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新是元代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西域人之一，《河朔访古记》是他游历河朔时写作的游记。至正五年（1345年），他离开浙江北上，寻访中原古迹，至正十一年才南下回浙。从“华化”的视角观之，我们可以说纳新的“访古”是西域人对华夏文明的寻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追溯历史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华夏文化传统，纳新在这一点上与中原的士人并无二致。从该书中，我们可以一窥元代的文化融合，以及一位西域人对华夏文明的见闻与想象。《河朔访古记》收录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第601分册中。
▲《河朔访古记》内页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朝代。地理上，它是跨越欧亚大陆的元帝国的一部分，中原地区不再像之前的汉人政权时一样处于中心地位；但是文化上，汉文化强大的包容能力吸纳了相当数量的西域人进入中原地区。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从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女学等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况，显示出当时中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
纳新即是当时进入中原的西域人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纳新（又写作纳延，迺贤，1309-1369年），姓葛逻禄，字易之，元代诗人。他是色目人，葛逻禄既是姓，也是部族名称，该部族发源于阿尔泰山之西。元朝时，色目人可以自由杂居，于是有相当一部分迁居中原。纳新祖上居住在江浙，他少时居住在江南，与名士诗文唱酬。晚年被推举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还曾代元顺帝南下祭祀。
▲《河朔访古记》内页
从纳新的生平可见，他对中原的文化和礼制都有相当的造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将纳新（迺贤）归在《文学篇》中。他有《金台集》传世，受到盛赞。《新元史》说他“生平不喜禄仕，独长于歌诗，不规规雕刻，而温柔敦厚，有风人之致。每一篇出，士大夫辄传诵之。时浙人韩与玉能书，王子充善古文，人目为江南三绝。”陈垣先生摘取的评语侧重于“圣人之化、仁义渐被、诗书礼乐之教”（李好文语）对于纳新诗作的影响，但光看他作品本身，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深厚的华夏文化积淀，如《秋夜有怀明州张子渊》一诗：
云表铜盘挹露华，高城凉冷咽清笳。
弓刀夜月三千骑，灯火秋风十万家。
梦断佳人弹锦瑟，酒醒童子汲冰花。
起看归路银河近，愿借张骞八月槎。
他的名篇还有《颍州老翁》《西曹郎》《新乡媪》等，反映民间疾苦，“有得于风人之旨”（杨彝）。就如陈垣先生所论，像纳新这样的西域人的华化，不仅仅只是习华语，博综汉典，而是浸淫于中原文化中还能有所表达。纳新不仅吸收了中原文化的血液，而且他的诗文中所表露的思想与志向，也承续了《诗经》以来的文人传统。正是因此，他成为了西域人华化的一个典型例子。
除《金台集》外，纳新最出名的作品就是《河朔访古记》。《河朔访古记》是他游历河朔时写作的游记。至正五年（1345年），纳新离开浙江，北上渡过淮水，寻访中原古迹，“历齐、鲁、陈、蔡、晋、魏、燕、赵之墟，吊古山川、城郭、邱陵、宫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献、陈迹故事，暨近代金宋战争疆场更变者。或得於图经地志，或闻诸故老旧家，流风遗俗，一皆考订。夜还旅邸，笔之于书。又以其感触兴怀，慷慨激烈，成诗歌者继之，总而名曰《河朔访古记》，凡一十六卷”（刘仁本《羽庭集》）。他在北方旅居五年左右，广结大都（今北京）名流，研习典章制度，至正十一年才南下回浙。
▲《河朔访古记》内页
《河朔访古记》现存两个版本，其中《四库全书》所收录的为《永乐大典》中散见的条目，汇成真定路与河南路各一卷，采用刘仁本的原序。书名“访古”，故而各地名条目下都首先简述该地的历史沿革。纳新对每一个地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行政区属都做了详细介绍，印证各类史料，佐以民间传说，这一点如果没有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底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更博得史家注意的是他所记录的当地的地理风物和文化。
如元氏县西北三十里的封龙山：
山阳有龙首峰，高二百丈，上有立石数茎，望之若龙骨也。峰东北五里，又有狮子峰，高五百丈，若狮子蹲踞。又有熊耳峰，高五百丈。又有玉石峰、螺峰、南北天井，皆西北最高之峰，各以其形相类而名也。又有石人峰，在东南隅，三石相向屹立，各高三四丈，俨如人形。又有孩儿、华盖二峰名。仙人台，则在螺峰之西，怪石相承如台故云，山绝顶有二塔。狮子峰后数百步，有白云洞，世传张果老所居。又有龙井，而水帘在龙泉之上，垂二丈许，虽祁寒不冻，大旱，祷辄应云。
既生动记述了山峰形态、位置，同时也记录了当地传说。又如真定路之南门：
曰阳和。其门颇完固，上建楼橹，以为真定帑藏之巨盈库也，上作双门而无枨臬通过而已。左右挟二瓦市，优肆、娼门、酒炉、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盖国朝与宋约同灭金，蔡城既破，遂以上地归宋，人民则国朝尽迁于此，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于是有故都之遗风焉。
▲《河朔访古记》书影
正定县现在仍有阳和楼遗址。正定民间有歌谣：“南门里面阳和楼，南门外面麦饭亭。”可见书中所记的瓦市应当包括阳和楼在内的整片区域。相传历史上阳和楼是元曲摇篮，元人钟嗣成所著的《录鬼簿》中所收录的五十六位元杂剧作家中就有七位是真定人。虽然现在还没有历史材料证实阳和楼与元杂剧的直接联系，但据诗文记载，阳和楼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文化中心。
另外，纳新在走访各类古迹的过程中也记录下了所见的碑刻，如槁城县城中文庙的“汉槁长蔡湛碑”，新乐县曲郡村的郞式墓碑，彰德路北关外龙兴寺寺前的隋龙兴寺碑，汤阴县东南的扁鹊庙碑等等。《提要》说，“其山川古迹，多向来地志所未详。而金石遗文，言之尤悉，皆可以为考证之助。”
在信息传播并不发达的古代，书中这些条目，如果不是亲身到访，很难写得如此生动翔实。其中的民间传说，若非亲耳所闻，也不可能得知。纳新能够写出《河朔访古记》，不仅仰赖于他自己的深厚学识，更重要的是他“行万里路”的实践。
从“华化”的视角观之，我们可以说纳新的“访古”是西域人对华夏文明的寻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追溯历史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华夏文化传统，纳新在这一点上与中原的士人并无二致。可惜的是，刘仁本原序中提及的纳新在旅途中“感触兴怀，慷慨激烈”而作的诗歌皆不传，我们如今也就无从猜测到底是什么促使纳新度过淮水北上河朔。所幸从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仍可一窥元代时的文化融合，以及一位西域人对华夏文明的见闻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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