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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精神是人类希望精神的集中体现。人生活于现实中，但总是怀抱希望而生存。乌托邦和乌托邦精神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而产生，同时也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而传承。
近代以来的乌托邦，尤其是以莫尔为代表的和莫尔身后的同类型的乌托邦，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乌托邦。这类乌托邦是终极理想性的，它把人类的平等放在重心来思考，将废除私有制和实行公有制为基本方案。在他们看来，只要废除私有制，人类就会有真正的繁荣与正义，人类的道德罪恶就可消除。
洛克等人提出另一类乌托邦，这类乌托邦可称之为现实性的乌托邦。洛克把重心放在对于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上。在洛克看来，只有真正保障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的国家才是合法的国家。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权力保护之下，人民才有自由与幸福。
龚 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探索与争鸣》杂志2016年第10期
今年是莫尔的《乌托邦》发表500周年。20世纪晚期以来，人们认为，乌托邦的观念正在人们的精神思想领域渐次淡出。但人们不会忘记乌托邦精神几百年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且，乌托邦精神的暗淡，并不意味着人类不需要乌托邦，因此，对莫尔《乌托邦》的纪念，并非完全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
乌托邦精神
“utopia”（乌托邦）这一概念是莫尔首先使用（为他所造），造这词是指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也指一个值得所有人追求的美好国家（utopia,也译为“乌托邦”）“u”“topia”来自希腊文，前者表示否定，后者的意思是某个地方或地区。“u”可以与“eu”联系起来，表示“美好”“完美”， 这两种意思联系起来，也就是一个虚拟的值得人们向往的至善至美的地方或国度。
乌托邦这一概念虽然是为莫尔所造，但它所表示的概念内涵，揭示了人类精神的一种永恒的趋向，即对于在现实中还不存在但在人们的精神中存在的至善至美的国度的精神向往，这种趋向也就是乌托邦精神。
乌托邦这一概念虽然是为莫尔所造，然而，在人类文明的远古时代，也就表现出来人类所具有的这种乌托邦追求。在人类的早期，它以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荷马史诗中，有着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以及对于以宙斯为首的众神的描述所体现的就是古希腊人的乌托邦。而在基督教的《圣经》中，伊甸园就是古老的以色列人的乌托邦。如果说，奥林匹斯山和以宙斯为首的众神，以及以色列人的伊甸园是古老的希腊民族和希伯来民族的集体创造，而柏拉图则以他的构想著述了第一个思想家所构想的乌托邦《理想国》（或《国家篇》）。
莫尔的乌托邦承接了柏拉图的思想传统，以著述的形式构想了一个乌托邦，而后的思想家如安德里亚、康帕内拉等都以莫尔为榜样，提出了自己的乌托邦方案。卢梭、康德基于对人类社会或人性的理解，同样也提出了各自的乌托邦方案。在此之后，西方仍然有人在不断地提出各种乌托邦，如当代的罗尔斯就把自己的追求称作为“现实的乌托邦”。
在中国，我们知道有老子《道德经》中的小国寡民式的乌托邦，《大学》中的“修齐治平”，《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还有陶渊明的“桃花源”等。在中国，无论是大同境界还是桃花源，都聚焦了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理想愿望。
乌托邦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人类历史上的种种乌托邦的设想或方案，凝集着人类对于美好的生存状态或生存境界的向往和追求，内在蕴含着一种“相信未来可能要从根本上优于现在的信念”。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向往，与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是乌托邦追求的一体两面。正是这样一种乌托邦精神，推动着人们批判反省，不断超越，开辟未来，从而使得人类的生活不断敞开更新更美的生存世界。
因此，决不能将乌托邦等同于幻想。幻想是无根据的想象，本身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反理性的。但乌托邦则是人们基于现实的思考而对未来的一种理性思考或憧憬，并且为社会提供一种未来发展的方案。乌托邦是不在场的东西，但它并不因其乌有而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它是人的价值真实的体现。乌托邦方案可能因为没有实现的条件或可能性，会流于空想，但却不意味着它没有社会批判的力量和引领现实的力量。换言之，乌托邦并非因为其乌有而被人所不顾；恰恰相反，因为乌托邦总是代表着人类对理想和更美好更光明未来的追求因而总是在吸引人们，鼓舞人们。正如保罗·蒂里希所说：“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于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
乌托邦精神是人类希望精神的集中体现。人生活于现实中，但总是怀抱希望而生存。所谓“希望”总是超越于现实或还不在场或没有出场的东西。所谓“现实”也就是在场或出场的东西，也包括逻辑上可能出场的东西，即在现实所包括的因果必然性中因而在逻辑上必然出场的东西。现实不仅是在空间中存在，而且是在时间中向前延展。
然而，人不仅仅是在现实中生存，而且是在精神中生存。现实本身是有限的，这不仅是相对于每个人的生活世界而言是有限的，而且也是相对于其存在而言是有限的。任何现实总是某个具体的时空中存在的现实，然而，现实又是在时间中向前延展的一种存在。人类的精神与人类现实中的生活不同，在于它不仅仅是指向有限的现实存在，而且也超越现实、突破有限性而趋向无限性。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人是带着希望生存于世的。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特说：“人是来自自然的乌托邦生物。”所谓“来自自然”，也就是人在本性是乌托邦生物，而他所用的“乌托邦”这一概念，则就是希望这一概念。他说：“我们完全可以用乌托邦这个外来语代替和翻译希望这个词。”人的生命时间是指向未来的，人时时都在超越有限性而追求无限性。突破有限，追求未来，坚信未来，也就是希望。人的生命指向未来，因而人总是怀抱希望而生存。在此意义上，人既是在现实中生活的，同时又是超越现实的。人的生活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因为，生活或生命就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犹如孔子所说的“不舍昼夜”。
停滞于现实性而不求突破和超越，安于现实而不思进取，不仅是没有危机感，而且是意味着生命的死亡或精神的死亡。停滞于有限的感性出场中，是生命的死亡，停滞于僵化的思想概念而不思进取，那是思想和精神的死亡。人生需要坚守，坚守你的品格和原则，但人生同样需要超越，超越不是放弃你最有价值的东西，而是超越界限，突破限制，提升自己的人生。如果故步自封，那只能意味着创造力的枯竭。生命是在时间中延展，实际上只要是人，总有某种希望，即使是没有大的抱负，也有某种生活的寄托；如果没有希望，也就意味着绝望，而最深的绝望或彻底的绝望就意味着死亡。
人怀着希望而生存，也就意味着把希望置于生命结构之中。希望在于未来，在于将现实中还没有出场或在场的东西置于人的生命结构中，因此，“虚拟”是人的精神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虚拟与现实共同构建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类。人如果局限于出场的存在，以现实来拘束自己，那人类就不成为人类了。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人类没有希望，或者说，如果整个人类都绝望了，那人类还有存在的意义，还有未来吗？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希望，人类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希望，而乌托邦就是社会希望的集中体现。
正如人不可能没有希望，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乌托邦。乌托邦是没有出场的虚拟的现实，承载着人类的美好希望，是对更美好世界的预先推定。它是批判与超越现实的动力机制，它以美丽蓝图激励人们奋发追求。乌托邦精神始终都是人类精神内在部分，人类不可能没有乌托邦，就像人不可能没有希望一样。对人类社会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奴役人以及人对人的欺骗、阴险、奸诈、卑鄙等现实中的丑恶深恶痛绝，激起人们对至善至美的乌托邦境地或理想国度的追求与向往。换言之，那才是人应当过的生活，那才是人应当有的幸福。如果把乌托邦看作仅仅是对人类未来趋向的一种想象，那么，我们还看到有一种反面乌托邦，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Animal Farm）。在《1984》中，奥威尔以极为冷峻的目光，刻画了极权主义全面笼罩下的社会恐怖画面。反面乌托邦所设想的恐怖，恰恰同样使得人们反思现实，激励人们为美好未来努力。
自从进入文明史以来，人类社会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乌托邦精神的鼓舞下或乌托邦精神之光的照耀下。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性社会，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就是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其目标受到百科全书派以及卢梭所构想的乌托邦的深刻影响。理性与自由作为现代精神一直是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乌托邦的深层动因和机制。
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古拉格群岛的灾难，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盛行，浇灭了人们心头的乌托邦理想。启蒙运动将理性乌托邦置于现代精神的中心，但当人们再次回溯现代乌托邦的源头法国大革命时，人们发现，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本身就是一次乌托邦的覆灭。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的乌托邦精神渐次暗淡，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反思十年动乱，也提出了“告别乌托邦”的口号。人们甚至认为，乌托邦不仅仅是虚幻的，而且欺骗了整整一代人。乌托邦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里，真的就式微了吗？人类是否已在一片没有乌托邦之光所照耀的贫乏不堪的土地上？换言之，如果没有乌托邦，是否我们更能够得到自由与幸福？历史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如此重大而严肃的问题，我们无权不作答。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乌托邦类型
人类文明史以来，无论是人类集体，还是个人所创作的乌托邦，都承载着超越现实或比现实更为美好的承诺。乌托邦有多种多样，如神话传说的神话乌托邦，对于社会经济、政治、道德、法律等各方面进行总体设想或描绘的社会乌托邦，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是这一类乌托邦。有从人性等前提出发提出的哲学意义上的抽象乌托邦，如康德从人的理性存在这一事实出发提出的“目的王国”，它并不是对于社会进行总体性的设想，而只是提出把人尊为目的这一乌托邦精神核心。
还有从某些专业角度来描绘的乌托邦，如美学乌托邦、建筑乌托邦、音乐乌托邦等等。神话乌托邦把人类社会不可能实现的至善至美境界推到彼岸世界，如在天国实现，在来世实现（佛教的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或在人类的早期曾经有过的黄金时期中，如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所描绘的黄金时代。基督教的天国理想，承载了西方社会几千年的乌托邦承诺。随着近代社会以来西方社会从传统中世纪向现代转换，神话乌托邦也向着社会乌托邦转换。
社会乌托邦林林总总，如周国文在《不同样态的乌托邦类型及其可能》一文中，将乌托邦归纳为时空的乌托邦、玄想的乌托邦、理想的乌托邦、虚无的乌托邦、完善的乌托邦、自足的乌托邦、终极的乌托邦、运动的乌托邦、健全的乌托邦、救赎的乌托邦。
有人提出空间乌托邦和时间乌托邦的区别，传统乌托邦都具有封闭性的特征，即与世界其他部分隔绝开来的想象中的远地，如莫尔的《乌托邦》。时间乌托邦宣称，人类最终受目的论支配，不论经历多少苦难，终究会达到至福的终极境地。
我们认为，从乌托邦所表达的是对人类未来美好的向往这一乌托邦精神来看，对于社会乌托邦，如果从其理想追求的层次来看，可以划分为现实性的乌托邦、理想而非终极性的乌托邦和终极性的乌托邦。现实性的乌托邦，如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称他的政治哲学理念为“现实的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即“一般性的理念达到实践哲学的可能性，并且通过这样的处置，使得我们与我们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一致”。
首先，现实乌托邦并不对终极性的人类福地进行设想，它并非是要描绘一个遥远的美好图景，而只是从现实可能的愿景，或切近的理想出发，提出在实践哲学意义上可行的目标。其次，理想而非终极性的乌托邦。这类乌托邦提出了一种社会愿景，这种社会愿景与现实性有着一定的距离，但没有对终极目标的承诺。最后，终极理想性的乌托邦。相当多的社会乌托邦都在为人类提出终极性的理想目标，这种乌托邦既是理想的，也是终极性的，同时也是自认为自足的和健全的。它所描绘的是最美好的人类未来图景，或最美好的终极性的人类未来蓝图。以下我们着重考察最后一类以及第一类乌托邦。
乌托邦方案
近代社会转型以来，具有理想性和终极性的乌托邦首推莫尔的《乌托邦》以及同类型的社会乌托邦，如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以及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这类乌托邦是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遥远回响。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是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信号。这是因为，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基督教的天国理想就是西方社会人心中的乌托邦，处于西方社会和精神的中心地位。十三十四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动摇着上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的价值与尊严观开始取代上帝和神道的中心地位，上帝的中心地位动摇了，以上帝理念为背景的乌托邦也必然接着衰微了。
莫尔虽是一位虔诚的教徒，然而，他的《乌托邦》却传递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心声：人的心灵需要一个不同于天国的乌托邦。莫尔的《乌托邦》是成功的，其成功就在于他身后不仅出现了一系列类似于他所设计的乌托邦方案，而且这类乌托邦或相类似的乌托邦转化为近现代的实践精神。
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西方思想史上思想家所设计的第一个理想社会的乌托邦。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理念是正义。他的正义概念的内涵是秩序和谐。怎样才能实现他的社会正义呢？柏拉图的方案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他把社会成员分成统治者、护卫者、普通劳动者三个主要的阶层。在他看来，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的成员如果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尤其是处于下层的民众没有逾越自己的职位的非分想法，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正义的。
怎样才能做到使得大家都安于自己的职守呢？
首先，柏拉图提出不同的职业的人应当有着自己的主要德性，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一主要德性，也就不可能成为称职的人。统治者的德性是智慧、护卫者的德性是勇敢，而下层民众的德性是节制，当然，柏拉图认为，节制是一个全体社会成员都需遵守的德性。
其次，柏拉图意识到不同的职位有着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如何才能让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安于本分？柏拉图认为仅仅靠德性还是不够，这就要靠“高贵的谎言”，即统治者是金子做的，护卫者是银子做的，而下层民众是铜铁做的。换言之，每个人生来就有天生的不同的素质，素质不同，决定了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同。然而，柏拉图也认为这不是真的，因而要统治者来宣传这一“高贵的谎言”，从而使人们相信，因为他认为，如果破铜烂铁当道，国家就会危亡。
最后，柏拉图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要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安分守职，而且还在于消除贫富差别。在柏拉图看来，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分成富人与穷人两个阶层，必然造成社会的分裂。他说：“无论什么国家，都分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而且这两个部分各自内部还分成多个更小的对立部分。”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分裂为敌对的两个部分，甚至更多部分，还有秩序和谐的正义吗？因此，柏拉图的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消灭私有财产，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士（在柏拉图这里是“护卫者”）的私有财产。柏拉图意识到，如果还保留家庭，财产私有不可能消除，因此，他的乌托邦方案这一方面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消灭家庭，所有人实行公共消费。
莫尔的《乌托邦》以及他身后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放弃了柏拉图方案中的所有社会成员僵硬划分为不同社会阶层的这一特点，继承了柏拉图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设计方案。我们这里主要以莫尔为例来说明。莫尔的《乌托邦》有着柏拉图的正义的考虑，在莫尔看来，“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与繁荣”。并且，他认为，人民幸福乃在于消灭私有制和财产的私人占有。他说：“如果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莫尔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羊吃人”的现象，使人们深感私有制带来的社会灾难。要消灭或废除私有制，怎样处置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也进入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考量之中。康帕内拉继承了柏拉图，提出了一个消灭家庭和婚姻、实行公妻制的周全设计。
莫尔、安德里亚等的方案没有把废除家庭作为他们考虑的方案，而是提出以公共仓库来取代消费资料的私人占有问题。即所有人的消费资料都由国家统一的公共仓库来供给，莫尔除了公共仓库的设想外，还明确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计，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如此设计。并且，他们对消费资料公有的设计是如此周全：“在他们那里，房屋、宿舍、床铺和其他一切必需的东西都是公有的。每隔六个月，由主管人员安排每个人的居室，指定谁住第一宿舍，谁住第二宿舍。”他们以这样的方案来实现他们心中的理念：平等。
就莫尔等人而言，废除私有制不仅是实现人人平等和人民幸福的必要前提条件，而且是进行道德重塑的根本社会条件。在莫尔的《乌托邦》中，由于废除私有制，人们的一切生活消费品都由公共供给，因而金钱在他的国度里不起作用，在莫尔看来，这使得人们道德败坏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他说：“在乌托邦，金钱既不使用，人们也就不贪钱。这就砍掉了多少烦恼啊！这就铲除了多少罪恶啊！金钱既然取消，欺骗、盗窃、抢劫、吵架、骚乱、喧闹、叛乱、暗杀、变节、放毒等依然每天受到惩罚却只能施以打击而不能制止的罪行，就不发生了。”没有私有财产，为了追求私欲和满足贪欲而产生的欺骗、盗窃、抢劫、暗杀、变节、放毒等罪恶和道德败坏的现象也就不再成为这个社会的现象了。
摩莱里也说：“全世界中最人道、最温和的民族向来是那些几乎没有私有财产或还没有普遍建立私有制的民族，因此，这些民族最无私、最能行善。”他还说：“任何地方，最凶恶的人都是最自私、最吝啬、最狡猾的。”在莫尔以及莫尔身后的乌托邦作者们看来，消灭了私有制，人们没有了私欲与贪欲，人类的道德也就消除了那些丑恶现象，从而也就能够实现一个至善至美的人间天堂。
这类对于人类社会进行终极性设想的乌托邦，以平等为核心理念，以废除私有制为基本方法，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多个社会制度文化方面，因而是全面性的社会乌托邦。这类乌托邦从柏拉图那里，就有着它的先天局限性，即对政治自由以及对公民权利的漠视。
在《理想国》中，首先，柏拉图以大量篇幅反对在他的理想国度里保留荷马的神话，从而开了所有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其次，柏拉图的精英政治论（哲学家王），把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权利排除在理想国家的政治运作范围内，因而公民的政治自由就无从谈起。他只希望在不同阶层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安分守己，而不是政治参与。最后，为强化统治阶级（他的统治者和护卫者）的地位，柏拉图开出了一系列特殊教育的政策和方法，以及将不同社会阶层区分的政治和文化措施。波普尔指出，柏拉图严格社会阶级的区分，将国家与统治阶级共命运，以及对统治者和护卫者的思想和身体训练等，“这样的纲领，我想，描述为极权主义是颇为公充的”。因此，这样一个以“绝对的善和绝对正义”的理念为核心的理想国家，“在道德上远非优越于极权主义，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
实际上，把奴隶不当人看，而且对奴隶进行肆意掠杀的斯巴达式专制国家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原形。这个情况也影响到近代乌托邦。在莫尔的《乌托邦》中，仍然保留着奴隶制。一个把平等置于中心地位的近代乌托邦仍然保留奴隶制，不能不使人困惑：它不是要追求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吗？奴隶被奴役，被排除在享有正义和幸福公民之外，能够看成是理想乌托邦吗？直至柏拉图时代，斯巴达为了平等，几百年来抑制经济的发展，把金钱的作用限制到最小程度，还有它的公共食堂等经济措施，这些都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采用的，而这些方案都成为近代以来乌托邦方案中不可或缺的家什。
在乌托邦作者们看来，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经济的不平等。废除私有制，有了公共仓库、公共食堂、公共住房等（莫尔的《乌托邦》和摩莱里的理想国度里，土地公有，全体公民从事农业），乌托邦作者们认为就能实现人类的经济平等，人类的正义与繁荣就有了根本保障。问题在于，这些乌托邦作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抱柏拉图的极权主义政治理念，从而使得他们的乌托邦方案成为了这类公有经济与极权相结合的方案。
在莫尔那里，对于乌托邦的公民社会而言，基层官员以30户为单位选出基层官员，再由官员选出他们的统治者总督，并且总督可以是终身的。因此，莫尔对于政治的设计并非是真正的民主制。对于这些官员怎样进行社会管理，莫尔没有更多的设想。如对于消费问题，莫尔认为人们去公共仓库拿自己所需物品，完全自觉而不会多拿。前面已述，莫尔的问题在于他的奴隶制。并且，莫尔的公民会因为犯重罪而降为奴隶受到公民的奴役，但莫尔并没有说这些人是否还可以恢复公民身份的问题。这些设想表明他的乌托邦的粗糙性，同时也表明他对政治制度的关心远没有对废除私有制和实行公有那么热心。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则对于公有制下的财产分配问题进行了更多的思考。他说：“太阳城的公民却在一切公有的基础采用这种制度。一切产品和财富都由公职人员来进行分配。”康帕内拉也设想人们应当去公共仓库那里得到人们所需要的东西，然而，“负责人员严密地监视着，不让任何人获取超过他所应得的东西”。莫尔没有讲，人们犯罪，是犯什么罪？
而康帕内拉则注意到了，如果任人们去公共仓库自己取所需之物，不会有犯罪行为吗？但问题又来了，谁来监督公职人员和负责人员？公职人员和负责人员作为公有财产的代理人出现，他们不会监守自盗吗？当他们握有权力而得不到有效监督，难道不会滥用权力而剥夺公民权利把公民降为奴隶吗？在康帕内拉看来，公职人员都有着真正的美德，从小就因其有美德因而被挑选成为官员的，因而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换言之，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道德纯正的官员，另一类则是道德上有缺点甚至有污点的普通公民。后者处于在前者的严密监视下生活。应当看到，这比柏拉图的极权主义色彩更为浓厚。
然而，在以废除私有制为根本进路来实现人类平等的乌托邦方案中，也有在政治上表现为强调自由以及公民权利的思想家，他们是温斯坦莱、马布利以及巴贝夫等。马布利鲜明地对比了私有制与公有制，同时也强调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他虽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乌托邦方案，但他的论述和对他人的辩论中可以看出，他完全赞同莫尔、康帕内拉等人的方案，如同意公职人员的工作是检查每个公民履行职责交给他的工作，把土地收获物收集到仓库以及平均分配等。
温斯坦莱则不仅有乌托邦方案，而且有行动。温斯坦莱是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前夕主张废除私有制和实行公有制的掘地派的著名代表。他的思想成熟期都是在内战与革命中度过的，而他可以看作是英国革命时期激进思想人物的代表。他与莫尔等人的不同，首先在于他不仅是一个乌托邦的理论设计者，也是以自己的行动与有着共同信念的人即掘地派成员一起行动，去实践公有制，但他们的运动不久为政府所扑灭。
其次，温斯坦莱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目的不在于实现一个至善的道德王国，其目的在于消灭人对人的奴役。他在《英国被压迫的穷人的宣言》中说：“我们这些签名的人，以英国所有被压迫的穷人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且向你们这些自称国家的庄园和领主的人宣称……土地并不是专为你们而创造，使你们成为土地的主人，而使我们成为你们的奴隶，仆人和乞丐的；土地被创造出来，是要成为所有一切人的共同的必需的财产。”
温斯坦莱认为，是土地私有制使人变得不平等，一部人富有而压迫人，另一部分人则被压迫。然而，在他看来，土地作为公共财富，是造物主即上帝给全人类的，而不是某些人专有。当今的领主们的土地都是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来，他们的祖先都是以刀剑杀死他人把他人的财产掠夺为己有，因此，这些领主所据有的土地并非是正义与合法的。而以温斯坦莱为代表的这些激进分子占有村庄上的土地和砍伐树木而出售，是为了耕种公社（他们所组成的共同体）的土地，“因为我们将竭力通过我们的正义行为使土地遗留给我们的子女的时候不被惟利是图的私有主所占据，而是成为公有的土地，成为所有一切人的共同宝库”。
在这些激进分子中，有参加过克伦威尔军队的士兵，他们为了反对国王查理流过血，所要求的就是拥有使用土地的自由权利，议会也许过这个诺言。他强调农民拥有土地的自由权利，这个自由权利也就是将土地私有变为公有。
温斯坦莱的乌托邦构想是农业社会的乌托邦。温斯坦莱所处的时代仍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耕时代，因此，他认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公共财富是土地，土地公有是他的公有制的基本方面，土地公有也就是他所认为的“使用土地的自由”，在他看来，这是最根本的自由。既然土地公有，那么，所有人都在公共土地上劳动，所获放进公共仓库。家庭仍然保留，土地和一切物品不得买卖，“他从仓库领取的或者是为了自己家庭的需要而弄来的一切东西，都是他的家庭用来过和平生活的”。温斯坦莱认为，这样的土地公有制度就消灭了领主和地主，没有压迫，没有奴役，人人平等而自由，“土地将被垦植，打下的粮食将由每家合力送进仓库，因为仓库的财产将成为每家的共同储备。全国将不再有寄生虫，也不会有乞丐”。
在温斯坦莱看来，人们不会因有公有制而变得懒惰，他没有想到，中国农村所实行的集体所有制导致的普遍无效率，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在改革之初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充分尊重个人的劳动所得的前提下才被激发出来的。在他看来，社会管理已经变得极为简单了，也就是维持公有土地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而已。他说：“真正的管理就是正确调整一切活动，使每一种行为或事物都保持适当的分量和尺度，这样就可以防止发生混乱。”然而，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管理，他认为应当“对每件事情和人们的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应该规定适当的法律”。在这里他已经取消了个人行为自主性和自觉性的作用，即道德的作用。其次，就是能有胜任的公职人员，即没有自私心并且能够认真执行这样法律的人。然而，对每件事情都依靠法律进行管理的国家需要多少法律？
温斯坦莱方案唯一民主的因素就是乌托邦国家的所有公职人员都是选举产生的。那么，这些公职人员有些什么职责呢？其职责是：调解人、监督人、士兵、监工、行政吏和法官的职责，以及选举产生的议会也有着相应的职责。我们先看看调解人的职责。温斯坦莱规定这类人员有三种职责：一是防止骚乱，维护公共和平。二是平息个别人之间所发生的争吵，进行调解，如果不服，就命令他们去法院受审。三是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对他们玩忽职守的情况进行批评，如果不服，则上报并给予法律惩罚。
再看看监督人的职责：一是维护社会生活的和平秩序，这与前者的职责一样，但温斯坦莱认为监督人所管的更多是在财产方面的纠纷。他认为财产没有到个人手上（在公共仓库里）是公共的，但到了个人手上则是私人的，他人不可夺走或破坏。二是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指导与监督。监督员有责任将适合于做某种农活或手艺的青年人送到师傅那里去，并且监督指导这些行业。他的规划是，不仅城市中的所有行业都有监督员，而且乡村也有监督员监督土地的耕种。监督员还有一个职责，就是监督每个手艺人把自己的产品送到仓库，并监督仓库保管员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总监督人，他们可以监督所有人。
这个乌托邦方案告诉我们，实行温斯坦莱似的公有制社会，那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处于无所不在的社会监督之下。温斯坦莱认为土地公有是人们实现真正自由的前提，人们因此将摆脱土地拥有者的奴役和剥削。然而，当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没有私有制的社会时，人们实现了社会平等，但所有人处于社会的严密控制和支配之下。而这恰恰是一种集权专制社会。
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这类乌托邦，对于人类在私有制条件下所出现的贫富分化以及到处所充塞的社会罪恶表现出了极大的道德愤慨。对于废除私有制之后的社会如何进行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完整的方案。这些方案从分配正义的角度看，是结果均等或完全平等。这些方案实际上考虑到了在完全不考虑到个人天赋贡献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产生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因而全面而严密的监督成为了他们心中似乎是不可替代的选择。乌托邦的公有制消除了私有制的罪恶，但极权专制不是带来了新的罪恶吗？苏联为了实现农村土地的集体公有，所进行的消灭富农运动，难道不是罪恶吗？因此，对于人类应当如何才能变得美好，问题似乎没有解决。
洛克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类型的乌托邦。与莫尔等将废除私有制建构一个公有而美好的乌托邦不同，洛克以维持私有财产制为前提，提出了一种保障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现实的乌托邦。之所以是现实的乌托邦，是因为，它以现有的私有财产制为前提，而其目标则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保障个人权利的理想国度。洛克以契约论来建构他的理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有着一个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契约起着关键性的奠基作用，即人类是通过契约放弃自然状态而进入政治社会状态。
实际上，契约不过是一种理论方法，通过这个方法，洛克提出理想国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合理应当的关系。在洛克看来，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人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来自于造物主即上帝，因而对于任何人来说是先天的，同时也是平等的。洛克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人人平等的自然状态是一个没有至上权威的状态，由于没有至上权威，人们之间的纠纷就没有一个有效的仲裁者，因此，人们同意把伤害他人以及报复他人的权利上交给仲裁者，即组成国家权力机构。而“因为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用契约或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或置身于别人的绝对的、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谁都不能把多于自己所有的权力给予别人”。
与莫尔、温斯坦莱等人的平等重在财富占有上不同，洛克则强调在基本权利上的人人平等。在洛克看来，人们需要政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和财产权，而不是让自己交给任何人来奴役。在政治社会中人对人的奴役则意味着政治不平等。需要政府不仅是保全公民的生命，而且是为了自由，即不受奴役的自由。
与莫尔、温斯坦莱等人强调分配结果的平等不同，洛克强调财产权的平等。洛克同意他的同时代人温斯坦莱的前提，即上帝把土地给了世人，因而世界是人类共有。“但是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了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此，不仅人们所获之物，而且土地也就从公有变为私有了。
洛克从人身所有权论证劳动所得的所有权，这与人的生命权不可剥夺有着内在逻辑的连贯性。人的生命权是自己的，人身所有权也是自己的，由此延伸的劳动所得也是不可剥夺的。当然，洛克的论证有些粗糙。人们不能因为自己把一瓶墨汁倒入大海，墨汁均匀地分布在一大片海域，从而说这片海就属于我。虽然不能说任何掺有我的劳动的自然物都无可争议地为我所有，但我从海边捡到的无主贝壳，无疑是归我所有。强调由于人身所有权因而劳动所有权同样是一种基本权利无疑得到了辩护。在洛克看来，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人人平等，不可剥夺，不可转让。
像温斯坦莱那样认为，既然土地是公共的，这个公有的性质是不能改变的（他反复强调土地不可买卖），并且，土地上人们劳动所获物没有所有权，洛克则认为这是对人们财产权的剥夺，因为劳动产品或掺进了人的劳动的自然物（如土地），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财产权不可转让并不意味着劳动产品不可转让，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是基本权利之一，后者体现的是因为财产权（个人所有权）所带来的拥有权（财产所有权）。对某物的拥有权主人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出售或交换，但仍不可剥夺。这是因为，剥夺违反了自愿原则，同样侵犯了个人的财产所有权。
洛克不像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家们，去精心构造一个包括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的全面性的社会乌托邦蓝图，而是抓住政治社会的关键性问题，即政治权力与普通公民的关系。在洛克看来，一个能够真正保障普通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国家，才是真正理想的国家。因此，问题不在于能否消灭私有制，而是在于是否能够保障人的真正权利。洛克认为，如果政府不能保障人的权利，人民有权起来反抗。他说：“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试问哪一种情况对人类最为有利：是人民必须经常遭受暴政的无限意志的支配呢，还是当统治者滥用权力，用它来破坏而不是保护人民的财产的时候，人民有时可以反抗呢？”
在洛克看来，如果人们在政治社会中仍然受到他人无所不在的监视、奴役和压迫，那还不如回到自然状态去。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个人类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而自由的状态，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仁爱和正义道德的状态。自由，但不是放任，因为自然状态是自然法起支配作用的状态。自然法不仅承认每个人都是独立而平等的，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这样的自然法给每个人去执行，即任何人都有权惩罚或制止违反自然法的人。
然而，由于没有共同的尊长或权威，人们就有可能使用强力而不是权利来侵害他人。洛克认为，这就是战争状态。为了使得自然状态不至于成为战争状态，人们才让渡一部分权利（惩罚与制裁的权利），共同同意建构一个共同的权威来制裁侵犯自然法的人，这就是国家政府的诞生。换言之，为了使得人们能够像在自然状态下一样享有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权利，同时又有一个共同的权威能够仲裁纠纷，保障每个人的最基本权利，因此，人们放弃自然状态而进入政治社会。
毋庸置疑，经过契约而从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是一理念虚构，但是，这反映了洛克对乌托邦的憧憬。他的乌托邦就是一个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最基本权利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是充满了仁爱与正义的道德的社会。洛克认为政治社会与自然状态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类需要政府，不是为了别的，仅仅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
然而，洛克的大量讨论表明，他最担心的是一个保护人民的政府可能堕落变质为压迫人民的政府，即成为侵害人民权利的暴政。换言之，当莫尔等人把社会的罪恶看成是私有制所造成的，洛克则把目光投向政治权威。他说：“使用绝对的专断权力，或不以确定的、经常有效的法律来进行统治，两者都是与社会和政府的目的不相符合的。如果不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财产起见，如果没有关于权利和财产的经常有效的规定来保障他们的和平与安宁，人们就不会舍弃自然状态的自由而加入社会和甘受它的约束。”政治社会的长治久安在于保障人民的权利，而这也是最根本的政治诉求。
洛克式的乌托邦不是全面性的或整全性的，但他提出的是政治社会的根本宗旨和目的的问题。对人的自由、平等、没有屈辱而富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是几千年来乌托邦的理想的内核。
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源于人性中对更美好事物的向往心理，更产生于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困境：人类的生存为何这样艰难？美好的愿景又在哪里呢?乌托邦披着精神的美丽外衣，激发起人们的美好想象与憧憬，千百年来鼓舞起千百万人为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然而，我们发现，任何一个时代的乌托邦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都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乌托邦的力量与光芒却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投射过来。莫尔以来几百年的人类社会的进程无不受到它们的影响，因为乌托邦在人类精神的上空。然而，当代的人们感到这些乌托邦似乎正离我们的精神远去时，但我们心中的乌托邦呢？因此，检讨乌托邦，也是我们重新寻找乌托邦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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