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1960年5月，在二战中指挥过诺曼底登陆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在见到毛主席后，身为一代名将的蒙哥马利忍不住表达出对毛主席军事指挥才能的深深惊叹：
“阁下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然而毛主席却笑着摇了摇头，淡淡回答道：
“'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
蒙哥马利与毛主席
作为遵义会议后，我军在长征路上面临的最艰险的一次反阻截运动战。
“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在顶着敌人十数倍于己方的绝对军力优势，和包括林彪、王稼祥等自己人的不理解与抱怨，采用高度运动的机动战方针，带领3万多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国民党40多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中纵横驰骋，最终取得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辉煌战绩。
1933年，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以后，中央苏区的革命火种已经传到了三十几个县的范围，不仅如此，红军兵力也到达十万余人，革命前景一片大好。
但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很快组建了第五次“围剿”，他调动各地派系军队及嫡系部队共计100余万，其中负责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接近一半。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这一次的蒋介石采用了稳扎稳打的“碉堡主义”新战术，集中优势兵力重兵出击，意图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完全绞杀在川黔滇边境。
但此时的中央苏区内部正被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所支配，虽然王明1931年就去了莫斯科，但在离开之前，王明为了保证自己还能做“太上皇”，专门对人事进行了调整，并让年仅24岁的博古（秦邦宪）成为实际总负责人。
王明
于是形成了虽然王明身在莫斯科，但却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遥控指挥在国内的博古贯彻执行。
也正是在这样的特殊阶段，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
面对十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博古、李德等人摒弃前四次“反围剿”的正确作战思路，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企图用阵地战的方式将国民党军完全阻截在中央苏区之外。
从1933年9月到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虽然英勇作战，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猖狂进攻，但由于敌我双方军力悬殊过大，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虽然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但战争减员巨大。
为了尽快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攻下遵义并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之后，在中央和红军中确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开始全面部署，当时摆在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要么向北进入四川境内，与兵力大约10万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要么向东进去湖南境内，与规模较小的红2、红6军团汇合。
对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接下来的动向，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官们也很清楚，于是蒋介石很快就组织了40余万大军，向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所在的遵义进逼。
3万 VS 40万，就是在十倍的兵力差距下，“四渡赤水”开始了！
此时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面临的困境很大：
北有长江天堑，东有乌江天堑和湘军堡垒防线，南有薛岳大军，西有川滇大军，连驻扎地遵义四周也被黔军团团围住。
为了能实现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目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放弃遵义城转而向黔川交界赤水、土城地区进发，准备北渡长江。
就在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抵达赤水河东不久，川中名将郭勋祺也率军赶到。
按照不久前我方情报部门截获的电报，郭勋祺只带了4个团的兵力，跟进的军队也只有潘佐部两个团，也就是说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需要面对6000余人的敌人。
毛泽东当机立断，准备给尾随之敌来一场伏击歼灭战。
郭勋祺
然而战争一打响，红军便意识到了郭勋祺所率领川军的厉害，他们并非战力低下的黔军，而是利用有利地形与红军相互搏杀，生生将歼灭战达成了消耗战。
更糟糕的是，情报有误！
从红军俘虏的番号来看，郭勋祺部根本不是六千人，而是万余人，而且跟进的部队也数量庞大，这让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情势瞬间陷入危机。
当时的土城战役激烈到了何种程度呢？紧急关头，连朱德都向毛泽东提出要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
毛泽东接连吸了几支烟，不肯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着急地说：
“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不仅是朱德，连用来为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干部团也被派上了战场。但两军胶灼就意味着失败，因为敌人源源不断的援军正在赶来。
朱德
毛泽东在与另外几位领导人商议后，当即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转而选择在土城、猿猴两地第一次横渡赤水河，向川南地区的古蔺、叙永地区转移。
以后来人的眼光看，“一渡赤水”更像是情报失误后的补救措施，据当时的作战参谋孔石泉同志回忆：
“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
但无论如何，土城战役虽然并没有像毛泽东事先预料那样，但发现情报失误后迅速调整战术战略，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进军，使得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摆脱追兵，化险为夷。
当发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进军方向改为川南地区时，如临大敌的川军立刻以12个旅的兵力分路进攻，同时加强长江防线布控，甚至还在长江之上设置了大量舰船。
与此同时，坐镇贵阳的薛岳兵团和盘桓在周围的黔军王家烈部众也纷纷向川南追去，连云南龙云所部的滇军也朝毕节和楚雄两地进军，又一场声势浩大的绞杀开始了！
按照军事部署，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开始向叙永地区发起猛攻，但敌人负隅顽抗，我军久攻不下，与此同时，把守在四川各要道上的川军开始截击红军部队。
进攻受挫之下，毛泽东第二次调整部署，不再执着于渡过长江，而是将红军集结在扎西一带，向敌人兵力较弱的黔北地区进发。
薛岳
蒋介石随即调动中央军、川军、滇军主力猛扑扎西，只为在此迅速消灭我军主力，而趁着老蒋调兵遣将之际，毛泽东镇定自若，率军“二渡赤水”，向遵义进发。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回师黔北——这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当时的黔军主帅王家烈还在家里给老母亲过大寿，前线只有六个团的兵力。
当红军主力回师黔北后，猝不及防的黔军瞬间崩溃，一记回马枪让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打出了“娄山关大捷”，也让红军迎来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胜。
随着娄山关被我军占领，距离不远的遵义城无险可守，旋即也被我军再次攻下。听闻此消息的蒋介石一声哀叹，并称“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遵义大胜给蒋介石带来的震撼极大，不光是黔军王家烈部八个团被打没，连自己的嫡系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也被消灭大半。
心急之下的蒋介石带着陈诚等一众心腹飞抵重庆，亲自指挥部署，于抵达后的第二天通电四川、贵州的所有驻军：
“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而此时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则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着遵义西边的鲁班场发起猛攻，负责守卫鲁班场的是国军名将周浑元，他深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战术奇诡，采用坚守不出的碉堡战，使得红军反而一时不能将他如何？
蒋介石
而红军攻打鲁班场的动作，让蒋介石深信红军必然“西进”，于是分散川黔的各路大军都迅速朝鲁班场附近集结。
然而蒋介石没想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在鲁班场和周浑元过多纠缠，而是趁着国民党大军未到之际，迅速脱离战斗，转而奇袭茅台镇，并在控制了渡口后，架起三座浮桥，大军浩浩荡荡“三渡赤水”。
声势浩大的国民党军第三次扑空了。
第三次渡过赤水以后，毛泽东以一个团兵力佯作主力进攻古蔺，而其余大部队则秘密朝着赤水河移动。
攻打古蔺的举动让蒋介石又一次产生误判，他以为红军并没有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于是调动主力朝川南的古蔺地区扑去，企图在古蔺全歼我军。
就在蒋介石将主力都调往古蔺的时候，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真正主力却突然“四渡赤水”，向南急行军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此时的贵阳兵力空虚，沿途门户洞开，负责守卫贵阳的只有第99军4个团的兵力。
更让蒋介石惶恐的是，是他本人此时正在贵阳城中督战，想用十倍兵力进行歼灭战的蒋介石，不仅没能全歼红军，还差点被毛泽东打成了对“蒋总裁”的斩首行动。
惊慌失措下的蒋介石急忙要求“各路兵马勤王保驾”，同时派重兵把守飞机场，连轿子、马匹、向导等跑路用装备也提前备好，一旦红军破城，他本人至少要保证溜之大吉。
就在国民党军焦头烂额驰援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却向东奔向清水河，刚喘口气的蒋介石又上了毛泽东的当，他以为红军即将东渡清水河，又调兵遣将命主力直逼清水河。
可让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他又被耍了！
在国军主力奔向清水河的时候，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声东击西，迅速横穿西南，在国军数十万军队目瞪口呆之下，120里急行军扎入云南境内，至此完全跳出蒋介石40万大军的包围圈。
复盘四渡赤水的全过程，即便是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却始终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变被动为主动，从被国军四处围追堵截，到后来牵着40万大军的鼻子走，这其中的战术战略古往今来一人而已！
就连数十年后的美国西点军校，以上帝视角几次复盘“四渡赤水”，都毫无例外以失败告终。然而现实中的毛泽东却凭借着情报和战术，打出来一个不可能的胜利。
“四渡赤水”时，毛泽东才刚刚树立威信，对于反复横渡赤水河，当时军中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后来的一代战神林彪就曾发过牢骚。
红一军团的情况则更加严重，因为作为军团长的林彪也对毛主席的指挥产生了怀疑，甚至提出了“换帅”的要求。
当时的林彪虽然才28岁，却已经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他不理解毛主席的战术思想，而是带着狭隘片面的军事思想认为我军一直在走“弓背路”。
不仅如此，林彪还以个人名义写信给中央要求毛、周、朱等人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其实不光是林彪抱有负面情绪，当时很多人都心存怀疑与不满，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红军情绪不高，四渡赤水，今天走过去，明天走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很厉害。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个什么行动要先说清楚，目的地在哪里，怎么个走法，军情紧急，下个命令就得走，下大雨也得走。
同样下个命令说后退就后退，没有说要问问为什么。行动的目的不仅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是军团政委都完全不知道。”
事实证明，“四渡赤水”历时三个多月，向全世界展示了“运动战”的军事艺术。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兵力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牵着四十万国军主力在川黔的千山万仞中任意穿梭，四十万国军主力非但没能达成歼灭我军的战略目标，反而在围追堵截中疲于奔命，损失惨重。
复盘“四渡赤水”的全过程，我们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们更加敬佩，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为谋求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不畏艰险，筚路蓝缕，在艰难险阻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虽然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47年了，但他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吃水不忘挖井人，让我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思念和崇高敬仰，轻装上阵，从容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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