墓葬的地下建筑方面,墓室在形制和结构上极力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地面住宅。西汉帝后墓葬明显按照“前殿后寝”的格局进行布置,前面放置陪葬品,后面则放置棺椁。


不仅建筑如此,明器则更是如此。明器,鬼器也,是墓主人的陪葬物品。墓主人希望自己死后仍能过上与生前一样的生活,因此明器种类包罗万象,涵盖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明器“魂瓶”的来源就是贮粮之器“五谷囊”。著名的曾侯乙墓编钟则揭示了豪奢厚葬的一角。



↑ 青釉魂瓶



↑ 曾侯乙墓出土编钟


此外,曾经盛极一时的人殉制度衰落后,陶土人佣便代替活人,到地下供墓主人差遣。《西京杂记》中记载了汉广川时候发掘的晋灵公墓,“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獲犬奉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侍立。



↑ 著名的秦始皇陵陪葬俑坑


墓室在形制和结构上极力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地面住宅。地下的棺椁本是地上建筑的象征物。许多墓室明显按照“前朝后寝”的格局分为前堂后室两部分。前面陈设陪葬品,后面则放置棺椁。


严格的墓葬等级


正因墓主人追求与生前同等的生活,丧葬中自然诞生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地下建筑来说,墓室的形制上,梓宫和便房是天子专用。梓宫是放置棺木的场所,而便房则是前厅休息之所。



↑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结构示意图


棺椁制度在西汉中期最为成熟。天子棺椁四重,诸侯、士大夫递减;天子用柏木椁,诸侯松椁,士大夫杂木椁。天子的椁室有“黄肠题凑”的形制。“题凑”是将木材的端头向内聚起,而“黄肠”则是天子专用的黄色柏木心。“黄肠题凑”即是黄色柏木心向内聚齐堆垒成非常密室的框型结构椁室。其中柏木心的数量可多达一万五千余根。



↑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黄肠题凑


然而地下的墓室即使再宏大,随葬品再丰富,人们也很难了解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因此高大的封土堆便成为了地面上表征等级的标志,坟丘制度就此产生。春秋战国时期的君主墓葬都称为“丘”。秦汉时帝王的墓葬则称“陵”。



↑ 吴王阖闾墓 虎丘



↑ 秦始皇陵 巨大封土堆


汉代时设“陵邑”,为守护王陵之用。武帝茂陵邑占地面积甚至比整个长安城都要大。

地面上的寝殿和祭祀建筑也在秦汉时期迅速发展了起来,如祠堂、墓阙等。



↑ 我国现存最早的祠堂:

东汉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 东汉四川雅安高颐墓阙


中国古代丧葬与祭祀的一整套礼制既是强化等级观念,也强化了一个灵魂不灭的、充满鬼神的世界观。礼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礼制本身:仪式引起象征,而象征抽象出秩序,秩序固定价值,而价值又再引导仪式。因此,无论是阶级也好,宗教也罢,人们对一件事情的认同很多时候不在于智力的相容,而在于步骤的重复。



薄葬之风


无视礼制强调薄葬的人历史上也是有的。这些人反对厚葬的角度是多样的。有的是从人民的角度,认为厚葬劳民伤财,如墨子;有的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认为厚葬一旦发掘,墓主人便不得安寝,如《吕氏春秋》;有的则是从无神论的角度出发,如王充等。但无一例外的没有被统治者采纳过。

 

因此曹丕的薄葬之举开了历史之先河。他推行薄葬的原因是复杂的。

 

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皇权衰落,崇古和践行礼制的条件便不充分了。此外,曹丕提倡薄葬,的确有一部分是为自己身后考虑。战乱时候,百姓流离穷苦,许多墓葬被盗掘。军阀打仗时候缺少银两,也用了不少死人钱。据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曹操曾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军衔,发掘墓葬以充军饷,因此,“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



↑ 曹操像


正因如此,曹操也不敢葬得高调。然而,曹操的高陵于2009年被发掘,并且多次被盗掘。就墓葬本身而言,曹操的确是薄葬的。



↑ 安阳曹操高陵


曹丕则更进一步,不仅不封不树,更是“不立寝殿”。所有能够表征陵墓位置的建筑一概不设立,甚至不许后人祭祀。西汉中期的帝王陵中用柏木心做椁室、放置苇炭等等的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防水、防腐。后来技术发展,空心砖比起木椁来,工艺简单,防腐效果更好,空心砖便代替了木椁,石拱券的结构也发展起来了。曹丕却认为,“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并没有把身体的腐烂放在心上。



↑ 茂陵寝殿砖


曹丕的文学生死观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透过曹丕的诗文,可以进一步透视他的生死观。


《营寿陵诏》中,为表明亲近之人不必葬于一处时说,“魂而有灵,无不之也”,貌似是认为灵魂不灭,但这也并不尽然。纵览他的诗文赋,这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他对很多事情都抱着努力相信,却又难以相信的态度。


他生逢乱世,虽然是衣食无忧的公子,却也是这乱世的亲历者。他从小面对的即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酷场景。《典论·自叙》中他自述五岁学射箭,六岁学骑马,八岁时便能左右开弓地骑射了。后张绣降而复叛,其兄长曹昂、从兄曹安民被杀,曹丕由于会骑马而逃了出来。那一年,他只有十岁。



↑ 现存相对完整的《典论·论文》


23岁时,曹丕随曹操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谯),住在尚未因战乱而损毁破败的太仆君宅中,在中庭种甘蔗。

“涉炎夏而既盛,迄凛秋而将衰,岂在斯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感物赋》)

战乱中,曹丕在中庭种着甘蔗思考着人生。“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太明白人之生死是无常的一部分,因此绝写不出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相反他的生活始终是压抑的。待到他终于成为世子时,就已有了“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与吴质书》)”的感叹。曹操与曹植均写过游仙诗,多少寄托着自己对长生的一点点儿野望。而曹丕从未写过一首游仙诗。《典论·论方术》中第一句便是“夫生之必死”,甚至写下“王乔假虚词,赤松垂空言”的诗句,认为仙人都是附会,追求长生是十分荒谬的事。



↑ 传说中的仙人王乔 实为周灵王太子晋


他眼中的人生是这样的。

“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大墙上蒿行》)


将人比作枯枝上的鸟,短暂停留,不知来处和去处。不仅人是如此,国也是如此。他深知“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他对待国的兴衰,虽然想着或好或坏的办法,却始终像是个旁观者。“未有不亡之国”类似一个诅咒,但对于曹丕来讲,这只是直面一个现实。

 

他同吴质的书信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爆发的一场疫病。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瑒、刘祯一并死了,他们都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人物,也是昔日曹丕游玩的重要伙伴。于是他说,

“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直接将死去的好友认为成粪壤,不是时人能够普遍理解的事情,也证明他对生死之外的事情已经很少幻想了。



↑ 建安七子图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善哉行·其一》)


忧来无方,无方的是对死亡的恐惧。他太知道死后要面对的恐怕是一片虚无,因此非常怕死。他又并不甘心,或者被建安时代的价值观裹挟着,认为无论何时都要快乐,再创立一些功业。然而他又始终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如寄”的,活着无法让他安心,他的怕死中所隐藏的,其实是“我竟还活着”的对生的恐惧和厌倦。

 

要他去厚葬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曹丕的墓葬近年来多有“发现”,也颇有疑点,然而同许多其他帝王相比,曹丕可算是非常寂寞了。古代厚葬的君王或许都存着不朽的念头,希望将自己的威名流传后世。因此在相对安定的时代,厚葬之风又立即卷土重来。



↑ 唐乾陵



↑ 明长陵祾恩殿


但这并不是曹丕要的不朽。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典论·论文》)


在他眼里,不朽的唯有文章。“文章”二字的在当时的含义虽有争议的,然而他的文章历经块两千年的历史,也磕磕绊绊地保存了一些。他代汉称帝,人与文的名声因此而被扭曲,然而保存下来的文章之所以得以保存,多半也由于他是个皇帝。这种阴差阳错,也算是一点安慰了。

 


结语



一般学者认为,站在无神论的角度上去支持薄葬,比其他功利的角度更加值得赞赏。然而不带任何幻想就去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现代人大多进行火葬,且城市里的葬仪已经十分简化了,不含“迷信”,也不承担什么社交功能,就只是分配悲伤。社会的分化使得人们“解放”出来,却对自己是怎样活着没有清晰的认识。人看不到粮食哪里来,看不到鸡鸭是怎么死的,闻不到养猪是多么的臭。所有的这些使得人们很容易认为自己是一个意识,认为自己是靠工作和娱乐活着,而不是靠食物活着。古代帝王也正是这样。

 

现代人更不幸的一点在于,信息的爆炸使得人们很难去相信肯定的东西,任何事情都有怀疑和否定的余地。可以说现代人的死,比起古代帝王来讲,都还难得多了。


作者:李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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