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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二十一、崇祯)
 
 

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公元1627年,玩了一辈子木匠活的熹宗在临去见太祖的前几日,将他的五弟朱由检叫到跟前说:“来,五弟当为尧舜也。”他将一个内困外患的国家,而且还是阉党把持着的朝政的恐怖局面交给了他十七岁的弟弟。这就是后世称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为他的朝政和国家奋力挣扎了十几年的崇祯皇帝。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国人对于亡国之君的印象是商纣王、秦二世、汉献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之类的主儿,这些人或残暴无情,或荒淫无耻,或昏庸无道,或懦弱无能,不亡没有道理。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多。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但崇祯不一样。

  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的,按说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话却说得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不仅如此,后代许多人还极力称赞他是一个励精图治、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好”皇帝。按照一般的常识,励精图治的总是那些圣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康熙乾隆;而亡国之君,不用说,那自然要么昏庸,要么残暴,要么糊涂——要么竟然是兼具三种特色的扶不起的刘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将崇祯定位于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就好像说某人是个奸诈的好人,某人勤奋地偷懒,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样不合逻辑。但历史本身并不一定非要依照逻辑来行走,更不一定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历史所干出的勾当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无法表情。

  说崇祯励精图治,即便是夺了大明帝国江山的满人,在他们作为胜者来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予了崇祯这位亡国之君相当高的评价:

  “崇祯继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这个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朝廷里党派纷争,战场上兵疲将骄。四面战争不已,流寇四处蔓延,天下溃烂得不可救药,可谓是不幸之极。

  然而在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是勤勉辛劳,励精图治,在面对臣子时常感叹,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却没能如愿,以至导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时局更加艰难。到后来他重又信任宦官,将他们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一举措非常地不合适。后来江山移人,他也自杀身死,难道不是气数使之然吗?”

  至于大明的遗民们,更是将他认定为一代圣君,其中岭南派诗人屈大钧在诗中写道:“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殄;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这哪里是一位亡国之君?这分明是一位励精图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明天子啊。

  遗民歌颂前朝,里面带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夸大之辞。但从历史上看,崇祯在位期间,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本身的素质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属上智之人,与他那个二十多年不上朝不与大臣见面的祖父和他那个纵情酒色,不会治理天下,却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祯之“敬业”,简直可以评为帝王中的劳模。

  正是这么一位希望能够中兴帝国--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执着和梦想,最后换来的不但不是帝国的中兴,反而是帝国的覆亡,他本人也将在一个寒冷的春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照史家的说法,他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这样的前因与后果,委实让人捉摸不透历史老人究竟是何种心态。

  退一步讲,如果亡在他的祖辈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人懒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这个人重用太监大搞特务政治,却在皇宫里对自己的土木手艺手舞足蹈乐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国之君的名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身上,确实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观点是: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的确来源于他的性格悲剧。  

  吝啬鬼皇帝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掉其位,改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绝情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其中的亲情平淡如水,几乎从来没有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的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但崇祯同中国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样,从他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就接连不断地折磨着他。或者说,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明朝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没一个说得过去的,可以说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有好大喜功,被瓦刺俘虏差点亡国而又两度登基的皇帝,有几十年不理朝政,几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为将军或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经常溜出宫门、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更为荒唐的是在位长达45年的嘉靖皇帝竟迷恋于用年轻貌美的宫女作其长生不老的丹药,以至于被忍无可忍的宫女们试图勒死于龙床之上。真是一塌糊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强邻压境,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政治黑暗,官匪横行,孳生出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等相继把持朝政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若按奸臣数量排列,明朝当列诸王朝之首。何况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使朝政内耗于此。加之天灾不断,民不聊生,反抗频起。可谓内外交困。

  到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奄奄一息了。崇祯元年,饿殍遍野的陕西已燃起饥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农民风暴正在酝酿。在长城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在他们的眼中,大明朝无疑于圈养的无数肥壮牛羊等待着他们去宰割,去分享。内忧外患,一边像蔓延而来的大火,另一边又像呼啸而来的大潮,这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接手是时的窘况。因此,这绝对是一个烂摊子,而且这个烂摊子已到了烂透的地步——二十余年荒怠异常的弊政,尤其是后来天启年间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实正滑向无尽的深渊。作为统治中国的皇帝,原本应该是高高在上、权倾天下的。但崇祯从接手皇位的那一天起,就感觉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龙椅,而是一座正喷薄着愤怒与仇恨的火山口,可以说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这样的国家接了手,也无机会可言了。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就体现了他高出其他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清除阉党,整顿吏治是其革新朝政的重要举措。1627年11月,在铲除掉魏忠贤的羽翼,使其孤立后,他果断下令将其贬谪到凤阳,随即又下令逮治。在魏忠贤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同时,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

  这一系列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中兴的希望。不幸的是,他随后却又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了王承恩等另一批宦官,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样的错。他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对于当时的政治黑暗腐败,他也想有所作为,为此,他起用了东林党人,试图解除内忧外患,挽救行将灭亡的大明江山。与前两朝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

  但是,大明的政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矛盾丛集、积弊深重,纵然崇祯帝有雄才大略,也无济于事,更何况,他也有多疑软弱等缺点,要力挽狂澜谈何容易。更要命的是,就在他即位之时,西北大地发生特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人民流离失所,纷纷饿死,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对此,官府不予救恤,依然催租逼税。人民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

  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打出了反明的旗帜。不久,张献忠在米脂起义,响应高闯王,号称“八大王”。后高迎祥被浮牺牲,李自成继任“闯王”,手下有刘宗敏、田见秀、郝摇旗等战将。李自成虽号称“农民起义领袖”,但并非救民于水火,他攻城掠地,每遇顽抗,都要大肆杀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五六天,城破以后差不多要斩尽杀绝,还要毁平城墙。每破一城他就弃之不顾,继续向前进攻。他曾三度围攻开封城不下,最后决黄河大堤,淹死兵民数十万人。可以说,李自成十多年的大起义,也是对中国十多年的大破坏!后来他的队伍中加进了河南杞县举人李岩,及夫人红娘子;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作谋士,情况稍好一点。我们过去有一种机械的评价标准:农民起义就是革命行为,就是推动历史的发展,让人感到是一种很牵强的理论。有作家穷一生之精力,写出多卷本的小说,歌颂“李闯王”,让人难以卒读。崇祯帝面对这位大肆破坏、杀人如麻的“闯王”,能有什么办法?!

  国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在东北边境,后金的侵略更加频繁。在当时已经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为了支持对金的战争,他不得不大幅增加赋税,名曰“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加派是掠夺性的财政措施,赋役征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赋役的征收量不能超过生产者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某一限量,但三饷加派却是依军需决定征收额,其加派额直线上升,结果造成“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不满,起义不断。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对其统治有如斧底抽薪,自断生路。

  崇祯是一个优点与缺点都突出的人。崇祯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把史书里对他评价综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鸡鸣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

  再顺便举史书上所载的三件小事:崇祯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买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某日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了虚心的批抨。

  但崇祯性格上的缺点也是强烈和极端的。崇祯的这种节俭已发展到吝啬的地步了。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

  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作是节俭和朴素,甚至可以如同我们在歌颂某位大人物只吃红烧肉时那样,把它看作是崇祯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风的帝王堆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咸丰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咸丰皇帝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些微细节上来断定他是否清廉称职,是否予以提拔,从而导致北京城里出现了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的一击。

  从他即位之初到帝国灭亡--也就是他坐在龙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节俭品德一直像一把无形的剑,将他的帝国砍得鲜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无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便和这有关。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7.5石,约折价10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但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惯例可循,这本身也已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份。

  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然后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这本来是一个明君的确该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祯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不清楚帝国里这种集体受贿的深层因由,却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的官员都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大致无过于崇祯年间。

  崇祯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时指出,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因此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给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里敢真正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500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500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同时,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内心深处肯定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得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在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在崇祯朝的17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让贤臣生在当世,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

  尤其是他冤杀了一代名将袁崇焕。本来明朝是全赖袁崇焕在东北奋力抵抗清军的。崇祯三年,皇太极想出了一条反间计,说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等待时机灭明后分享天下。生性多疑的崇祯帝不辨真假,将袁崇焕逮捕下狱,不久,即据伪证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袁崇焕死后,东北已无得力大将可用,边防更危急。

  崇祯14年,清兵攻锦州,四月,围城。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13万人援锦。八月,明军大败,洪承畴率残部入松山。清兵围松山。次年二月,清兵破松山,浮洪承畴,洪承畴降清。三月,清兵又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松锦之役”,明朝东北的主力被消灭,元气大伤。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却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中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整个社会对于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使整个晚明时期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称颂其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1人、尚书4人、总督、督师7人、巡抚11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皇帝向臣子募捐

  崇祯除了应付年年从未断绝兵事之外,还需应对各地此起彼伏的干旱、地震、蝗灾、疾疫。要剿流寇,要赈灾区,要防边患,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件东西,那就是:钱。

  崇祯深感国库空虚,手头拮据。可那老百姓已经榨干了,怎么办?无可奈何之下,贵为帝王的崇祯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好砸锅卖铁,把宫中的金银器皿拿出来应急,甚至变卖从万历时积存下来的老人参,剩下来的就得号召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助饷,采取募捐一策了。

  崇祯十二年,崇祯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亲武清侯李国瑞,要他为国分忧,贡献四十万银两为饷,李国瑞见数目巨大,死活不肯出,一口咬定拿不出这么多钱。不过崇祯对其底细也略知一二,当然不行,催逼更急。这李国瑞索性耍开了无赖,也来了个砸锅卖铁,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则拉到外面变卖,以示一无所有。此举令崇祯怒不可遏,遂将李国瑞入狱,夺其爵位。李国瑞哪禁得起这个,不久便惊怒而亡。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纷纷抱怨崇祯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募捐。崇祯本人事后也颇为后悔,加封李国瑞7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所追缴的这四十万银两最后也全部退还。皇亲既然反悔,官员自不会热心,募捐一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从崇祯元年起,在陕北就闹起了农民起义,这使崇祯帝如坐针毡,食不下咽,没有一天不在想着如何“剿匪”。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剿匪”,由闯王李自成率领的一支农民义军却越战越强。1643年,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这时候的京城,缺兵少粮,守备虚弱,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

  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却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100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个大事。从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就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油尽灯灭,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40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严峻的责骂也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这无疑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

  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这么多钱,若真是放用来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为了节省100万而丢掉了3700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账,但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皇帝却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国库中没有钱,皇帝有钱却不想出,想再杀鸡取卵或是竭泽而鱼地从百姓头上搜刮也已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且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皇帝万般无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无奈,只得遣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其捐10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口袋一点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钱,哪里又该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出呢?只是这话他不敢说出来,而是一个劲地哭穷,坚称没有。徐高再三说明上意,周也漫不经心,毫不介意。徐高愤而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见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也怕崇祯归罪,答应勒紧裤带捐献一万两,崇祯认为少一点,要他拿出二万。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皇后答应帮他出五干,并劝他尽可能满足崇祯要求的数额。

  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内帑的5千两银子,周奎也只捐了3千两,余下的2千两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当然也有少数真穷的)。大学士魏藻德仅仅拿出百金,已被批准退休的内阁首辅陈演则专程入宫表白自己在任期间如何清白廉洁。还有一些官员则效法李国瑞,在自己门上写着:“此房急卖。”

  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过日子了。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过日子了。再拿出一些不值几个钱的器皿什物摆在市上兜售。自天子到大臣的集体哭穷,这大约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自然是天子崇祯。

  宫里的太监以王之心最富,但也仅献万金。王永柞、曹化淳则捐金三万至五万。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严刑拷打王之心,追出十五万白银,其家藏金银器物亦均为上品。周奎被抄掠之后,现银就有五十二万,家中奇珍异宝,绫罗绸缎价值数十万。

  最后为搞平衡,干脆来了个摊派,比如浙江出六千,山东出四千等等。个人的最高限额是三万,但满朝竟然无人达标,仅有太康伯张国纪一人出到了两万。就这样,本次靖国募捐从京城皇亲国戚,士大夫官员组成的的食禄一族那儿最终募集到了一笔巨款:二十万。

  这笔“巨款”数额如此,作军费实在没办法看。所以这二十万现金,崇祯全部用来犒赏慰劳京城守军。这一天,小民百姓痛哭捐金者甚多,多者有三百金、四百金。

  有钱不出钱,这个时候的崇祯除了一声叹息,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了。只好又改个法子,号召有力出力,令众人各输粮草供给官军,或赡养将士们的妻子儿女,使京城守军无后顾之忧,但反应更为冷漠,无人响应,只好作罢。  

  吊死煤山

  1644年4月23日,李自成的义军在隆隆的炮声中对北京全城发起攻击,只一夜之间,北京外城被攻破。李自成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农民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

  当晚,李自成的军师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今广安门)外,守城总管、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仪门献城投降,义军进占外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宦官竟是崇祯最信赖的重臣。

  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看到大势已去的崇祯,在与16岁的太子、11岁的永王、9岁的定王哭别后,让他们化装成平民,逃出紫禁城,并命令周皇后自杀。接着,他冲进宁寿宫,对最疼爱的15岁的长平公主,悲痛地对她说:“你为何生在我家?!”不忍女儿落于敌手遭侮辱,他掩面挥剑刺向女儿,但没伤及要害,崇祯帝已悲痛得再也举不起剑。之后,他又来到西宫,胡乱将袁妃等几位妃嫔斩杀。而宫女们,则纷纷投河自尽。

  随后,在昏暗的夜色中,他带着一批太监冲出宫门,逃命去了。他们出东华门,至朝阳门,又奔安定门……在城内兜了一圈,都被他的臣僚挡了回来,只得重返宫中。

  25日凌晨,崇祯帝登上钟楼,鸣钟召集百官,但无一人前来。众叛亲离的崇祯帝与宦官王承恩一起溜出紫禁城,登上了后面的煤山(今景山),从煤山山顶,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军队的营帐里灯火通明,宵鼓阵阵。明天,他们就要攻城了。崇祯叹了口气,他用衣带草草地写好遗书,凌晨时分,恨恨地上吊自杀。时年34岁。他死后,王承恩也吊死在他对面。

  崇祯在农民军攻城时,他望眼欲穿的吴三桂走了半个多月还没有从宁远赶来,在他上吊前的那一时刻,他是否想起了当年袁崇焕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来救他的事呢。

  三天后,人们在寿皇亭发现了崇祯的尸体。只见崇祯乱发覆面,身穿蓝衣,左足赤露,右着朱靴,衣前书写一段文字:“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段话,可以归结为三层意思,一是“诸臣之误朕”,再次强调他不是亡国之君,只因他的臣子们皆是亡国之臣,有推卸责任之嫌;二是“无面目见祖宗”,这是真正痛心的事;三是“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也应是真心话,他毕竟不是一位残暴之君。有人不忍目睹此惨状,遂将他葬在了3个月前死去的田贵妃墓中——即现在的思陵。就这样,明朝的统治覆灭了。

  不过怎样,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应该算是一位好皇帝,就是如此下场的,死时不过33岁,令人有些痛心。想来,崇祯在临死之时一定会不甘心地发问:为什么我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却是亡国之悲与自缢之痛?

  许多人都把崇祯的失败归结于农民起义和盘踞于满洲的后金势力,这点不假,它们的确是推动崇祯朝历史变迁的直接力量,但是,人们也知道,不管多尔衮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气数已是油尽灯枯了,多尔衮和李自成只不过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两根稻草罢了。王朝更迭的不可违之命就这样像抓阄一样抓到了崇祯的头上,他的悲剧命运就在于他不仅无法以一身之躯来阻止社稷颠覆之势,而且历史所能给予他的时间和空间也注定他成为不了一位中兴之主。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可以忝列于明君之侧,因为在和平的年代里,崇祯个人的性格虽然有着各种弱点,但却不会是致命的;但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即将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励精图治只会加快王朝的灭亡。崇祯事实上成了他的祖父万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却可以在宫中花天酒地过一生,他虽说旰食宵衣,却免不了背上亡国者的耻辱。

  看来,在独裁和专制的铁幕体制下,如果一个君主本身性格有着各种致命的弱点,那么我们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励精图治,幻想在他手里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个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图作圣君的后果强得多。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点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为的庸君,虽然不近女色,事事节俭,但他带来的也许是亡国之痛。

  总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时代里,崇祯的悲剧其实是从这种体制上就决定了的,不管他是励精图治也好还是宵衣旰食也罢,最后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脱亡命亡国的可悲下场。只不过,这一悲剧的源头并不在崇祯身上,而是应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当那个作过和尚的朱元璋在遥远的南京城里登基时,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后成熟,并由这位下种的开国之君的子孙后代来品尝。

  1644年,统治276年的大明王朝结束了。本来,紫禁城的主人可能改姓李,但是,同样是农民出身的李自成,并没有朱元璋那么有治国之才,攻下北京后,他和他的部下即骄傲自大,固步自封,腐化堕落,并一再贻误战机,加之冒犯吴三桂而使他打开山海关,引清军南下,奋战17年得到的成果拱手让人,也算惨痛而有益的历史教训。

  崇祯之死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的死,不仅仅在于一个王朝不可逆转的灭亡,更在于一个可能忽略的事实:随着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种野蛮落后的孔武粗陋接管一个文明熟透同时也是腐烂的国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严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残,领先世界两三千年的华夏文明几乎止住了脚步,开始落后于西方。

  清末李鸿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言为时人之首肯,但这个变局的序幕不是在咸丰、同治之年拉开,而应早在崇祯吊死媒山的1644年。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破产的封建中国与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迎来的却是一个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贝件,而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

  17世纪40年代的世界,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君主走向绝境——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树枝下丝带吊环里,另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断头台的铡刀下。而两人死后其民族的走向却是天壤之别。就是在这个年代以后,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没落明显加快,我们看到: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行,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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