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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选自《人的奴役与自由》 (俄)别尔嘉耶夫 著 徐黎明 译
摘要：
●生存的核心和良心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在个体人格中，还是在民族中？
●个体人的恶和罪，一经客体化和外化而迁移到集体，便繁衍出更大的恶和更大的罪。
民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人民和民族
民族主义比国家主义更能诱惑人和奴役人。因为在所有“超个体”的价值中，人极易隶属于民族主义价值，极易把自己许配给民族这个整体。民族似乎是人奉献激情冲动的永在的青春偶像，甚至一切党派都会毫不犹豫地将民族主义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
民族主义十分复杂。
民族和民族性的观念都是理性化的产物。19世纪80年代，俄国著名思想家索洛维约夫曾激烈抨击野蛮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严格区分利己主义与人格主义。遵照基督教的审视点，索洛维约夫认定民族的利己主义即民族主义，并认为民族的利己主义同个体人的利己主义一样不道德，一样应受到谴责。而一般人却把民族的利己主义认作人的道德责任，以为它彰显人的牺牲性和英雄主义，同个体人的利己主义不一样。其实，它是客体化的最重要的产物。当人的邪恶注入那种被判为理想的和超个体的价值，即集体的真实性时，邪恶就转换成善良，甚至还转化成责任。例如，利己主义、自命不凡、傲慢、强力意志、仇恨、暴力……当它们从个体人那里迁移到民族的整体中，就堂而皇之地成了美德。用人性的观点所审视到的罪恶，假民族之名，似乎就可以为所欲为，民族的道德似乎就无须昭示人性。追究起来，这大概是由于个体人的生命短暂，倏忽即逝，而民族的生命系于时间，绵延数千载，于是个体人感到自己的生存若要与祖辈发生关系，则非经由民族的生命不可。这样，“民族的”以其令人生畏的根源性存活在漫长的岁月中。
这里问题的症结是：生存的核心和良心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在个体人格中，还是在民族中？显然，人格主义否弃把生存的核心和良心植根于民族或者任何集体的非人性的真实性，而认定它们只能植根于个体人格。个体人格不是民族的一部分，民族性却是个体人格的一部分。民族性在个体人格中，是个体人格的质的内涵的一项元素。民族的走进具体的个体人格，这是那个真理——共相走进个体人格而非个体人格走进共相——的又一阐释。
有必要对民族性与民族主义作一番区分。民族性可以成为个体人格的培养基，即可以成为一种促进个体人格拓展的环境。民族主义却是偶像崇拜的形式之一，它产自客体化和外化。爱欲关联于匮乏与贫瘠。民族主义之所以奴役人，是人走出了共相，是它自身携有爱欲的因素。民族主义既受动于爱欲，也受动于对爱欲的拒斥。按其本性，民族主义背离道德，因此，凡企图把道德价值注入民族生命，以铸成民族主义的人，实在是煞费苦心。这是精神气质与爱欲之间的冲突。民族主义在自己的深层面上受爱欲的诱惑，以至于靠谎言滋补自己。民族主义最宠爱谎言。民族的自负、高傲和愚蠢已转化成谎言。完全可以这么说，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封闭性一点不比个体人的逊色，它同样会把人的生活导向幻象。民族主义是人的自我炫耀的理想化了的形式。
民族与人民是两码事。对自己人民的爱，显露人的善良情感；而民族主义则需要仇恨和鄙视其他的人民。民族主义是潜在的战争。当人们谈论经由民族主义产生的众多的沸沸扬扬的谎言，如民族的理想、民族的幸福、民族的统一、民族的使命等时，那“民族的”仅仅指拥有特权并占据统治的少数人和拥有财产的阶级。“民族的”已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含义。在“民族的”魔障之下，不再存有任何具体的生存，而仅存有使某些社会集团受惠的抽象的准则。民族与人民的区别是人民关联于人。
民族的意识形态即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朝向民族的目标时，它毒杀了那尤能感受痛苦与欢乐的人的生存，因为人在这里被当作了民族整体的一个部分。同所有的偶像一样，民族性转换成的偶像也需要人的献祭。民族的思想家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居然构想出了一个整体——民族。这种构想暗合于当代泛起的尊崇阶级的思潮。事实上，把阶级利益誉为整体利益，这是自欺，也是欺骗。在这种审视中，阶级的意识形态总与民族的意识形态调配在一起，常常会有一种既高于阶级、又高于民族的更大的利益被铸造出来。阶级的意识形态极易显出令人厌恶的外在性，极易被人识破；而民族整体的东西毕竟存活了数千年，这同那些不存于过去、也不存于将来的阶级相比，实在不乏大价值。因此，人们会认定俄罗斯的、法兰西的、德意志的民族到底是一个历史的整体，到底比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无产阶级更具有真实性。但是，当人们作这种认定时，难道能这样提出问题和这样解决问题？我以为，在某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正是为着民族的生存，阶级问题也许比民族问题更尖锐，更急待解决。原来无人问津的民族生活中的阶级一体化的问题也许会重新提出来。阶级利益在客观实际中或许比民族利益更近人情。在阶级利益中，也许更容易谈及人的尊严和个体人格的价值；而在民族利益中，大部分都是与人的生存毫无关系的普遍事物。但在这里，人们常认可的还是，个体人格中的民族因素比阶级因素更深沉，因为，“我是一个俄罗斯人”比“我是一个贵族”更有分量。
民族主义的价值和社会主义的价值与此相关。这里，我不评判异教产物中的民族主义和基督教产物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指共产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原注）如果不被虚伪的世界观扭曲，那么，它会显示出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关注。民族主义却不关注人，它视客体化的集体的真实性为最高价值。其实，这项真实性纯属乌有，不过是抽象的原则而已。如果社会主义旨在促使人与人成为兄弟，而不像“民族的”那样，常把他民族作为豺狼，那么，社会主义就比民族主义更具有精神性。凡民族主义者都不关心他民族的生活，也不期待更加公正和更加人性的生活。民族主义一旦凯旋得胜，强大的国家就会统治个体人格，有产阶级就会统治无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需要群体生活，需要以给定的民族性来作为群体内部的聚合力。当然，这每每失败，而失败，又导向更巨大和更凶残的国家主义，更以豺狼的目光看待他民族。在民族--社会主义中，也许其社会主义因素更近人性，其种族因素和民族因素则更反人性。
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对自己祖国、故乡和人民的爱。民族主义主要的不指涉爱，而指涉集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自命不凡、强力意志、暴力等。说实在的，民族主义纯属臆想出来的东西，充其量是一种意识形态。在爱国主义中没有民族主义。
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自命不凡同个体人的这类东西没有任何区别，全都是恶和愚蠢。甚至，民族的这类东西其后果更具毁灭力。家庭的这类东西也比个体人的这类东西更能奴役人。即便是那些大思想家，也常常存有德意志民族的弥赛亚（此处用弥赛亚观念来指一种自大的民族主义。——译注）式的自命不凡。例如，费希特在这方面的观点就令人不能接受，甚至可笑之极。
个体人的恶和罪，一经客体化和外化而迁移到集体，便繁衍出更大的恶和更大的罪。
人民与民族的区别，人民的与民族的区别，这绝非仅限于术语。这从其它语系中也可得到证实。
与民族相比较，人民更是一项基本的自然的真实性，于其中存在着某种超理性的因素；而民族是历史与文明的复杂产物，同时也是理性化的产物。其次，人民指具有一定的统一形态和特殊的质的大多数人；而民族指统治人的那些原则和观念。也许可以说：人民是具体的和真实的，民族是绝对的和理念的。此处言及“理念”，不带褒意，不指某一特定情景下的理念，而指人的本性在更大程度上的客体化和异化，即更大程度上的非人性化。另外，人民性具有反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民族在深层次上更维系于国家，民族主义常倾向国家主义，常企盼国家强盛，常珍视国家甚于文化。还有，人民建构习俗和风范，渴求在自身中传达自身；而民族垒筑凯撒王国，渴求在强国中传达自身。最重要的是，人民比民族更具人的真实性。
像法西斯这一类的民族主义，早已把民族的（按一般人的理解，在这里“民族的”也含有“人民的”意思。——原注）自我形象丧失殆尽，早已不存有任何一点民族的气息。它的生存即意味人民生活的极端理性化和技术化，也意味文化的灭绝。一切现代的民族主义都不外乎套用这么一个模子：专政、由政治警察组成的机构、机械装备、处于高度运动中的各种组织。德意志的民族--社会主义在未取得政权之前，它多少还含有一点人民性，甚至还反对国家组织和干预人民的社会生活，即反对为着联盟（Gemeinschaft）而拒斥公社（Geselschaft）。但是取得政权后，在国家强大意志的诱惑和支配下，它的人民性便大大削弱，德意志的文化传统也因此被摧毁。当然，这不足为怪，因为民族主义对精神文化从来不感兴趣，总是迫害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最终总导向暴政。民族是一个偶像，是奴役人的孽根之一。
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更趋向于劳动，就像社会生活的基础更接近自然一样。但人民也可能被塑成偶像，从而成为奴役人的孽根。人民性是一种诱惑，极易接纳诸如“人民之魂”、“大地之魂”、“人民的自然力”等神秘形式。在精神和个体人格意识尚未觉醒之前，这也不失为原始集体主义的一笔遗产和体认。人可能完全沉溺于这种自然力。人民性是灵魂的，不是精神的。唯有作为生存的、意识的和良心的核心——个体人格，才能拒斥人民中的负面价值。个体人格凭藉精神和自由，攻克人民的自然力。人受人民的奴役，以至于发生这样的情形：当人类的儿子和上帝的儿子站在人民面前时，人民却叫嚷着：“钉死他，钉死他！”在这里，人民需要用自己的手杀死伟大的先知和导师。（公众号“无处不哲学”编辑发布）显然，良心的核心不能放置在人民那里。人民面对集体，会阿谀集体，会把人的个体人格拍卖给集体。那些判定人民性含有自己的真理的人，实在太虚伪。真理在个体人格之中，在质之中，在少数人那里。人民的生活唯有经由这种真理之光的照耀，才异于蜗房里的营造，才不再是幻象。必须谨防民族主义的救世主论调，这也是一种诱惑。这与基督教的共相主义是两码事。相信自己的人民具有使命，只能相对于人民的历史生存而言。
“民族的”与“人民的”常被混为一谈，公社与联盟也常搅混在一起。“民族的”与“人民的”都受集体无意识和强烈情绪冲动的支配，都导向人生存的外化，只是“民族的”比“人民的”包含着更大程度的理性化。
人必须遏止世界的异己性，必须找到走出孤独的路径。这种创造之举发生在家庭、民族性和民族的共同体中。一般说来，个体人不太直接感受得到自己隶属于人类，但在小范围内会有自己比较亲近的具体的圈子。个体人感受一代与一代的承接，感受过去与将来绵延一片，便常寄希望于民族的生命。人类并未脱出人的生存，它存于人之中，这是人类最大的真实性。人性与此项真实性相关。当然，民族也同样存在于人之中。民族的客体的真实性即是外化，即是客体化的产物。只是不同程度的客体化，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相近性、具体性、圆满性。
人类尽管显得邈远和抽象，但同时却携带有人性；而民族主义始终压迫人和个体人格，也始终压迫人类。在那里，施行压迫的不是存于人之中的“民族的”自身的质，而是这项质的客体化。“民族的”自身的质经由客体化，已转换成压迫人且高踞于人的实体。
“民族”和“人民”极易被尊为偶像，这一过程即是巨大热情的客体化。此间，人早已被它搅得昏昏然，即使最平庸和最愚蠢的人，也自信自己分领到了民族的和人民的圣光，会顿觉自己顶天立地。这种奴役与诱惑之所以具有如此魅力，原因之一是它给了人以强烈的拔高感。造一个崇拜偶像的奴隶，最有效的莫过于使他能感受到自己站在光芒四射的峰顶上。当人失去人体人格，失去任何共相内涵的启迪时，客体化的各种奴役便乘虚而入，给予人以圆满实现的感觉。唯有个体人格凭藉精神的内涵，才能与客体化的奴役抗争。“民族的”无力抗争奴役，它会轻易败下阵来，这种情形常常可以在不显示任何质的价值的群众那里看到。于是，“民族的”拼命地煽动人的那些负面价值的情感，如仇恨、仇视犹太人、仇视异民族。大凡被称为民族的问题，实际上总涉及这样或那样的争斗，总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一切历史都是不公正的倒错。民族性受不公正和暴力的铸造，这与铸造历史的贵族政体异曲同工。若要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否弃民族国家的主权神话。“民族的”是民族国家的一个方面，是客体化的一个阶段；而民族主义则是特定阶段上的客体化的绝对化。（公众号“无处不哲学”编辑发布）在这里，非理性的被理性化，有机的被机械化，人的质迁移到了非人性的真实性中。与此同时，像民族的和人民的进入具体的共相那样，像一切进入个体化阶段那样，民族主义不仅敌视共相主义，而且还反叛共相主义。当然，它也反叛人格主义。应以个体和共相的名义废止民族主义。这种废止不意味在个体的与共相的之间缺少关联，而意味走进民族的阶段应是个体的与共相的联合，不应是两者相互的吞食。无论如何，“民族的”都远不如“人民的”更重要。
基督教是人格主义的和共相主义的宗教，不是民族的和种族的宗教。当民族主义发表这种宣言——德意志为着德国人，法兰西为着法国人，俄罗斯为着俄国人，这时，它便显示自己异教的和非人性的本性。人之所以是人，在于人具有人的意象和上帝的意象，在于人携有精神的源头。民族主义决不可能认可人的这种本性和这种价值，它与人格主义正好相悖。
情感冲动在民族主义那里泛滥成灾。情感为人所有，从这点上看，情感是人性的；但另一方面，情感也最反人性，最具外化的力量，最容易把人模塑成奴隶。认为护卫了德国人、法国人或俄国人，就算护卫了具体的生存，就算护卫了人或者护卫了一切人，这失之肤浅。一切正好相反。无论护卫一个人，或者护卫一切人，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是人，这才是对人的绝对护卫。仅护卫民族的人，实际上常常是护卫人的抽象特征。在人的人性中，或者以人性的名义去护卫人，即指涉护卫人自身所携带的上帝的意象，亦即护卫人自身的整体意象。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刻所在。据此，才不会错误地庇护那些外在于人的东西，如民族性、阶级性等；才能真正护卫一个人，护卫一个具体的、独特的、不可重复的生存，护卫个体人格。要知道，人所具有的社会的和民族的特性都可以重复，都可能被普遍化和抽象化，从而转注到奴役人的实体上去。人的更深刻的核心往往就是这样被遮蔽的。人必须找寻自身更深刻的核心.。
对人的深层面的护卫，即护卫人性。民族主义反叛人性和上帝的意象，实在是对人这一意象的罪孽。谁不能视其他民族（如犹太族）的人亲如手足，谁就不仅不是基督徒，甚至也泯灭了自己的人性和自己更深层面的生存的核心。民族主义的激情冲动把人抛向表层，所以人沦为奴隶。它与社会的激情冲动相比，更少人性，更不能证明人是由个体人格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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