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男人的生命中，女性是不可缺少的。故有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之说。读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女性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的认识更为深刻。“一踏入岭南，陈寅恪便被南粤所特有的浓浓的人情味所包围”，陆键东如是说。在这里陈不仅有陈序经等诸多为陈氏所信任的男性朋友，更有“两位女性在陈寅恪晚年的生涯中先后出现”，一位是冼玉清，一位是黄萱。
先说冼玉清。冼氏是著名诗人，生于1895年，比陈寅恪小5岁，1923年考入岭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20年代著有《碧琅轩馆诗稿》，深受陈寅恪父亲三立的赏识，“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区区十六字，把冼玉清的诗提高到了极致。三立还给冼的书斋“碧琅轩馆”题写了匾额。冼还是一位奇女子，终身不嫁，“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在中国传统社会足以惊世骇俗。这样一位奇女子，却与陈氏两代有着高谊。
1949年，陈寅恪一家的到来，“给时年已55岁的女教授带来了觅到知音之快感”。陈氏一家到了岭南大学，冼玉清便“活跃”在陈氏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和校方的应对，小到家中儿女在哪里读书、工作，甚至陈家儿女的婚恋等等，冼玉清都发表过意见”。冼玉清有什么冤屈也向陈诉说。1955年，由于冼的父亲为其留下了一笔财产在香港，冼每月要去香港银行清算利息，被人污蔑为送情报。受此冤屈“冼玉清上陈家，含泪对陈寅恪诉说‘人心之凉薄’，陈寅恪闻言默然无语”。一代才子与一代才女，面对意识形态浓厚而“人心凉薄”的社会，无可奈何，惟一可诉说的就是互倾心怀。
在岭南大学和冼玉清的交往，对那个时代无可奈何的陈寅恪来说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感应，“陈寅恪与冼玉清的交往，在陈寅恪晚年的生命中，已经超出了一般新知旧雨的友情，具有一种固有文化并不因时代的嬗变而迷失的相互寻觅、互为鼓励的精神”。用现在的话来说，冼玉清是陈寅恪的铁杆“粉丝”。年过花甲的陈寅恪，与一生向往“贤人君子”的冼玉清在岭南大学相逢，无疑给各自的人生历程中注入了活力。作为学人，读了陈、冼交往的故事，无不感慨万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再说黄萱。黄萱生于华侨富商家庭，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是父亲黄奕住的掌上明珠。黄萱9岁时，其父在厦门鼓浪屿买了一座别墅，黄奕住在厦门给爱女请了四位老师，专门教授国文、英文、音乐等课程，这段学习使黄萱成为一位修养颇深、贤良淑德的女性。1935年，黄萱与医学博士周寿恺结婚，一直充当着家庭妇女的角色。1950年，周寿恺受聘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黄氏作为家属也迁居到了岭南大学。周寿恺是著名医学家，不仅与陈寅恪为邻居，也常常为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看病，两家便熟知起来，交往也增多了。陈寅恪是名气很大的学者，在岭南大学授课时，常有许多慕名听课的教师和家属，“在这批慕名听课者中，有一个时年已四十岁的女性”，就是黄萱。
1952年，陈寅恪因助手离去而苦恼，在此时便有学者推荐黄萱做陈寅恪的助手。11月的某个上午，在引荐人的带领下，黄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大师的家里，陈寅恪“没有犹豫就断定她是自己最合适的合作人选”，两人合作了长达十三年。尽管陈“从未能一睹她的真容”，黄萱却成为在陈氏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助手。对黄萱来说，父亲为她留下了一笔足够奢侈生活一辈子的财富，而她却乐于做陈氏的助手，即使家搬进了市区，每天仍坚持来回挤四小时的公交车到陈家上班。从仰视大师到贴近大师，黄萱经历了弥足珍贵的生命历程，她见证了大师晚年生活与学术的点点滴滴。
陈寅恪的脾气并不好，但陈黄萱的修养与贤惠折服了这位脾气不好的大师“在漫长的13年中，寅恪从未向黄萱发过脾气”。后来，黄萱因家搬进城里，向陈提出了辞职，陈不同意，说黄萱走了“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不得不收回辞呈，足见，黄萱在陈寅恪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意义。正是黄萱能在身边工作，陈氏晚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陆键东对大师与淑女的合作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精神的愉快使得身体的劳累变得次要；而拥有共鸣，则令人文思泉涌。以陈、黄等人之力，用13年时间完成将近一百万字的著述，该是何等惊人的业绩！”与黄萱的合作，陈寅恪的学术生命再次得到升华，《柳如是别传》正是这种升华的见证。
两位女性，与陈寅恪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交往，在陈寅恪的晚年绽放出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朵。大师已去，淑女不留，但在作家的笔下演绎出最动人的故事，将会世代相传。陈寅恪晚年虽然坎坷，所主张研究学问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再受到践踏，他心灵上所遭受的苦痛可想而知，但有这样两位女性陪伴，心灵上也许得到了些许安慰，《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中“所表现出来的更重感情、笔端时常流露细腻的感情痕迹”就说明了这一点。
人世间，最可贵的友情，就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所传递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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