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区变迁及其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介于两汉与隋唐统一国家之间一个长达约4 个世纪的分裂割据时期，其间只有两晋有过短暂的统一。在这一时期内，政权更替频繁，政区设置重叠，人口移动不定，民族杂居融合，随州同样经历了这一长期历史动荡过程。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各个政权的分立对峙，大体上表现为南北对抗，随州地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结合部，又属南北交通线上的战略要地，因而长期处于各个对立政权的争夺之中，政区变更尤其复杂纷纭，人口流徙与民族关系也极具特色。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资料相对贫乏，有关今日随州地区的史料更是稀少零碎，但我们细绎有关材料，仍能描述出随州在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这不仅使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随州，也可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历史整体的把握更为准确。
一、由县而郡：西晋随郡的设置
东汉末动乱，随县作为荆州南阳郡的属县，为荆州牧刘表所控制。赤壁之战(208年)后，随县地为曹操获取。三国魏政权建立(220年)，魏文帝曹丕曾分荆州南阳郡置义阳郡，随县分隶于义阳郡，不久又废义阳郡，随县还隶于南阳郡《宋书》卷36《州郡志二》“义阳郡”条称：“魏文帝立，后省。”置、省时间不详。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9考三国魏义阳郡在文帝黄初三年(222年)即已存在，明帝景初元年(237年)犹存；又考其属县有新野、棘阳、若阝、叶等。今按西晋复置义阳郡，有随县，当因魏旧。
西晋建立的同年，即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复分南阳郡东部12县置义阳郡，治于新野(今河南新野)，随县为其中之一《晋书》卷15《地理志下》“荆州·义阳郡”条称：“太康中(280—289年)置，统县十二。”中列有随县，并称“故随国”。《水经注》卷30淮水注引阚（马因）语：“晋太始中，割南阳东鄙之安昌、平林、平氏、义阳四县，置义阳郡于安昌城。”无随县。《太平寰宇记》卷141称：“晋太始元年置义阳郡，居新野。”按：《晋书》卷37《司马望传》称：“武帝受禅，封义阳王，邑万户。”则义阳郡置于泰始(“泰”与“太”通)为实。又同卷《司马整传》称：“武帝以义阳国一县追封为随县王。”是随县隶于义阳郡之证。前引《水经注》引阚（马因）语，谓时义阳郡治安昌(今随州西北与枣阳毗邻地区)；同书卷28沔水注中亦称：“(洞口)水出安昌县故城东北大父山……故义阳郡治也。”今从《晋书》及《太平寰宇记》作新野。晋武帝追封宗室司马整为随县王，司马整之子司马迈继承爵位；太康九年(288年)，又将随、平林二县从义阳郡分出，置随郡，进封司马迈为随郡王，随郡正式设立《晋书》卷37《司马整传》。随郡所辖随县地当今随州市《水经注》卷31氵员水注称：氵差〖HT5”〗水又东南迳随县故城西，……又南流，注于，……水又迳随县南、随城山北而东南注。”“随城山北”之随县为今随州市区所在，“随县故城”据石泉先生考证，“当在今随州西北三四十里，厉山店西南、安居店(旧安贵镇)北之氵差水东岸，北距唐县镇(也在氵差水东岸)约五六十里处”，亦即南北朝以前随县治地。见其《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92—9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平林县地当今随州市东北百余里处清同治《随州志》卷2《沿革》所附考证。其时，当今随州境北部的新城镇一带置有义阳县，当今随州西北唐县镇一带置有氵厥西县，二县并隶于义阳郡，不属随郡管辖。今随州西北、西南一些地方则分别受隶于义阳郡的安昌即东汉章陵县，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改、蔡阳二县(县治并在今枣阳境内)管辖。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西晋随郡的正式设置，使之从第三级的县上升为第二级的郡，从而在日后的政治、军事生活中得以发挥更大的影响。
东晋仍置随郡。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年)，随郡太守夏侯澄之率军与振武将军桓石民败前秦来犯之军于漳口(今湖北安陆县境)《晋书》卷74《桓石民传》。经西晋末丧乱，人口流徙，平林县这时已从今随州东北迁至今西南柳林镇一带，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在这里修筑新城，作为平林县治所《水经注》卷31氵员水注。
二、南朝宋、齐、梁时随郡的战略地位
南朝宋时(420—479年)，随郡下辖随、永阳(治地在今湖北安陆县北境)《隋书》卷31“安陆郡·安陆县”条、阙西(地当今随州唐县镇)、西平林四县，阙西、西平林均为宋末新置，西平林辖地不详。宋顺帝〓明二年(478年)，一度改称随阳郡，随县亦改称随阳县《宋书》卷36《州郡志二》“司州·随阳太守”条称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改名，同书卷10《顺帝纪》称〓明二年十一月改。考诸史实，以《顺帝纪》为正。南齐称随郡，下辖随、永阳、阙西、安化(地当今随州何店镇)四县。宋、齐时多次将皇帝子弟封于随郡：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六年，改封第六子广陵王刘诞为随郡王；宋顺帝刘〓〓明二年，改封弟南阳王刘（岁羽）为随郡王；齐武帝萧赜永明元年(483年)，封第八子萧子隆为随郡王。这些都反映出随郡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除随郡外，宋、齐时置于今随州地区或统有其部分地方的还有众多当时称为“左郡”或“蛮左”的郡县，其中确切位置可考者有北随安左郡，地当今随州市西北，下辖济山、油潘二县。此外，还有东新安左郡，下有南平林、平林等县；东义阳左郡有永宁、革音、咸清、永平等县；东随安左郡有西随、高城、牢山等县。这些郡县统辖当地蛮族群众，统隶于雍州(治今湖北襄樊市)的宁蛮校尉府。
由于宋、齐二代内部政治斗争的发展及南北朝南北对峙形势的变化，随郡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地位均急剧上升，这一时期随郡隶属关系的变化便集中地反映了这种事实。
东晋时，随郡隶于荆州。当时荆州基本上统辖今湖南、湖北全境，出任荆州刺史者常常借机扩展自己的势力，甚至总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全部军事大权，进而威胁下游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南朝宋初年，规定只有皇室近亲才能出任荆州刺史。宋文帝刘义隆便是从荆州刺史任上入建康当上皇帝的，他统治的后期，开始着手削弱荆州的势力。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分荆州襄阳、南阳、顺阳(治今河南淅川西南)、新野、随五郡隶于雍州。宋孝武帝刘骏孝建元年，又进一步削弱荆州，将东晋及宋前期置废不常的湘州稳定地设置起来，统今湖南地区；又于荆、湘二州间分郡置郢州(治今湖南岳阳市)，随郡这时又改隶于郢州。宋前废帝刘子业永光元年(465年)，复将随郡从郢州划归雍州；宋后废帝刘昱元徽四年(476年)，又将随郡从雍州划归治于义阳(今河南信阳市南)的司州《宋书》卷37《州郡志三》、卷36《州郡志二》。南齐、梁二代亦均隶于司州。
随州隶属关系在南朝宋中后期的几次变更，反映了当时既要削弱荆州又需要加强江汉地区对北防御的矛盾。东晋十六国时，北方黄河流域各少数民族政权兴废不常。东晋在北方总是基本上能控制住南阳盆地和淮河一线，甚至常常利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衰弱之机，把防线推进到黄河南岸，汉江流域的北防任务又基本上由总揽长江中上游军事指挥权的荆州刺史负责，江汉地区相对平静，随郡一带在北防中的战略地位因此未能凸显出来。刘宋建立不久，北方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便统一黄河流域，并越过黄河，稳步向南推进。刘宋的北方边境从初创时的黄河南岸向南阳盆地及淮河一线退缩。在边防告急的形势下，刘宋时为削弱荆州，分割州郡，又使江汉地区统一的防御力量削弱。
宋文帝在试图削弱荆州的同时，亦开始建立以雍州为中心、包括整个汉江流域的北防军事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汉江流域北沿及南北交通要道的随郡地位相当重要。元嘉二十年(443年)，宋文帝任命萧思话为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宋书》卷78《萧思话传》；次年，又让第三子武陵王刘骏以都督的身份出任同样职务。“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宋书》卷6《孝武帝纪》。元嘉二十六年，宋文帝又命第六子随郡王刘诞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雍州刺史。“上欲大举北讨，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宋书》卷79《刘诞传》。襄阳重镇因此形成，雍州逐渐取代了荆州在对北防御中的地位。当时梁州及南、北二秦州辖地基本上均在今陕西汉中地区，梁州辖区还包括今湖北西北的竹溪、竹山、房县、西等地，与荆州北境相接。宁蛮校尉总管汉江流域各蛮族聚居区。竟陵郡地当今湖北钟祥，战略地位亦相当重要。宋文帝将荆州北部特别是随、竟陵二郡的军事指挥权交由雍州刺史领导，并让其兼管梁、南北秦三州军事，从而利用当时都督区的灵活配置，解决了削弱荆州与加强对北防御的矛盾。
在以雍州为中心的包括整个汉江流域的北防战略中，随郡及其毗邻的竟陵郡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因而后来随郡行政隶属关系虽迭有变化，但该地的军事指挥权始终为雍州刺史拥有。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将随、竟陵二郡划归新置的郢州，但雍州刺史例兼郢州之竟陵、随二郡军事其例先后见《宋书》卷78《刘延孙传》、卷72《刘休茂传》、卷80《刘子仁传》、卷81《刘秀之传》、卷80《刘子勋传》、卷72《刘休若传》、卷84《袁凯传》。宋后废帝元徽四年随郡改隶司州后，雍州刺史又例兼司州之随郡军事，南朝齐、梁无不如此宋末及南齐例见《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卷38《萧赤虎传》、卷35《萧铿传》、卷24《张〓传》、卷45《萧缅传》、卷26《陈显达传》、卷40《萧子懋传》、卷30《曹虎传》、《梁书》卷1《武帝纪上》；梁朝例见《梁书》卷22《萧伟传》、卷24《萧景传》、卷23《萧藻传》、卷9《柳庆远传》、卷22《萧秀传》、卷4《简文帝纪》，《周书》卷48《萧〓传》，《梁书》卷34《张缵传》。
不过，梁代今随州地区的形势和宋、齐二代大不相同。南齐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确保洛阳安全，北魏向南发动了一系列攻势，汉江流域成了南北争夺的焦点。南齐末，汉江以北原受雍州管辖的南阳、新野等五郡为北魏攻占。永元二年(500年)，北魏将领桓道福率军进袭随郡，被南齐随郡太守崔士招击败《南齐书》卷57《魏虏传》。梁天监二年(503年)，北魏大将元英率军进攻北魏曾数次围攻而未能攻克的司州治所义阳，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死守半年而援军不至。次年，北魏攻占义阳，进而占据黄岘、武阳、平靖三关(地当今河南、湖北二省交界处，随州市西北、湖北应山县北境)。治于义阳之司州自宋末以来一直管辖随郡，“有三关之隘，北接陈、汝，控带许、洛”，“常为边镇”《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司州”条。义阳及三关易手后，梁于今黄陂县北重置司州，随郡仍受其管辖，但北魏也占有今随州西南地区，置南郢州，下辖南遂安、北遂安二郡，并经常用官爵收买梁控制区的蛮族首领，向梁随郡及其以南地区渗透。北魏灭亡后(534年)，今随州一带又成为梁及继北魏兴起的西魏和东魏政权争夺的主要地区之一。
为加强对随州一带的控制，安抚当地在南北争夺中叛服不常的蛮族首领，梁在今随州地区的行政建制猛增。除原有的随郡外，又分随郡东部部分地区置应州，下辖永阳一县(地当今湖北应山县西北)；在今随州市东北置土州，下辖东永宁、西永宁、真阳三郡，下有左阳、石武、阜陵等县；在今随州市西部置北郢州，下有崇义郡及定阳、梁安等县；在今厉山镇置有北随郡；在今高城镇、万店镇一带置有上明郡、永川郡。
三、西魏北周时期的随州
梁中大同元年(546年)，梁武帝任命其孙岳阳王萧〓为持节，都督雍、梁、东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西中郎将，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出镇襄阳。萧〓父萧统为梁武帝长子，梁初被立为皇太子，后病死，梁武帝又改立第三子萧纲为太子。萧〓兄弟本希望在父亲死后继立太子，因而心中不平。萧〓见祖父梁武帝萧衍衰老，朝政紊乱，有乱亡的征兆，因而散家财招纳侠客死士达数千人。及出任雍州刺史，掌北防军事重任，“以襄阳形胜之地，又是梁武创基之所，时平足以树根本，世乱可以图霸功”《周书》卷48《萧〓传》，积极培育自己的势力，伺机夺取政权。
太清元年(547年)，梁武帝又任命第七子湘东王萧绎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镇守江陵(今湖北江陵)，将萧〓置于萧绎的控制之下。次年，萧绎任命自己的亲信张缵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北秦、东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平北将军，宁蛮校尉，以取代萧〓的军事指挥权。张缵因故于太清三年才抵达襄阳，而这时侯景已攻陷梁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萧〓见天下已乱，拒不解职，将张缵及其部下软禁于襄阳城西的白马寺中，起兵进攻萧绎《梁书》卷34《张缵传》。萧〓兵败，转而向西魏称臣。
梁内乱及长江中游方镇间兵戎相见，为当时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的西魏(535—556年)向南发展提供了条件。西魏任命大将杨忠为都督汉江流域十五州诸军事，伺机进取。杨忠兵抵随郡，随郡太守桓和拒不投降。杨忠打算避开随郡，首先进攻依附萧绎的梁司州刺史柳仲礼。其部将泉仲遵认为，即便越过随郡攻下司州(治今湖北黄陂县北)，桓和亦不一定就会投降；如果司州攻不下来，随郡与之相呼应，将使西魏军首尾难顾，必须强攻随郡《周书》卷19《杨忠传》，卷44《泉企传泉仲遵附传》。杨忠从其计，泉仲遵率部下奋勇攻城，将随郡攻下，生擒桓和。于是，“所过城戍，望风请服”《周书》卷19《杨忠传》，梁安陆(今湖北安陆境)、竟陵(今湖北钟祥境)守将均主动降附西魏。时在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
西魏攻占随郡，形势还未完全安定下来，在随郡、安陆一带有影响的豪族段珍宝、夏侯珍洽等密谋推梁武帝第六子邵陵王萧纶为主，联络北齐，试图将西魏军队逐出随郡、安陆。杨忠奉命将他们扑灭《周书》卷19《杨忠传》。西魏稳定地控制随郡后，将其行政建制升格为州，任命黄道玉为随州刺史。黄道玉统治残暴，随州人吴士英等奋起反抗，击杀黄道玉，并聚结武装。西魏将领权景宣致信吴士英，伪称吴士英等诛除黄道玉有功。吴士英等中计，相率向权景宣投附，权景宣将吴士英逮捕处死，将其部下解散。西魏又改称随州为并州，任命权景宣为并州刺史《周书》卷28《权景宣传》。〗至西魏废帝三年(554年)，又恢复随州原名。今随州地区便从西晋以来郡级行政机构上升为中央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随州”之名就此产生。
西魏及随后的北周(557—581年)时期，在今随州地区的行政建制复杂而混乱，名称亦时常变更。西魏时，除随州外，在今随州境内还置有冀州、恒州、肆州、南郢州、款州、州、土州等七八个州。后改款州为水郡。西魏废帝三年，又改冀州为顺州、恒州为均州、肆州为唐州、南郢州为归州《周书》卷2《文帝纪下》。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将均州、州、归州裁并入唐州之中《周书》卷5《武帝纪上》，今随州境内仍随、顺、土、唐四州并置，它们又各领郡、县，加上今随州东北一带当时隶于应州(今湖北应山县境内)的1郡2县，共约有12郡、16县由于一些郡所领属县不可考，这里所列16县只是一个大约数字。南北朝后期，地方行政机构因种种原因急速膨胀，“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以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隋书》卷46《杨尚希传》。更有甚者，“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从西魏北周时今随州境内行政建制亦可知上述说法并非夸张。
王仲荦先生对西魏北周的行政地理有过详尽考证，兹据其研究，将北周时在今随州境内的行政建制及地理位置列表于下参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版：
由于考虑到杨忠在夺取随州时所建立的功勋和随州地理区位的重要，在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封杨忠为随国公。周武帝天和三年(568年)，杨忠去世，其子杨坚继承了随国公爵位。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周宣帝宇文云死去，杨坚因女为宇文云五皇后之一的天元大皇后，得以辅佐宇文云年仅7岁的儿子宇文阐，独揽朝政。同年十二月，杨坚的爵位升为随王。次年二月，杨坚废黜北周静帝宇文阐，自立为皇帝，即以“随”为国号，又因“随”字中有意为“走”的“辶”旁，不吉利，所以改“随”为“隋”。历史上早已有之的随国几经变迁，又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王朝的国号。
第二节 人口流动及社会风俗
一、东晋南朝人口的流徙与迁居
魏晋南北朝时期，今随州境内人口只有南朝宋时的随郡有确切记载。《宋书》卷36“司州·随阳太守”条，记当时随阳(随)郡所辖随、永阳、阙西、西平林四县共有民户4600户。若按一家五口的惯例计算，有2.3万人。
但这并不是今随州境内当时全部人口。首先，如前节所述，南朝宋的随郡所辖地区只是今随州市的一部分地区，当时还有众多蛮族聚居的郡、县，既无人口统计，也不受随郡管辖；其次，魏晋南北朝时大族荫占户口为时代特色，被荫占的户口并不入于封建政府的人口籍帐中，随州当亦不例外。我们知道，西魏后来攻占随郡后，随郡、安陆一带的土豪段珍宝、夏侯珍洽曾组织武装反抗，他们必然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而且据考证，汉晋宋齐梁时安陆亦在今随州市淅河镇鲁西奇：《古安陆城故址考》，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汉魏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地名移位之探究》第44—48页。
就南朝初期的情况看，随郡是一个人口稠密、经济富庶的地区。《宋书》卷79《刘诞传》称：宋文帝初封第六子刘诞为广陵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以广陵凋弊，改封随郡王”。据同书卷35《州郡志一》“南〓州·广陵太守”条，当时广陵郡(治今江苏扬州市)四县有7744户、45，613人，户口数大大超过随郡，当时却认为广陵郡比随郡“凋弊”，这也说明当时随郡经济情况较好。南朝时期，今随州地区为南朝战略要地，又是南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除了地理位置重要外，经济较为发达也无疑是原因之一。
《宋书》对随郡人口的记载，大致如书中所述，反映的是宋大明八年(464年)的情况。实际上，从西晋末起，一直到南朝的梁代，受当时人口大迁移的历史潮流所驱使，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上的随州地区，人口迁徙也极为频繁，既有这一地区原居民向别处迁移的情况，也有不少别地居民迁入这一地区的记录。我们在此先就上述时间内因南北对抗形势而引起的人口迁移作一简要叙述，至于东晋南朝时期大量涌入今随州地区的蛮族，则留待后面专门论述。
西晋末年，全国动乱形势加剧，时巴蜀居民涌出三峡，有数万家“布在荆、湘间”《晋书》卷100《杜〓传》。随郡作为当时荆州辖下一郡，当亦有流民移入。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原平氏县(地当今河南桐柏县西)县吏张昌在当时安陆县南的石岩山(今随州淅河镇一带)屯兵结众，伺机起义，“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从之”，随即在随郡西边大败西晋官府前来镇压的部队，江、汉间群起响应《晋书》卷100《张昌传》。关于西晋时安陆的地理位置，参前揭鲁西奇文。不仅张昌的部众多流民，张昌本人似亦从原籍平氏迁徙到安陆的。
西晋灭亡之际，匈奴、羯等少数民族起兵反晋，北方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黄河流域汉族群众大规模南迁，随枣走廊便是他们南迁的重要路线，汉江流域地区便接受了大量今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地区的流民。〖ZW(〗参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第15期。〖ZW)〗东晋时在流民集中地区设置与其家乡同名的州、郡、县，称为侨州、侨郡、侨县，随州一带虽不见侨置的行政机构，但不可能没有流民移居。
值得注意的是，东晋时，今随州地区一部分原居民已迁移到今湖北江陵附近。《宋书》卷37《州郡志三》“荆州”下有南义阳郡，领厥西、平氏二县，有1607户，9741人。如前节所述，厥西氵厥为西晋时新设，地当今随州市西北之唐县镇，“(东)晋末以义阳流民侨立”之南义阳郡厥县的居民，无疑大部分是从今唐县镇一带迁来的。同时我们还知道，东晋时，随郡所辖之平林县已从西晋时今随州东北迁到其西南的柳林镇一带，行政区域的变动也反映出当时居民从今随州东北迁向西南的事实。
南朝宋中后期，由于北魏的进攻，东晋末置于今洛阳一带的司州南移至今河南信阳市南，河南北部地区的人口也随之向南迁移。南齐建元二年(480年)，特派吕安国前往司州安抚流民，将其编入当地户籍。诏书说：“郢、司之间，流杂繁广，宜并加区判，定其属籍。”《南齐书》卷29《吕安国传》。据说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民殆无惊恐”《南齐书》卷24《柳世隆传》。郢州当时治今湖北武汉市，“郢、司之间”，正包括今随州地区，而且当时随郡隶于司州，因而当时今随州一带也应当是“流杂繁广”，即流民众多。南齐于随郡下新置一安化县(地当今随州市南何店镇)，也许就是流民聚集的结果。
二、南北朝时期随州地区的蛮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今随州地区同样经历了民族融合的洗礼。东晋南北朝时，活跃于今随州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是蛮族。
早在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便将南方长江流域与自己文化习俗不同的居民统称为“蛮”，或称“荆蛮”。“荆”概述蛮族居住的地域，相当于今湖南湖北地区。春秋战国时，华夏文明扩展，蛮族越来越局限于一些固定区域。西汉时期，在洞庭湖西边的山岭中，居住着古老的以犬为图腾的磐瓠蛮，西汉政府在这里设置武陵郡，故又称武陵蛮；在今湖北西部、四川东部地区，居住着以白虎为图腾的廪君蛮，又称巴蛮或巴郡南郡蛮；在今四川嘉陵江中下游一带，还有一支被称为板（木盾）蛮的蛮族。东汉时，各支蛮族都曾发生过反抗东汉政权的斗争。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分裂时期，淮河流域与汉江流域常常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江淮间及汉江流域原有居民常迫于战争向南迁移，这些地区出现大量空荒之地，又是南北各政权行政控御较薄弱的地区。于是，原来居住于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江夏郡的各支蛮族借机向北向东广为迁徙，占据上述因战争和人口流亡而形成的空荒之地。
在蛮族迁徙过程中，今随州地区为重要通道，而其西南、西北及北部山地又是蛮族迁居的理想场所，因而也成为蛮族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南朝宋、齐曾在这里设置过众多的“左郡”，如北随安左郡地当今随州市西北，东新安左郡所辖九县之一的平林县在今随州市东北40公里处，这表明这些地方都是蛮族聚居地。蛮族首领中姓田者较多，清同治《随州志》卷4称随州市东北75公里处有山名蛮荐山，北方85公里处有固城山，“俗称田王寨”，这也许是蛮族曾居住或活动过的遗迹。今随州西南方圆百余里、山势高峻的大洪山，更是蛮族势力最强盛的地区。由于水发源于大洪山南麓，当时又称为山(郧山)《水经注》卷21水注，当时有“郧山蛮最强盛”的说法《宋书》卷77《沈庆之传》。
宋元嘉二十年(443年)后近10年中，随州地区以大洪山为中心的蛮族群众曾反复起事，反抗官府的暴政，也因此受到残酷的镇压。元嘉二十一年，柳元景出任广威将军、随郡太守。当时“郡内少粮，器仗又乏”，蛮族趁郡城粮食与兵器均缺乏的有利时机，起兵阻断随郡与外界交通的驿道，向随郡进攻。但柳元景是当时一位有名的战将，他从勉强凑集起来的六七百人的队伍中分出500人，让他们绕到蛮族军队的背后，当蛮族即将到达郡城时，他开门迎击，先期出城的那500人也奉命从蛮族军队背后发起攻击。“蛮众惊扰，投郧水死者千余人，斩获数百，郡境肃然，无复寇抄。”《宋书》卷77《柳元景传》。约在同一时间，沈庆之也奉宋雍州刺史刘骏之命，进攻大洪山区蛮族即所谓“郧山蛮”，掳掠了三万多人《宋书》卷77《沈庆之传》。
元嘉二十六年或稍后，担任建威将军、南济阴太守的沈庆之又奉雍州刺史刘诞的命令，组织了一次针对今随州地区蛮族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共召集了两万多人，组成八支部队分头行动，最终目标便是大洪山。其中由当时任随郡太守的名将宗悫率领的一支部队，直扑大洪山；由当时任刘诞府佐的柳元景率领的一支部队，“从均水据五水岭”。五水岭即今随州市南边30公里处的灵泉山。以前官军多次进攻大洪山上的蛮族，都是在山下安营扎寨，加以围困，迫使他们出山，而蛮族依山据险，用弓箭石头居高临下迎击官军，因而收效不大。这次进攻前，山上“蛮田”获得大丰收，蛮族粮食充足，可以长期拒守。鉴于这种情况，沈庆之决定改变战术，他命令各支部队伐木开道，出其不意，到山中扎营，占据有利地形，夺取蛮族在山中存放的粮食以充军粮。“于是诸军并斩山开道，不与蛮战，鼓噪上山，冲其腹心，先据险要。诸蛮震扰，因其惧而围之，莫不奔溃。”
“奔溃”的蛮族为形势所迫，进一步向北迁徙到今河南南阳盆地，在日后南朝宋、齐、梁与北方的北魏的对峙中，常举众降附北魏，并与汉江流域的蛮族遥相呼应，为北魏统治区域向汉江流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梁时，北魏在今随州西南一带置南郢州，毫无疑问是当地蛮族投附的结果。北魏永平年间(508—512年)，于安昌(今湖北枣阳县东)置南荆州，下置16郡、50县，分统前来归附的一万多户蛮族《魏书》卷101《蛮传》。这些郡、县是根据蛮族聚落设置的，其长官也都是蛮族首领，其中当有不少郡、县置于今随州西北一带。
西魏沿北魏，在今随州西南唐县镇置南郢州，后又先后改名为归州、唐州。这里的蛮族也多次发动过反抗西魏、北周统治的斗争。西魏时，蛮族首领田鲁嘉自称豫州伯，与北齐联络，西魏先派王雄率兵镇压，后又派权景宣前往，才将其击败《周书》卷28《权景宣传》、卷49《蛮传》，可见蛮族反抗规模之大。北周时，唐州蛮族再次起兵反抗，北周派伊娄穆率军经过半个月才又将他们镇压下去。《周书》卷29《伊娄穆传》称其事为“唐州山蛮恃险逆命”，又称“蛮酋等保据石窟一十四处”。“山蛮”、“保据石窟”等语，表明这次蛮族起事者本居住于大洪山，今大洪山中有众多洞穴，大者可居数百户人家，正是他们反抗官府的理想场所。此后，随州一带不再见有蛮族大规模活动的记录。他们和同一时期迁居各地的蛮族一样，已逐渐在斗争中融合进汉民族中了，但居住在山区的蛮族在语言和习俗上还保留着浓厚的民族特色《隋书》卷31《地理志下》卷末总述，到隋唐时期才最终丧失本民族特征，与汉民族融为一体。
三、民俗
南朝梁末宗懔撰有《荆楚岁时记》一书，该书记叙当时今湖南、湖北一带一年中节时民俗；《隋书》卷31《地理志下》末尾总叙今湖北地区包括当时汉东郡(即今随州一带)风俗，大致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今随州一带的民俗风情。下据这两部书的记载加以分类叙述。
(一)节时民俗
据《荆楚岁时记》，新年是当时民间最隆重的节日。旧年末尾，家家都开始准备菜肴以迎新年。除夕晚上，邻里乡亲要相聚畅饮，吃年夜饭，守岁。大年初一，大家在公鸡啼叫时便起床，在屋前燃烧早已备下的竹子，认为竹节在燃烧时的爆响声可以驱走山中的妖怪和看不见的恶鬼。然后，家家都在门上贴上画有鸡的画幅，或悬挂漆成五颜六色的木雕或陶土烧成的鸡，还要在门板上悬挂“仙木绘”，这种东西是画有神像的两块桃木板，挂在左边那扇门上的木板上画的是“神荼”，右边那块画的则是“郁垒”，当时人们称之为“门神”。在这以后，大人小孩都穿上节日盛装相互道贺新年。为了祈求在新的一年中身体健康，新年一早吃的喝的东西也特别讲究。人们要喝花椒及柏树枝熏制的的酒，据说椒酒能使人身体矫健，而柏酒能消除百病；喝酒的次序也特别，应先让年小的人喝，因为小孩儿又长了一岁，而老年人又少了一年。人们喝大约是用桃木熬煮成的“桃汤”，吃一盘用大蒜、韭菜、芫荽等五种香辛蔬菜制成的菜，用井水服下用柏子仁、细辛、干姜、附子制成的“敷于散”，还要服一粒用雄黄等药物制成的“却鬼丸”，这些都为了避邪免灾。有趣的是，每人都要吃一个鸡蛋，认为这样可以使灵魂和肉体不相分离。人们还要吃用麻子、大豆与饴糖熬成的粥，以消除疾疫。到了正月七日也就是“人日”这天人们要吃用七种蔬菜煮成的菜羹，将彩纸或金〓铰出人形贴在屏风上或插在发髻上，还要去爬山游赏，能文者便趁此机会吟诗作赋。正月十五日，人们将杨树枝插在门扇上，用酒菜糕点祭奠门户，以祈求一年中蚕桑兴旺；还要用一套仪式迎接被称为“紫姑”的厕神，以保证一年中牲畜无恙，不过，这时还没有元宵节。从大年初一到正月最后一天，都是欢饮的节日，游戏活动也多种多样，荡秋千、划船、蹴鞠(踢一种内塞草的皮球)都为人们所喜爱。
端午节当时又称“浴兰节”，是一个热闹的节日。这天，人们要采兰草烧水沫浴，要用艾草捆扎成人形挂在门上，以消除毒气，还要用菖蒲扎眼或将其捣碎来滤酒喝；人们还用五彩丝线缠在胳膊上，称为“辟兵”，据说这样便不会染上瘟疫，人们还将丝线编织成的带子作为相互馈赠的礼物。划船竞渡是这天最吸引人的事，当时竞渡的船不叫龙舟，而是称为“飞凫”或“水车”、“水马”，都尽量造得轻便快速。参加竞渡的船只随鼓点齐头并进，奋勇争先，划船的人还要喊号子，岸上观者如云，水上岸上嚷成一片。这时人们在端午节还没有吃粽子的习俗，但夏至那天则必吃不可。
七月初七这天，妇女们要编织彩色丝绳，穿七孔针，还在院子中摆上几案，放上酒肉瓜果，希望天上的织女给她们灵巧的双手，称为“乞巧”。
八月十四这天，人们都要用红色墨汁点小孩的额头，以避疾病，称为“天炙”；用彩色锦缎作小袋子，装上药物，相互赠送，称为“眼明囊”。
九月初九，人们要到野外登高野炊。
十月间，人们要采摘经霜打的芜青、葵等蔬菜晒干菜或作腌菜。
十二月初八，人们要敲腰鼓，戴一种面目狰狞的面具，扛上金刚力士像，以驱逐厉鬼。这天，人们都纷纷用猪肉和酒祭灶神。
(二)丧葬习俗
南北朝时今随州地区的丧葬习俗，呈现出汉族与蛮族习俗交融的特征，主要是汉族受蛮族的影响，因而很有特色。
据《隋书·地理志下》，人刚一死，便将尸体抬到院子中，不再留在房间里。装敛后，将棺材抬到山里，任其腐烂。过13年后，选定一个吉日，再去用小棺材将遗骨收起来，称为“拾骨”。掩埋后，要进行祭奠，参加葬礼的人无论亲疏都要哭泣哀悼，哭完后，又欢天喜地地开怀畅饮，此后不再祭奠哀哭。受蛮族习俗影响，“拾骨”一定要女婿去做。安葬那天晚上，与死者有关系的女婿们(包括几代人)都要前来，聚集在族长家里，穿上用草编成的衣衫，每人手执一根一丈多长的竹竿，竹竿顶部的枝叶还不能削除，然后去“拾骨”。“拾骨”的队伍要按一定的节奏前走几步又后退一点，并要歌唱嚎叫，其调子也有固定模式。
在这里居住的蛮族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他们不像汉人一样，要穿祭服或招魂魄，人刚一死，便将尸体放在专门的屋子中，邻里少年会聚在一起，都手持弓箭，围绕着死者唱歌，用箭扣击弓弦作节拍，歌唱的内容是死者生前引以为愉快的事。唱过几十首歌后，给死者穿上寿衣，装入棺材，在深山密林中建一间房舍，将棺材放在里边，有时也埋在村落旁边。过二三十年后，将所有死者一并送入一个石洞中安葬。
(三)施钩之戏
南北朝时，今随州地区有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称为“施钩之戏”，又称“牵钩之戏”。这种活动起源于襄阳、江陵，据说原本是当年楚国即将起兵灭吴时操练军队的办法，民间相沿成俗。大致情形是，有人在河中划船，而岸上聚集的人们则手持竹篾编结的长绳，绳头有铁钩，沿岸追逐船只，甩动绳钩，钩拉船舷，使船进退不得。人们击鼓助威，齐声呐喊，惊呼声传遍远近，有时沿岸数里都有人围观参与。
四、佛、道二教的传播
两晋南北朝是源出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各地广泛传播时期，当时的襄阳、江陵及洛阳等距随州较近的城市，都是佛教寺庙和僧侣集中的地方，为佛教传播的重镇，随州一地无疑会受到这一时代潮流的影响。同治《随州志》卷4称当时随州城南30公里的灵泉山下，“有古寺，额曰‘妙济’，碑称‘宋大明五年’，亦古迹之仅存者”。这里的“宋”指南朝宋，“大明”为孝武帝刘骏的年号，大明五年即公元461年。据此知最迟在南朝初，今随州一带已有佛教庙宇建筑。
《荆楚岁时记》记南朝中后期今湖北各地风俗，有不少与佛教有关，当时随州一带当不例外。
东汉末年，我国土生土长的原始道教曾结合起成千上万的下层群众，掀起了反抗东汉政权的黄巾大起义。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进一步秘密地或公开地在全国各地传播。今天的随州地区在当时也接受了道教的影响。
如前所述，西晋末年，张昌曾于今随州淅河镇一带聚众反晋，江、汉间群起响应，声势浩大。史称起义群众“皆以绛科头，〓之以毛”，“绛头毛面”《晋书》卷100《张昌传》。据考证，用绛帕包裹头部、用黄泥敷贴面颊，都是道教一支五斗米道教徒的特殊标识，因而张昌起义实际上是五斗米教信徒发动的起义。这说明至迟在西晋时，道教在今随州地区已流行开来参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128—13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东晋南朝时，道教中的一些宗派专在下层群众中传播，并宣称一个叫“李弘”的首领将出世，给受苦难的百姓带来幸福，因而经常发生化名“李弘”的人领导的反抗官府的斗争，其中有两次都影响到今随州地区。一次是在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起义被当时荆州刺史桓温调动的江夏(治今湖北安陆境)、义阳两郡军队扑灭；一次是在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452年)，起义范围以今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毗邻地区为中心，不久也被镇压下去，而蛮族是这次起义的主要参加者参方诗铭《释张角李弘流毒汉季——“李家道”与汉晋南北朝“李弘”起义》，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在随州地区的流布，为唐代道教在随州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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