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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重视吸收、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用人这一问题上，老一辈革命家都极为重视。
要使人尽其才，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识才之眼、尽才之能、容才之心、育才之德四种素养，缺一不可。
识才之眼
经世之道，识人为先。具有一双“识才”的慧眼是任用人才的前提，领导干部要摘去选才的“有色眼镜”，不以出身、阶层、年龄、性别作为选才任贤的唯一依据。
在这方面，商汤堪称楷模。夏朝末年，夏桀暴虐，商汤意欲取而代之，并为此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一段时间以来，他身边一个名叫伊尹的奴隶做的饭菜时淡时咸，商汤十分困惑，问其缘由。
伊尹回答说：治国如同烹饪，要不急不慢，恰到好处，才能做出可口的饭菜。商汤十分惊讶一个奴隶竟如此深谙治国之道，同时明白自己在筹划灭夏一事上有些操之过急。他当即取消了伊尹的奴隶身份，拜为右相。
此后，商汤听从伊尹的建议，对内发展生产、笼络人心，对外联络诸侯，逐步剪除夏朝羽翼，最终灭夏而兴商。
要练就一双识才的慧眼，领导干部要坚持德才并具的任贤标准，否则很容易把一些看似人才、实则庸才甚至害才的人选用上来。同时，领导干部自身还要具备过硬的素质，善于从细微处发现人才。
历史上，隋炀帝用宇文化及以致身死国破、唐玄宗用安禄山乃有安史之乱、朱元璋用胡惟庸遂生结党谋叛，都是未从思想上破除用人标准的偏隘、重才而轻德的前车之鉴。
贞观五年，唐太宗李世民令文武百官上书纵论朝政。中郎将常何上书，写了二十多条，条条有理有据。唐太宗疑惑向来不善文论的武将常何，为何能写出这般好文章？常何只得坦言文章是他的一个幕僚——书生马周所作。
唐太宗随即召见马周，问以政事，并十分赏识他的学问，便逐步将其提升到中书令。试想，倘若当时的唐太宗是个庸碌之辈，马周怕是只能落个“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历史结局了。
尽才之能
对大多数领导者而言，身边往往不乏人才。但同样是用人，却有“事业因人而兴，事业因人而废”的不同结局。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潜能，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
阅历典籍，凡是人亡政息等令人扼腕之事，多与领导者不能发挥人才的才能相关。领导干部要想充分使人才发挥才干，关键是要把握好不同人才的特点，给予合适的工作岗位，充分信任之，使其得以施展自身特长。
楚汉之争，论勇猛和兵力均不及项羽的刘邦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不如韩信。
但刘邦却善于发现他人的长处。他将这些能臣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予以重用奖赏，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让他们建立功业。相比起让将才韩信看大门的西楚霸王，自然要得天下。
正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说：“用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小大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人也是如此。”
容才之心
所谓“容才”,是说领导干部要有包容人才的心胸，不仅要容才之长，还要容才之短。
在容人之长方面，领导干部对有能力的人才，要尽力举荐，而不应有嫉贤妒能之心。昔日管仲力举鲍叔牙、姚崇推荐宋璟都是“举贤荐才，为政之要”的千古美谈。
在容人之短方面，领导干部要树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思想，对犯了错的下属要予以一定的宽怀，不能“以人小恶，忘人大美”。
“楚庄绝缨”的典故说的就是容才之过的故事。春秋时期，楚庄王宴请群臣，一直持续到晚上，便令仆从点起蜡烛，继续畅饮，并让宠妃麦姬和许姬到大臣面前轮流敬酒，昭示皇恩。
忽然一阵风把宴厅上的蜡烛全吹灭了，有个人趁黑摸了许姬的手。惊慌中，许姬顺势扯断了这个人帽子上的缨饰，并告知楚庄王此事，请求楚庄王点燃蜡烛，看谁没有缨饰，惩处非礼者。
楚庄王听后，命群臣摘去缨饰，再点蜡烛。这样，大家的缨饰都没有了，自然也无从查起非礼者是谁。
后来，楚庄王攻打郑国。将军唐狡在战场上表现极为勇猛，他冲锋陷阵，攻城略地，令楚军士气大增。最后，楚军一直打到郑国都城才收兵。
事后，楚庄王才得知，原来唐狡就是在宴会上非礼许姬的人。他之所以如此卖力，就是要报答楚庄王的宽容大度。
容才之过需要“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量。试问楚庄王若仅因一时之怒斩杀唐狡，且不说日后少了一名为自己建功立业的将才，还会使那场君臣同乐的宴会不欢而散，给群臣留下君王胸襟狭小的口舌。
育才之德
处在社会变化之中的人，面对不同的事物和成长的困惑，其思想往往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甚至偏离正常的人生轨道。这时，更需要阅历丰富的领导干部教悔、感化，让他重归正确的人生航向。
领导干部要具备育才之德，有两点要求：一是讲求方法，要将思想疏导与行为劝勉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二是要有足够的耐心，给予人以自省的时间。历史上，伊尹的做法就是这两点很好的结合。
商朝时，成汤的嫡长孙太甲即位之初，由四朝元老伊尹辅政。伊尹连写了《肆命》《祖后》等文章，教导太甲要遵照祖制，效仿成汤，努力做一位圣明君主。
在伊尹的教导下，太甲即位头两年表现尚可，但从第三年起，“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百般规劝均无效果的伊尹，只好把他安置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居住，使其自省。
太甲在桐宫看见祖父成汤虽为商朝开国君王，坟墓却十分朴素简陋，又从守墓老吏那里了解到父辈们艰苦创业、简约仁爱的旧事，十分后悔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决心痛改前非，开始在桐宫体恤孤老，遵守法制，与人交好。
三年后，一直代太甲摄政当朝的伊尹见他真心悔过，异常欢悦，亲自迎接他回到亳都，还政于太甲，自己降为臣子。
此后，太甲大修帝王贤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乃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称其为太宗。这就是历史上“伊尹放太甲”的故事。
邓小平曾说：“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纵观历史，凡是能以“江山社稷、用人为先”为用人准则的，必定是一个兴盛强大的王朝；反之，必然有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与之相伴而生。无论何时，如何用人才都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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