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制定度量衡标准

身为度，称以出

禹治理了水患，人民得到安居，他在部落联盟中的威望也日益增高。舜死后，禹成了继承人，并建立了夏王朝。从此治水时建立起来的度量衡便成为夏朝法定的制度了。

《史记·夏本记》有：禹“身为度，称以出”，这些都说明了大禹治水不但经过丈量，而且在丈量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统一的长度和重量标准，这个标准制定者就是大禹。

《夏书》中关于度量衡的记载：“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禾钧，王府则有”。“典”“则”都是法度，石和钧是度量衡单位。由于赋税制度的需要，夏代也需要度量衡器具。

度量衡器具的使用范围已打破了各个氏族的界限而由夏王朝统一颁发和管理。农业生产与季节有密切的关系，夏代已设立了“掌天地四时之官”，即天官，而且在东南西北各方还分设了地方上的天官。立杆测影是最简单、最古老的测影定时的方法，天文官对日影的测量是连续性的，因此各地区、各个时代所用来测量的标杆上的刻度也应该有统一的标准。

测量离不开数和量，因此必须有记数和计量的办法。治水这样大规模的测量必定要有统一的计量标准，这个标准是怎样建立的呢?《史记》给出了答案：“(禹)身为度，称以出。”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以禹的身长和体重定出长度、重量的单位。有了单位和标准，并把它复制到木棍、矩尺和准绳上，测量长度时就可以直接读数和计算了。治水工程即使在不同地区也就可以复现和传递这个量了。

图 【妇好墓出土玉矩尺形器】

王嘉在他所撰志怪小说《拾遗记》中说：禹因得到神的帮助而获得丈量工具，他在开凿龙门而进入一个深数十里的岩洞时，“幽暗不可复行”，出来一头如豕(猪)的怪兽，口衔明珠在前面引路，至一开豁明亮处，只见九河神女华胥之子，蛇身人面的伏羲端坐在前。伏羲交给禹一支长一尺二寸的玉简，使量度天地。禹即用此简评定水土。大禹治水的传说尽管带有许多神话色彩，但它总还是一种历史事实的反映。无论是伏羲的玉简，还是《史记》所说的禹身为度，都说明了治水是离不开度量衡的。

《淮南子·地形训》中还有一则记载：“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大规模地治理水患，必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作初步地勘察。太章、竖亥，善行人。禹派遣二人去四方勘测，“步”便成为测量大地最原始的单位。

《考工记》说：“野度以步。”这种以步为丈量土地的单位甚至延续了几千年。怎样才算一步呢？《孔丛子》说“跬，一举足也，倍跬为步。”即一条腿跨出的距离称“跬”，再把另一条腿胯出的距离称“步”。这些都说明了大禹治水是用各种测量方法最后达到治水的目的。

准绳规矩与手工业

《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传说奚仲是黄帝的后代，夏禹时被封为车正，善造车，他所制造的车，方圆曲直皆合规矩，尺寸大小皆合比例，既能“引重致远”，又灵活耐用，手工业的发展对测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古代技术培训主要采取“父子世以相教”，管仲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将工匠集中起来，相互观摩讨论，教授经验技巧，推动工匠培训从家传制度向艺徒制度转变。

《管子·小匡》说：“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宾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制断器，尚完利。”管仲已注意到工匠的专注精神，同样在《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这种集中式的职业训练方法后来被沿袭下来。

汉武帝在推广新田器和新耕作法时，命大司农选取有技巧的工匠制造新田器，组织大规模培训，令全国县令、三老、力田、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田器使用方法和耕种养苗法。为了改进兵器质量，宋代王安石令军器监“凡利器以法式授徒”，继《军器法式》后，又编撰了《弓式》《陶说》等法式，既是制造产品的标准，又是教科书。

好老师是培训的前提，我国很早建立工师制度。管仲认为，工师除了组织培训外，还负有考查工匠手艺、辨别产品质量等职责。“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一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好的工师应能在规定周期内完成培训任务，《均工律》说：“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

宋代王安石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集合各地的优秀工匠到京城，交流经验，提高技术，从中发现优秀人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记载了熙宁六年十二月两名工匠因为技术精巧而被赋予重任：“弓匠李文应、箭匠王成，技皆精巧，诏补三司守阙军将，以教工匠。”

古代训练工徒考核极为严格，一般以所制产品而评定优劣、采取奖惩，对不能完成培训和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工徒，惩罚甚至连带到保举人和工师。“能先期成业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而上内史”。

宋代形成更为严格的训练与考察制度，用法式考察学徒。“庀其工徒，察其程课、作止劳逸及寒暑早晚之节，视将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

准绳规矩与法律的由来

我们还可以看到“准”、“绳”、“规”、“矩”在《汉书·律历志》有如下说法：

《汉书·律历志》：“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圜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规者，所以规圜器械，令得其类也。矩者，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规矩相须，阴阳位序，圜方乃成。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辅弼执玉，以冀天子。”

由“准”、“绳”、“规”、“矩”逐渐产生了法律，因为对市场交易公平而出现了法律、法规，维护公平、公正。

《管子·法法》：“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

“而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以治国。”（《管子·法法》）

《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形势解》又说：“以规矩为方圆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侈靡篇》还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

商鞅说：“故法者，国之权衡也”，用度量衡的准确一致比喻法律的公正性。

《管子·明法》：“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作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所以，“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而“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故法律要“惩其未犯，防其未然”（长孙无忌《唐律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