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培民：要“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破偏极思维

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倪培民

【导读】新冠疫情波及全球以来，坊间学界、国际政治、习俗文明，种种是是非非频发，引发网络热议或“撕裂”，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倪培民（文汇讲堂第124期嘉宾）赐文《闲论“朝三暮四”》，以春秋笔法纵议时局文化，不见一具体事务，却处处可见纷扰之事浮出字面，编辑初读如窥见某些秘密，再读有开了三维之外另一维度的顿悟，三读则……谨以哲学教授的此文分享给读者诸君，定有脑洞大开之感，林林总总之感悟，欢迎文末留言。

1，朝三慕四，非见异思迁，而是看待事物同异的三个境界

“朝三暮四”这个成语出自《庄子·齐物论》。今人将“朝三暮四”理解成见异思迁，反复无常，其实是完全误解了庄子的原义。庄子的原文是：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有驯猴者以橡子喂猴，说“早上三颗，晚上四颗，如何？”众猴皆怒，于是他改口说，“那就早上四颗，晚上三颗!”众猴皆喜。其实“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总数一样，而猴子却一喜一怒，庄子似乎是以此寓言讥讽猴子以“同”为“不同”，是为愚迷。确实，整个“齐物论”篇的核心思想似乎就是“齐物”——可与不可，然与不然，成与毁，是与非，本没有本质的区别，就像“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一样。

然而仔细读来，其实庄子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猴子以同为不同，固然可笑，但猴子显然不是那“劳神明为一”者。那经过“劳神”而明白了“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没有区别（明为一）的智者，才是庄子称作为“朝三”的批评对象。他们虽然弄明白了3+4和4+3都等于7，却不知“其同”仅在于两者的总数。就各自的数目而言，“朝三”和“朝四”，“暮四”与“暮三”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与猴子之惑没有本质的区别。

猴子见异，智者见同。庄子说，“唯达者知通为一”。“知通为一”与“劳神明为一”不一样。“劳神明为一”仅仅看到同的一面，“知通为一”则同时看到同与不同；“劳神明为一”只是智识上的理解，“知通为一”则是实际生活中能通“多”为“一”的能力。在“朝三暮四”这则寓言里，猴子们只认同“朝四暮三”，不认同“朝三暮四”，看不到其相同的一面，固然愚蠢，但能够“劳神明为一”的智者只看到“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没有区别，却也没法平息众猴之怒，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那驯猴者，他巧妙地利用了“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的不同，使众猴转怒为喜。

寓言之为寓言在于能够以某种比喻来揭示深刻的道理。庄子“朝三暮四”的寓言，表达了三层境界，每一层境界在实际生活中都有丰富的对应。第一层是众猴所代表的偏极化（polarized）的认知，见异不见同；第二层是智者所代表的“劳神明为一”的认知，见同不见异；第三层是驯猴者所代表的圣人的认知，同异并见而能贯而通之。

成语“朝三暮四”出自《庄子·齐物论》

2，偏执的各种日常表现如“半斤八两”，慧能给出心理治疗法

庄子的寓言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了众猴所代表的见异不见同的偏极化思维—— 那些猴子对最为明显的“同”都视而不见，以为“朝四暮三”绝对地好于“朝三暮四”。它们一听到“朝三暮四”就气急败坏，愤怒抗议，一听到“朝四暮三”就欢呼雀跃，皆大欢喜。确实，现实生活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时候明明是半斤八两的情况，你说“这边是半斤”，有人就跟你急，说你挑毛病，揭露阴暗面，说你数典忘祖，说你背后有阴谋，有黑手，有势力撑腰。你若说“那边有八两”，也有人会跟你急，说你拍马、舔靴、邀赏，说你被洗脑了，是脑残，…… 。在这种情况下，指出半斤与八两其实一样，可能会帮助那些人“明为一”，明白事理而上升到一个比较理智的心态。

实际生活中更为常见的，是不那么荒唐的偏极思维。比如在美国，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就显然是值得尊重的选择。在大是大非面前，更是需要有鲜明的立场。只要查阅一下维基百科就可以发现，类似“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是我们的对头”这样的话，美国共和党总统布什说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说过；列宁说过，戴斯蒙?图图（Desmond Tutu）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也说过；墨索里尼说过，耶稣基督也说过，而且不止一次。

庄子选择了“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显然是以最荒唐的对比来提醒人们注意“异”背后的“同”，提醒人们警惕极端化的倾向。在庄子看来，虽然“万吹不同”，风吹到每一个山洞的回音都不一样，但“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这就是庄子寓言中的第二个层次，即以“劳神明为一”的智者所代表的境界：看到万物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像“朝三暮四”和“暮四朝三”一样。所谓“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豪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等矣。”（《庄子·秋水》）从差别的角度看，如果认为一样事物有它可以看作大的方面，那任何事物都可以是大的；如果认为一样事物有它可以看作小的方面，那任何事物都可以是小的。从宇宙的角度看，地球只不过像米粒那样，从微观世界的角度看，一根头发尖也可以大如山丘。有了这样的视角，就可以帮助人从一偏之见中超拔出来，看到万物的相同之处了。

同样是针对人容易有偏执，而偏执又是一切“苦”的根源，禅宗六祖慧能曾教他的弟子一种“对法”：“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坛经·付嘱品第十》）意思是如若有人问佛法，可以用双句相对，如长与短对，大与小对，有与无对，动与静对，让它们彼此相互为因，以最终达到消除一切对待，执着心无处可著的效果。这是一种心理疗法。针对那些因“朝三”改成了“朝四”而转怒为喜的猴子来说，指出它同时也是变“暮四”为“暮三”，来去相因，并无实质的不同，或许可以帮助它们摆脱我执。

庄子选择“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的对比来提醒人们注意“异”背后的“同”，提醒人们警惕极端化的倾向。

3，比“见同不见异”更高明的是“知通为一”，如“两行”“中庸”

但这并不意味着庄子和慧能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半斤八两，或者如英文所说的“same difference”。如果因为事物之间的“同”而无视其“异”，那本身也是偏极思维。欧洲中世纪哲学家布律旦曾经提出一个很有启发的命题：一头理性的驴在两堆同样的干草之间会因为无法作出选择而饿死。这个命题可以作为庄子“朝三暮四”的一个补充。布律旦的驴可对应“劳神明为一”的智者，它看到了同，结果是失去了采取行动的能力。显然，即便是在完全同样的两堆干草之间，也不能做布律丹的驴，更何况事实上没有两堆干草会是完全一样的。如果学了哲学反而失去了判断是非，作出行动的能力，本来是“爱智慧”的学问，成了“自残”“自宫”的刀具，那真的是悲剧。

与“劳神明为一”的见同不见异相比，“知通为一”是更高的一个层次。驯猴者既看到“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之总数同为七，又看到其对于猴子的心理预期而言之异，也正因此，他能够“通为一” — 不用增加猴子的食物配给而可以化解困境。

庄子将“圣人”的境界说成“是之谓两行”，有深刻的用意。按照唐代学者成玄英的解释，“两行”是“不离是非而得无是非”。“两行”并非远离是非的驻足旁观（当然，驻足旁观里面又有作壁上观的“吃瓜”群众和以公允裁判面貌出现的点评者之分），也不是认定死理的独断独行。能两行者“可乎可，不可乎不可”，这种境界就是庄子所说的掌握“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能够像门枢一样，灵活地开合，以应变化。慧能也说，“无相者於相而离相，无念者於念而不念”, “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坛经·定慧品第四》）。事实上禅宗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脱离实际生活，其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事事无碍”，即庄子所谓“知通为一”。

儒家的“中庸”也是如此。人们往往误解中庸，以为它是不偏不倚的中立，或者调和稀泥的折中，其实它指的是恰到好处，像射箭一样能够正好射中靶心。对此，孟子解释得非常清楚。他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7A26）如果取中道而没有灵活权变，那就与执著一端没有区别了。执著一端之所以令人厌恶，就是因为它伤害道义，为了某一点而废弃了其他所有一切。孔子曾表示，“权”的艺术是最难掌握的。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9.30）“权”不是没有好坏对错（当然也不是否定在初学时需要有规范指导），而是不先验地划定什么是绝对的好与不好，可与不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好与不好，可与不可。这就是孔子的“无适无莫，义之与比”（《论语》4.10）。

“齐物论”是是《庄子》三十三篇的核心，《禅说庄子》把庄子与禅宗一起讲，庄子思想与佛教思想交融在一起。

4，比“知通为一”更高一层的是“道通为一”：能对症下药

“义之与比”说白了就是庄子的“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也就是人们平时常说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只是它要求掌握“权衡”对错的艺术。好比有两种药，它们同样是药，但药性相反，各有功用，又各有所蔽，所适用的病症不同。看到它们同样是药，同样有所蔽，是“劳神明为一”。象牙塔里的哲学家看到这一点，确实比认定其中之一为包治百病的“猴子”高明。但能够“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的“圣人”则更高一个层次，能够看到它们同样是药，而又能够对症下药，这才是“道通为一”。孟子评价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5B1）要事事而能准确判断对错，应对得宜，和随心所欲地箭箭射中靶心一样的不容易。

当然，一般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原则可以遵循的。比如“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14.29）子贡批评别人，孔子说，你好优秀啊，我可是改进自己都还来不及呢！在自己与别人的屁股都不干净（半斤八两？）的情况下，先擦自己的。又如，“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5.12）子贡的这句话在自由主义者那里，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但在孔子看来，是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你能不能做到无须别人批评就自我完善了？如果做不到，那就别怪别人“加诸我”，当然更不是对人家说，你也半斤八两，比我好不了多少，我不干涉你，你也别干涉我。

这本来是理应采取的态度。但是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当中，肯定会被群猴们攻击：“你看，自己也承认了吧！”

看来儒、道、佛三家都会同意，在这个世界里，做圣人难，做智者容易，做猴子最容易。

做圣人难则难矣，然而“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中庸》），因为说到底，无非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况且，除了争取做圣人，我们还能有其它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