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地理因素

   古代中国作为以农立国的国家，在选择都城时地理条件往往首先受到重视。在都城选址的自然地理诸要素中，地理位置的选择甚为重要。《管子·乘马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古代统治者之所以往往把都城都选择在“广川之上”或“大山之下”，是因为他们从有利于控制全国的角度着眼的。西安（长安）是中国著名的古都，其位于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上，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都城。自西周开始，先后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多个王朝在此建都，是我国历史上建都王朝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前后达1077年。下面便以长安为例，分析一下我国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地理因素。
   从我国的地理大势来看，总体说来是西北高而东南低，而地处关中平原的长安就有其独特的自身优势，“秦中自古帝王州”，这是唐代诗圣杜甫在其诗《秋兴》中的名句。秦中，即关中，是指以西安为中心的渭河平原地区。它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故称关中。关中地区南部为我国南北气候地域的分界线——秦岭，北部为高低起伏的丘陵，北方重要的水系渭水贯穿其间，滋润着两岸土地。包括长安在内的西起宝鸡，东至潼关的渭河流域，号称“八百里秦川”。古人对长安的评价相当高，如《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分别记载有：“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执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陛下人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捬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按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摭其背也。”可见，长安具备“广川之上”的地理条件。水资源也是建都时必须重点考虑的主要因素。在古代，人们选择城邑时都豪无例外靠近河流。这是因为近河地区水源充足，有先天的漕运交通能力，而且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又适于原始农业耕作，因而是人们理想的居所。而与水的距离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城邑选址一定要选在地势较高之处，但由于需要有足够的用水，所以不能离水源太远，反过来说，城邑选址又不能离水源太近，否则容易遭受水患，还得需要修筑防洪设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在水资源条件方面，古都长安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在历史上，素有“八水绕长安”之称，。《西安府志》卷五记载：“长安之地，潏、滈经其南，泾、渭逵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潦合其右。”这些河流分别流经都城长安的东境、西境、南境和北境，把长安城围在中心，这为长安的用水提供了便利条件。秦、汉、隋、唐各朝在营建长安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八水绕长安”的有利条件，有计划地分别从城东、城南和城西开凿了许多人工渠道，如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漕渠、黄渠以及横穿长安城的水渠等，引水入城，不仅有规划解决了都城的用水问题，而且还改善了城市的自然环境。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广阔的平原，也是古都形成的重要地理因素，长安处于内陆暖温带，夏季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同时也便于人类的活动。从土壤状况看，关中黄土高原上部的黄土、次生黄土等覆盖物是由横贯中部的渭河及其支流冲积、淤积而成的，这种土壤优点较多，相当肥沃，这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都城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同样重要。经济因素在古都形成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来说，选择都城就必须考虑经济地理的优劣。在经济地理条件上，长安具有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广阔的川原，这为农业生产创造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历代水利工程的建设，又为这里的农业经济提供了安全保障，使关中地区农业经济相当发达，是古代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在司马迁的时代，就有“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的说法。到了唐代，关中的土壤仍是全国最为肥沃的。《新唐书》（食货志）中号称“沃野”。可见，长安及其周围地区的农业经济十分发达，这为古都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地物产的富饶与否，也能对古都的形成起到重要的影响，因为物产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政府和民间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关中地区不仅农业经济高度发达，而且物产丰富，又处于东西方的交流大道“丝绸之路”上，因而极利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历代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对于军事因素也都十分重视，必须考虑地理上的安全。从关中的军事地理来看，长安具备了“山川以为固”的优越条件。它三面环山，东临黄河天险，山川形胜十分险要，《汉书》中说“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牢固地方。关中地区的南面是巍峨高耸、重峦叠嶂的秦岭，西起宝鸡，东达潼关；西、北两面是由蜿蜒起伏的北山山脉组成，如陇山、岍山、岐山、梁山、九峻山、嵯峨山、紫金山、尧山、黄龙山等，西起于陇县，东达于黄河，自西北而东北，布列而峙。在这些险阻中，又有函谷关、潼关、临晋关、蛲关、武关、大散关、陇关、萧关等关口要隘，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同时，关中地区扼东西交通要冲，在关中地区立足，既可以防御或组织出击主要来自西北地区各游牧民族的侵扰，以屏护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地区，又可以居高临下，控制中原。
   还在唐代之时，关中地区的经济已开始走下坡路，为了应付粮荒，唐代的一些皇帝不得不率领公卿百官到东都洛阳“就食”。而唐末频繁的战乱，又进一步摧毁了关中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商业，使之逐渐丧失了经济上的优势，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向了江南。与此相应，在西北少数民族势力削弱之后，契丹、女真等东北少数民族又接踵而起，成为中原诸政权最主要的外部威胁，全国的军事重心随之转向东北，关中先前的战略价值下降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西安不能不失去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位置。然而，西安仍有其独特的优势，它作为控制我国西北、西南地区重要军事堡垒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大都着力营建西安，使之成为整个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
   总而言之，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是历代王朝或政权选择都城必须重视的基础条件，对都城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都城所在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制约都城的社会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城的选择与迁移是客观条件使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人文地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