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年前，有这样一个人，降生在了中国这片大陆上。
他是国之瑰宝，是医学界的“脊梁”，却被遗忘在了历史长河的角落。
他曾经救中国于水深火热，曾经为中国“以身试毒”，但还是成为了时代漩涡的牺牲品。
他是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专家，生产了属于中国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
是他，遏制1950年华北大范围的鼠疫，救了千万人的命；也是他，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
他是世界“衣原体之父”，是曾经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是我们的疫苗之神——汤飞凡。
自他逝世后，62年过去了，他的名字仍然少有人知。
于情于理，汤飞凡这三个字，理应被所有中国人铭记！
一
1897年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自幼就深受西方思想和“振兴中华”口号的影响。
看多了家乡百姓们被病痛穷苦折磨后，小小年纪的汤飞凡便有了悬壶济世的志向。
1914年，汤飞凡从工业学校退学，投考了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由于入学考有英语科目，汤飞凡没有学过，但他也不怕，直接请求主考老师让他以后补考。
小小少年的勇气打动了老师，随后便被破格录取，成为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第一届学生。
七载苦读过后，能坚持下来的学生仅有10名，而汤飞凡便是其中之一。
从湘雅毕业后，汤飞凡就是一块香饽饽，许多同学都想拉着他一起行医，可他却果断拒绝了。
他说：“当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于是，汤飞凡去到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学。
在协和的3年里，他不单单只是学习，做研究，还经常帮助其他人做实验，作病理解剖，分析实验结果。
汤飞凡之所以这么拼命学习，不仅是因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还因为他想有一番作为，想要为中国付出心血。
早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因此被称为“东方科赫”。
那时汤飞凡便放言：“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巴斯德’？”
就算不能出一个“东方巴斯德”，那么就要有个比他还要厉害的“东方汤飞凡”。
因此，在协和的第一年，汤飞凡便兼任了助教。
而在第三年里，汤飞凡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准备赴美深造。
怀抱着年幼的理想，少年挥斥方遒，坚定地向未来前进。
图 | 青年时的汤飞凡
二
1925年，汤飞凡与湘军团长何键之女何琏成亲，随后两人一同踏上了赴美之旅。
何琏与汤飞凡的缘分是自幼定下的。在汤飞凡五岁启蒙时，便是读的何家义塾。
看着汤飞凡长大的何键早早就认定他将来是个栋梁之才，故而在连得三女后，向汤家提亲。
汤飞凡可以选三女中的任何一个人作为未来伴侣，此人即是何琏。
在哈佛大学的三年里，汤飞凡一直都是带着何琏一起的。
期间，系主任H·秦瑟在看到汤飞凡进行实验时的规范操作后，便让他参与进自己的研究项目——研究立克次体病毒等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
这段时期刚好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而汤飞凡既然有幸成为其中一员，那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三年里，汤飞凡的主要工作便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新方法，从而来证明“病毒是可滤的，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
此外，他还成功研制出第一代醋酸火棉胶滤膜，成为了研究病毒和细菌之间的支原体的微生物学家之一。
身为有能力，有才华的医学者，汤飞凡颇受导师的喜爱，被强烈要求留在哈佛。
眼前优越的研究环境，以及刚打开的病毒学研究大门，汤飞凡决定留下。
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轨迹。
来信人是汤飞凡就读于湘雅医校时的老师颜福庆，他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领袖。
图 | 老师颜福庆
信上内容无任何过多的花言巧语，仅仅只是邀请，请汤飞凡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
中央大学医学院建立于1927年，原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是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
在振兴中华医学与实现医学研究的两条道路中，汤飞凡选择了前者，毫不犹豫地回应了祖国的召唤。
他知道回国后医学院的条件肯定不如哈佛，也知道医学院仅有教师8人在支撑，可他还是决定归国。
因为他生来就是中国人，此时不报国，更待何时？
图 | 汤飞凡（左5）夫人何琏（左3）
三
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何琏一同回上海，担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回到祖国怀抱后，汤飞凡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中央大学医学院，学生只有29个，教职员更是稀缺，汤飞凡的细菌系仅他一人。
可汤飞凡一点也不慌。由于细菌学重在实操，汤飞凡立刻就着手建立实验室。
他捐出了自己的显微镜，一边开设课程，一边进行科学研究。
自1930年起，汤飞凡便陆续发表学术论文。也是自这年起，中国走进了病毒学研究的大门。
1932年，国民政府将中央大学医学院改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也升为正教授，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
平日里除了研究病毒外，汤飞凡还需进行传染病病原学等研究工作。
其中便包括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炎等的研究。
而沙眼病便是汤飞凡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因为沙眼病，日本医学界无人不知汤飞凡。
当时，日本人野口英世宣称自己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颗粒杆菌。
因此，他便被列入了日本教科书，成为日本人都敬佩的大人物。
然而，汤飞凡将他拉下了神坛。
他发现野口英世的论文是错误的，在潜心研究三年后，汤飞凡确定了这一猜测。
1935年，汤飞凡发表论文，纠正了野口英世的错误，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野口英世不再是日本人引以为傲的优秀学者，而汤飞凡则成为日本人又佩服又痛恨的中国人。
同年，汤飞凡前往英国与国立医学研究院进行短期协作。
一天，有日本人前来研究院参观，并要和他们眼中的厉害人物汤飞凡握手。
但是，汤飞凡拒绝了。
他说：“你们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很遗憾我不能和你们握手，还是转告你们的国家停止对我的祖国的侵略吧！”
国难当头，侵略国的个人崇拜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图 | 汤飞凡与昔日同学合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汤飞凡回国。
烽火连天的岁月，他不得不停止对沙眼病的研究，转而投入救国行列。
身为前线医疗救护队的一员，汤飞凡奋不顾身地上前线与死神抗争，能抢救一个伤员是一个。
可惜，炮火无情，上海、南京先后失守沦陷。
眼看国之大厦将倾，百姓徒遭屠戮，汤飞凡痛心地对何琏说：“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做了亡国奴，又有何用？”
怎奈，此刻祸不单行，外患与天灾一同降临。
在战火四起之时，中国瘙疫肆虐，恢复防疫处是当务之急。
因此，颜福庆又一次邀请了汤飞凡。而他，依旧是毅然决然地答应了。
辞去上海职务的汤飞凡，奋然前往长沙主持重建中央防疫处的工作。
四
因躲避日寇袭击，于1939年，防疫处迁至昆明。
汤飞凡一边筹钱兴建新址，一边生产各种生物制品，以应对战时需要。
1940年春，以汤飞凡为首，所有医学院毕业生都要轮流值班。
汤飞凡要求，小的内外科问题大家都要自己动手解决，其中还包括接生。
此外，为了传授知识，他还创办了子弟小学。
在躲避战火的同时，汤飞凡先后还带领了工作人员扩大生产防疫急需的新产品。
虽然防疫处之前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疫苗和血清，但是在他看来：不能只生产不研究。
于是，汤飞凡决定参考国外，设立检定室，培养基，消毒室等，实现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
同时，他还建立技术管理制度，停止生产无效或副作用大的老产品，并增加新产品，改进各菌种。
期间，汤飞凡成功地利用了废琼脂、乙醚处理牛痘杂菌，还改良了马丁氏白喉毒素培养基等。
此时的中国明明是身处不利之位，可汤飞凡却把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做到同欧美同类产品一样水平。
在他的带领之下，那时生产的疫苗血清不仅能供应大西南的防疫需要，还为在陕甘宁解放区和在远东作战的英、美盟军提供了支持。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汤飞凡所带领的防疫处生产出了抗菌药品青霉素。
1941年，防疫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掀起的寻霉热潮终于得以结束。
生产青霉素是汤飞凡的目标，也是拯救前方战士们脱离疼痛发炎的关键所在。
1942年，作战的同盟军还发现，中国防疫处制造的牛痘苗比印度苗更为有效地抑制天花病。
因此，其他国家的盟军一致决定，一切疫苗和血清制品都改由中国防疫处供应。
随后一年，汤飞凡带领着防疫处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疫苗，并提供给了在缅、泰边境作战的盟军们。
同年，防疫处继续一鼓作气，用自己分离的菌种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批5万单位一瓶的青霉素。
明明是战争年代，可这接连不断的好消息却着实令人振奋。
当然，除了为国人和盟军研发疫苗之外，防疫处还肩负着抗击日军细菌战的任务。
众所周知，日军那时残忍利用细菌战荼毒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
而以汤飞凡为首的中国防疫处正是人民的保护盾。
1943年，英国杂志《自然》向世人介绍了中国防疫处的真实情况。
在所有人都为其拼搏精神和工作成果所惊叹不已时，殊不知，防疫处仅有一台破陋的锅炉。
“这台锅炉常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检修。……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就自己制造……”
中国防疫处就是靠这样的条件，在抗战期间制造出了高效的疫苗，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军人们用子弹来击败敌人，而汤飞凡则靠医学拯救中国。
与此同时，在汤飞凡的带领下，中央防疫处成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防疫供给中心。
五
抗战胜利后，在汤飞凡的建议下，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并改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
由于原防疫处已被日军完全破坏，汤飞凡不得不再次白手起家。
在美国友人谢拉曼的帮助下，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于1947年建成，包括研究室和实验动物饲养场。
1949年，防疫实验处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担任所长。
1950年，冀北爆发鼠疫，以汤飞凡为首的突击研制组只用了两个多月便赶制出了鼠疫减毒活疫苗900余万毫升。
这一成果，不仅改变了从苏联进口供应不足的局面，还遏止了鼠疫的横行。
此外，汤飞凡还亲自承担起黄热病疫苗的研究。
为了解决病毒毒力变异问题，汤飞凡利用了1947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D。
很快，他便制出了黄热病疫苗减毒活疫苗，解决了海港检疫接种黄热病疫苗的需要。
1951年，卫生部门颁布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保障疫苗供应，控制传染病流行”。
其中，天花便是一个大问题。
为了彻底消灭它，汤飞凡研究出乙醚杀菌法，迅速增加了疫苗产量。
正是因为汤飞凡的杀菌法，我国于1961年成功消灭天花，早于全球消灭天花16年。
当然，在那时最难整治的传染病除了天花之外，还有沙眼。
1954年，我国成为沙眼病的重灾区。
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患有此病，发病率为55%，致盲率为5%，人称“十眼九沙”。
为了分离出沙眼病毒，汤飞凡主动请辞一切行政事务，重新拾起中断了近20年的沙眼病原体研究。
研究过程中，汤飞凡一切都亲自采样，亲自上手。
在对200例典型病例样品进行分离实验后，汤飞凡的工作仍然没有任何进展。
研究所内其他科学家的热情均被失败浇灭。可汤飞凡却没有放弃，他知道这一项工作并非易事。
毕竟在过去70多年里，放眼全球，没有一位科学家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
正所谓越挫越勇，汤飞凡意识到：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抛开前人的思路经验，汤飞凡采用了鸡卵黄囊分离的方法。
于1955年8月10日，在进行第8次试验时，汤飞凡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即著名的TE8。
迄今为止，汤飞凡20多年的心愿得以实现，他成为了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人。
在完成了重复的验证工作后，于1956年10月，汤飞凡发表了有关沙眼研究的论文。
然而，按照国际卫生组织规定，只有在人眼里引起沙眼的病毒，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沙眼病毒。
这就代表着，要有人站出来以身试毒，以验证其准确性。
而这先行者，便是汤飞凡与同为研究者的张晓楼教授。
1958年元旦，两人让助手将培养出来的沙眼病毒滴在自己的眼睛里。
很快，他们二人的眼睛红肿得像核桃。
在其后的40天内，汤飞凡坚持不治疗，直至收集到资料并证实其分离培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毒。
英国科学家们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成果。自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
此后，根据分离出的病毒，科学家们研制出了治疗药物，沙眼发病率也在逐年降低。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沙眼病发病率不到6%。
至此，汤飞凡的研究脚步依旧尚未停下。
当时的中国孩子们大多患有麻疹，其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
因此，在分离出沙眼病原体后，汤飞凡又马不停蹄地相继分离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
如此伟大的人物，怎能让人不敬佩？
六
当汤飞凡快到达医学巅峰时，时代悲剧降临了。
1958年，中国爆发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一瞬间，汤飞凡沦为了民族败类、国际间谍。
有人说，他是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的卖国贼，是与实验室女同志乱搞婚外情的不忠者。
再加上，他的岳父何键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汤飞凡还被冠上了特务身份。
人言可畏，每一句谣言都刺中了汤飞凡的心。
当人民在谩骂这位疫苗之神时，谁曾想过，他那些年来呕心沥血的贡献。
或许，一个人都没有。
1958年9月30日，不堪受辱的汤飞凡选择上吊自杀，告别这个灰色的世界，年仅61岁。
汤飞凡死后，没有葬礼祭奠，没有亲友缅怀，只有何琏一个人将遗体火化，将骨灰带回家。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评论汤飞凡说：“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殊不知，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忘了他。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命名为衣原体，而汤飞凡便是衣原体之父。
可惜，衣原体之父已然来不及接收他的荣誉。
1980年6月，国际沙眼防治组织给中国眼科学会发了一封短函：
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还想要将汤飞凡推荐为诺贝尔奖的学者，可他们晚了22年。
更为过分的是，在后来，汤飞凡生前的成果却被曾经一起合作过的张晓楼给包揽了。
“自绝于人民”的他，死后还要挨昔日同事一刀。
张晓楼不仅揽了汤飞凡的研究成果，还拿走了属于他的荣誉。
在全法眼科学大会上，张晓楼“变成”了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
无疑，他的做法引起了公愤。
于1986年8月，何琏致信给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求一个公正的说法。
四个月后，这起严重“剽窃”事件才得以解决。
属于汤飞凡的荣誉，谁也抢不走。
图 | 50年代汤飞凡摄于北京研究所
于上世纪80年代末，被污蔑的汤飞凡终于得到正名。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其中便有汤飞凡。
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中国人不知道，汤飞凡是何人，有何功绩，何其惭愧！
不禁叹息：千秋万岁后 谁知荣与辱！
图 | 50年代汤飞凡与夫人何琏（左）、儿子汤声闻合影
文 | 千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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