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源溯始，所谓开发区“链长制”，发韧于湖南而盛行于浙江。截止目前，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中，有6个省份已发布链长制相关政策，9个省（市）提出链长制实施计划，省会城市及万亿GDP城市中有22个已有相关规划。从全国态势图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纷纷在全省范围积极推行链长制。
链长制实行情况全国态势
开发区的空间组织不是“产业链”的纯技术建构，产业新城更不是“产业链”的容器，开发区和园区开发运营商要有系统的思维，而不能用“链长制”思维来处理开发区内的产业组织。“链长制”发韧于开发区，旨在落实政府对产业链的安全责任，防范化解产业链重大风险。现在“链长制”被地方政府作为搞实体经济的工作抓手普遍推行，责任落实到主要负责人个人。
2017年11月23日，长沙召开全市产业链工作动员部署会，由20位市级领导担任“链长”，为“链长”一词首现于坊间。随后在2018年4月，湘潭市在湖南省全省首推“链长制”，推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2018年7月，湖南省印发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联系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分工方案》，省级领导开始参与“链长”的相关工作。
至于开发区范畴的产业链“链长制”，则首创于浙江，浙江“链长制”在湖南基础上，推陈出新，要求各个开发区聚焦在产业链上，通过做好“九个一”（即一个产业链发展规划、一套产业链发展支持政策、一个产业链发展空间平台、一批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一个产业链共性技术支撑平台、一支产业链专业招商队伍、一名产业链发展指导专员、一个产业链发展分工责任机制、一个产业链年度工作计划）机制“巩固、增强、创新、提升”产业链。
在2020年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结果专题发布会上，商务部对浙江省在全国首创的开发区产业链“链长制”表示肯定，继浙江省之后，山东、江西等省也照猫画虎，相继在本省推进了链长制。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从总量上看，全省非公经济占比超80%，从进出口上看，民营经济出口额占80%，这一数据远超广东、江苏等省份。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下，浙江省开发区工作的重心往往落在了服务企业上。浙江的产业园区由于民营经济的特点，从历史上看，园区对产业的整合与规划相对薄弱，在全球化的变革中，仅仅依靠民营经济已经无法生存，考虑到复杂国际经贸形势对国内产业链的冲击，开发区“链长制”遂应运而生。
在浙江，开发区链长制的出现，实际上是依托于全省区域块状经济制度演变。链长制要求有一份产业链规划，并用工作制度和各类表格来折腾产业链的协同。2019年8月，浙江省商务厅发布了《浙江省商务厅关于开展开发区产业链“链长制”试点进一步推进开发区创新提升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开发区确定一条特色明显、有较强国际竞争力、配套体系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作为试点，链长则建议由该开发区所在市(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
自产业链链长制在浙江实施以来，各地纷纷仿效，雨后春笋般的出台了“链长制”的相关政策，包括江西省、山东省、南京市、苏州市、北京市、深圳市、合肥市、长春市等区域。其内容也五花八门，花样翻新。如今年2月，浙江颁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开发区产业链“链长制”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确保开发区产业链稳定的通知》，破解疫情期间开发区复工企业融资难、用工难、物流难等问题，全力保障复工期间防疫物资供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生产越来越强，产业链条被越拉越长。产业链条延伸是一种资源，它体现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未来只存在两种企业，一种是规模超大的企业，另一种就是专业化非常强的中小企业”。任何一个企业在当前条件下都不可能在产业链条的任何一个链条环节上都是最优的，只能是在某一个或者几个环节上具有优势。产业关联性越强，产业链条越紧密，资源的配置效率也越高。
通过产业价值链的整合不但可以将不同优势环节的企业相联系，实现产业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都达到最优，进而实现企业产业价值链整体最优，而且基于产业价值链的资源整合通过诸如实施标准化生产、对内部管理费用进行严格控制等，可以有效降低产品在产业价值增值环节上的包装、流通、库存、销售与内部部门间协调等成本，获得成本领先优势。
价值链概念是由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1985年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
而“产业链”是中国通俗的表述方法，在英文学术期刊中，industrial chain（产业链）的相关研究却微乎其微。“链式思维”不能应对时势瞬息万变之需。线性的“创新链”也已经演进为对创新系统或创新网络的认知。按照迈克尔·波特的逻辑，每个企业都处在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一个企业要赢得和维持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其内部价值链，而且还取决于在一个更大的价值系统(即产业价值链)中，一个企业的价值链同其供应商、销售商以及顾客价值链之间的联接。
企业的这种关系所反映的产业结构的价值链体系。对应于波特的价值链定义，产业链企业在竞争中所执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仅从价值的角度来界定，称之为产业价值链。产业价值链有以下特征：
(1)构成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每个环节都是由大量的同类企业构成，上游产业(环节)和下游产业(环节)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物质、资金方面的交换关系，是一个价值递增过程。同时产业价值链之间相互交织，往往呈现出多层次的网络结构。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产业中的竞争不仅仅表现为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还表现为一条产业链同另一条产业链的竞争，一个企业集群同另一个集群之间的竞争，甚至是国与国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
(2)增值性是产业价值链的一个主要特征。后面的价值增值环节在前面价值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面向新的客户，生产出新的价值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面环节投入的价值量在后面都能够实现，如果存在价值增值瓶颈，价值链上一部分投入的价值将会损失掉，无法实现增值。
(3)产业价值链具有循环性的特点。价值增值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这一特点，对于参与价值链的、持续经营的企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企业长期化价值的最大实现比起短期价值的实现有更重要的意义。如果一条产业价值链无法实现有效的循环，那么这条产业价值链便就濒临“死亡”的境地。
(4)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技术关联性强且在技术上具有层次性。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从系统角度看，存在着标准制定一设备开发一终端产品的技术层次，三个层次之间技术衔接要求严格。设备和终端产品都是在一定的标准之下进行开发的。从环节角度看，存在着芯片一组件一整机组装的技术层次，芯片技术是产业链技术的核心，组件是根据芯片的性能和参数进行开发，其技术与芯片技术具有上下游关系，整机组装环节技术含量则较低，主要是解决器件的筛选和零部件的匹配问题。
(5)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存在着增加值与盈利水平的差异性。
(6)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对要素条件的需求存在差异性。不同的环节，对于技术、人力、资本、规模等的要求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区位偏好。如在半导体产业价值链中，设计环节是技术密集性环节，注重的是高层次科技、技术和工程人才，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等地；晶片制作环节是资本密集性环节，注重的是规模，并需要洁净的环境以及纯净水的供应等，往往也集中在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而装配和包装环节则是劳动密集性环节，需要的只是普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劳动力低廉而又丰富的东南亚地区。
“链长制”源于用产业链思路招商，这一经验是过去二十多年开发区招商工作人员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方法，2019年一些地方在商务工作中实施“链长制”。2020年，“链长制”作为责任制、动员机制和要素保障机制，推动企业复工复产，避免出现“缺个零件，停一条生产线”现象，统筹安排疫情管理、招工、原材料供应、用电、物流、融资等问题。
从各种产品的生产流程看，经纬万端，千差万别，生产链的长短、生产系统的大小、复杂程度和所跨越的地理空间有很大不同。产业联系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可能是远距离的，也可能是近距离的；生产流程可能连续，也可能分离。各工序可能在企业内，也可能分到多个企业。
在政府文宣和媒体宣传中，发展“产业链”被作为规模扩张和追求GDP等短期目标、被理解为将分散的企业集合到园区中以“打造产业链”的做法随处可见。其实，以集群为特征的“产业链”是一种“理想的事物”（vision thing），它提高生产率和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有限，集聚效益只能在特殊条件下，在某些地方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某些产业中实现；在后进地区的实现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后进地区集群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本地具有学习和吸收能力，成功的基本条件是企业之间能够合作。
某个产业的活动会与其它多个产业的活动发生联系，一地可能包括多元价值链（plural value chains）、由多个企业组成纵横交织的产业网络，获得产业的地方竞争优势。对于一个产业来说，上下游和旁侧的环节可能很多，哪些环节在区内、哪些环节在区外，企业在近距离还是在远距离选择生产协作配套，与该产业的技术需求以及区域的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条件密切相关。
多种相关产业及其环节纵横交错，组成生产系统。生产系统可能局限在一地，也可能在全球范围构建。已有的或者未来可能发生的复杂联系很难进行事先的规划。位于同一个地方而又处在价值链相关环节的企业是否合作，取决于基于诚信的社会网络，即“非贸易的相互依存（untraded interdependence”，这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等完善的制度环境。
对于复杂产品来说，一条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不大可能由一个省市全部完成，即使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无法从事所有的价值环节。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空间分布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在开放的条件下，促进本地的产业联系，加强产学研合作，积极创造有利于技术学习、鼓励创新的产业环境，可望使本地的经济活动在跨地区的价值链中占据更高的价值环节，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培育市场经济环境、营造创业氛围、促进产业联系是长期的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或许可以通过建立企业来“打造产业链”，但是可能造成地方产业结构雷同、“条块分割”等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再具备直接干预经济的能力和手段。如果通过行政力量，让产业知识不足的行政领导者行使配置经济资源和要素的权力，搞不好会影响企业家和创业者的经营与创新。
随着企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不断发展与变化，产业结构愈发朝着协同、合作、竞争与共享的趋势发展。2001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提出了促进产业联系政策框架，回顾中国发展的关键节点，1978年改革开放和2001年加入WTO，正值全球化扩张时期，中国的产业融入全球供应链，逐渐形成了配套完善的生产能力，一批有技术和资本、有品牌实力的本土领先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起来。但是，有一些供应商受到技术上领先的跨国公司“链主”的制约，被锁定在低端环节。
2018年以来，在国际贸易摩擦、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影响下，不少企业面临供应链重组的挑战。有些本土领先企业开始承担“链主”的角色，它们既要摆脱依赖，坚持自主创新，又要保持开放，继续通过国际联系获取知识与经验，通过供应链多元化来分散风险。自主可控的国内供应链分工也正在深化。
产业集群与“产业链”战略都强调了本地产业联系，但是思路有本质的区别。当某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领域的企业集聚到某个地方时，会形成地方生产系统，也就是产业集群。集群内不仅有同行业的供应商、制造商和客商，还可能有看起来不相关行业的企业，还有各种服务机构或平台。
有产业链的地方，企业不仅可以降低投资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还有利于信息资源的交流、汇集，促进技术、产品的联动创新。集群式产业链是培育企业学习与创新的温床。企业彼此接近，会感受到竞争的隐形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是由市场的需要引起，企业通过组合各种创新资源，运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创造出新产品、新工艺，并进行生产，最终进行商业化，当它商业化成功、企业取得利益时，这项技术创新才算成功。
由于存在着竞争压力和挑战，集群内企业需要在产品设计、开发、包装、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和改进，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争取新的客户。一家企业的知识创新很容易外溢到区内的其他企业，因为通过实地参观访问和经常性的面对面交流，这些企业能够彼此相互较快地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技术。在产业价值链中，比邻而居的企业之间由于频繁的交往和经常性的合作，产生了面对面的观察与学习的便利性，一项技术创新很容易为其他企业所发现，其他企业通过对此项技术创新的消化、吸收与模仿，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技术改良，进而又导致渐进性的技术创新不断发生，从而形成强大的挤压效应。
而集群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栖息地”，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集群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创新所需的组织架构、产业文化基础、知识积累和扩散的内在机制，集群为创新型区域的构建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随着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涌现，需要不同主体的相互合作，更需要不同的产业和学科互动，促进知识溢出。创新往往发生在产业的边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GVC）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下游位置。如何提升中国产业发展在GVC格局中的发展地位，是国内产业发展格局亟需解决的问题。技术的掌控能力往往对全球产业链的格局产生较大的影响，故而解决该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对产业制高点的占领，尤其是对新兴战略产业与新兴技术的引领。
传统的开发区依赖于土地和税收等普惠性政策的招商引资方式。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发区优惠政策的优势在弱化，竞争优势在逐渐丧失，渐进的产业转移和产能被动外迁，导致产业链断裂、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不断加剧。
在这样的背景下，按产业链运行的规律去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进行强链、补链和固链就显得尤其重要、紧迫和必要，如调整开发区的形态和布局、推动开发区创新驱动发展、健全开发区公共设施和服务体系、做好开发区投资促进工作、完善开发区土地利用机制改革和创新。
从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升级的产业新城，构成产业价值链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而且更为专业化。各链接点企业间协同方式，从传统的基于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为主逐渐发展成为以战略联盟、流程对接等为特征的深度合作；各环节对产业链的价值贡献一再被重新界定，价值和利润随之在产业价值链上转移和流动，且呈现出高集中、高频率、大范围、高速移动的特征。
在产业新城中，各环节上每一个企业的个体运作效率对整体产业链条运作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大，各成员企业相互依赖性增强；行业领袖企业通过设立行业标准、共享技术和资源与控制核心环节等多种方式，决定了产业链的重新构建和其中的组织方式，主导了整个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和发展命运。
产业新城的产业链的分解导致了不同产业间的关联性加强，原来看似没有联系的不同产业价值链之间变得越来越相关联，并出现一系列的重叠、替代、交叉和趋同等变化。同时、其集群效应也愈发明显，在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的领域中，关联度较高的众多企业及其相关支撑机构在地理空间上就产生了企业在某一产业价值链上集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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