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全书以条文形式撰写而成，言简意赅，集理论、经验和技术于一体。其诊疗方法，对疾病的认识，全赖于临床的仔细观察，其方证植根于中医临床的土壤，有古今医家临证实践和经验的支撑，其显著的临床疗效亦令古今医家折服。但当今中共必欲废绝这一伟大精妙之技术而不甘!
《伤寒论》是张仲景本着<<汤液经法>>诊治疾病、阐述理论的原创性成果，是一个非常成熟和完善的临床医学著作。是中医临床的奠基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创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一个学科、一个理论基本成熟和定型并达到一定高度时，再要发展和创新就显得相对缓慢。诸如唐诗、宋词、清代的考据等等。汉代的医学及《伤寒论》所形成的理法方药也是如此，很有特色，颇具永久的魅力，后世难以超越，因为《伤寒论》本身就是一个原创性的成果。所以，千年来对它的所谓注释整理发展多是越来越偏离正道，遂使中医疗效越来越不如人意!一部3万字医学著作历千年生生不息、一直应用而不被淘汰，值得今人的深思和骄傲，值得今天的医家去含英咀华、认真汲取。不因时间久远而视之为落后。成书时间及理论形成时代的久远不是衡量先进与落后、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
《伤寒论》方证治法是中医学的核心，是《伤寒论》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也是当代中医研究的重点和关键所在。只言方药，不看其证，就会背离《伤寒论》的精神。方证治法是《伤寒论》的精华和灵魂。方证是《伤寒论》应用某一方剂的临床指征，反映了患者综合的、特异性的病理状态，它不是理论的推导，更不是现代医学所言某种疾病出现的专指症状，亦不是经动物实验所得的结果和数据，它所说的证，可以是一个病或多种病共见的症状，是一个宏观综合症状群，只要其证符合应用的方剂，就用之无疑。方证治法经得起重复，经得起临床实验和历史的检验，历久不衰。证是张仲景及先贤在长期治病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自觉和他觉的客观和主观的综合病理状态，有与之相应的治疗方药。临床用时既要知常，又要识变，知变识变，动态辨证，方能运筹帷幄。
《伤寒论》方证治法是一个动态施治过程，直观易学，简便快捷，操作性强，有是证，用是药，随证治之，无神秘玄奥之处。但又不是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对号入座，须融会贯通，学活用活。以桂枝汤为例，在其条文中有典型的适应证、主证、兼证、变证，以及适应证的病机、治法、禁忌、方药的加减变化。《伤寒论》涉及桂枝汤证条文22条，涉及桂枝汤变证及加减方药的达19条。在《伤寒论》中桂枝汤的使用频率最高，也最能体现张仲景的辨证思想，桂枝汤用方加减变化，即有一定的原则性、规律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其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是桂枝汤的适应证，汗出、恶风是主证，兼证是在主证基础之上，没有主证，无从谈兼证。应注意前后条文贯通，因条文中有以方测证，以证测方，以脉代证，以证代症，详略互用。学习时应执简驭繁，返朴归真。
《伤寒论》方证治法给人以规矩，给人以标准。现代医学在分析思维影响下，诊断疾病以定性、定量为标准，影像诊断的标准看得见，能用大小测量，各种检验的标准以数值来表达，心电图、脑电图等以图像来表达。《伤寒论》方证治法的应用，离开诊断标准，也无从用药。《伤寒论》方证所言的证，也可称得上是古代诊断疾病的金标准，其标准是在宏观整体思维影响下形成的。如桂枝汤应用的指征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小柴胡汤应用的指征是胸胁苦满、咽干、目眩、嘿嘿不欲饮食、寒热往来，白虎汤的应用指征是身大热、汗多烦渴引饮、脉洪大，四逆汤的应用指征是但欲寐、心烦、自利而渴、小便色白，乌梅丸应用指征为上热下寒所见的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痛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等等，这些都是诊断用方的标准，每方各有其证，每证各有其方，证变方变，方随证变。
医家临证需熟练掌握其诊断标准。只不过古今的标准表达视角不同。在临床应用《伤寒论》方药时，应以《伤寒论》所定标准为佳。若用现代检测的各种数据标准及现代病名，选择用方，则无从入手，效果肯定差矣。因《伤寒论》看的是宏观的、综合的、整体的，动态变化的患病的人；现代医学注重解剖分析及病因和病理变化讲微观的，追求局部的最佳或某一系统的变化，重视人的病。所以，不学习《伤寒论》，难以成为中医临床大家。
《伤寒论》方证治法是古代一种传统的治病方式，彰显的是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治病方式，面对病人出现的各种症状，选择对应的方药，和现代医学面对局部器官或一个系统，若干专科医生面对一个病人，采取逐个排出法，方能明确诊断，选择用药则大不相同。人体是复杂的，生命活动是变化的，医学理论是发展的，我在此断言,与其说古中医落后,不如说所谓现代医学的实践落后于古中医认识.古中医理论真正搞明白了,科技会有突出巨大的进步.但靠现在学院那帮死板教条的东郭先生是不行的.经方掌握精熟几乎百病百治. 当然半个身子躺在棺材 里别论
《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程序
——与《方证是辨证的尖端》一文商榷
马文辉 山西中医学院第二中医院
识证是感性认识，把错综复杂的证上升为理性认识，做到“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则需定位、定性、立法、处方，这一过程就是辨证论治。
一、按部定位 辨证之初，先辨病位，分清表证、里证、半表半里证这是辨证论治的第一步。《伤寒论》第61条“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本条举例说明按部定证的方法，里部有二证，虚则太阴，实则阳明，不呕为无太阴证，不渴是无阳明证，无表证是指无太阳证。这样三部之中无表证，无里证，只剩下半表半里证，由此可以定位在半表半里。第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本条反复辨证，按部定证。“微恶寒，手足冷”病在表，“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病在里。“头汗出”、“脉细”为半表半里。本条病证虽繁，不出表、里、半表半里三部。仲景之辨证，必先按部定位。
二、据证定性 定位之后，次以定性。每一部位所表现的证候群都具有阴阳二性的反映，表现阳性反应的为三阳病，表现阴性反映的叫三阴病。这样三个部位上依据截然不同的阴阳两种病性就划分出六类证候群，这就是六病。六病提纲，先定位，后定性，则阴阳分，六病明。六病阴阳的辨证大纲为第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阴阳即寒热，寒热表征阴阳。如第187条“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也。”本条就是在定位的基础上，然后据证定性，划归阴阳。第279条“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表证入里腹满时痛属太阴，大实痛为阳明证。
三、辨证定方 辨证是为了论治，论治是辨证的目的。辨明六病只是认识了疾病，即“知犯何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疾病，“随证治之”。辨证定方是在六病共性之中寻求汤证个性的方法。一个病证中，包含着许多汤证，不了解汤证，就不能完全了解六病的具体治疗。麻黄汤证、桂枝汤证、柴胡汤证、承气汤证等，都属汤证范围。以小柴胡汤证为例，第149条“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第101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从上述两条可以看出，证不变，方不变，一证一方，互相对应。另外一个汤证有时包括若干个症状，在这种情况下，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这是医学上对疾病本质的高度概括。这样，在辨证时，从整体上分出三部，由三部划分出六病，再从六病之中列出汤证，从分析到综合，再由综合到分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辨证过程。
四、以方定名 《伤寒论》中有桂枝证、柴胡证之称，推而广之，仲景112方证皆可以方名证。非此方不治此证，非此证不用此方。方证互证，两相辉映，相得益彰。以方名证是仲景辨证论治的创举，是对证的规律性概括和对方的高度归纳。“方证”是辨证的最终结果，是施治的客观依据。辨证准确与否，只有方才能提示和证明，方剂的有效与否，只有证才能反证。因此，只有方才能揭示方证的本质（阴阳单复），反映证的病势（轻重缓急），验证证的病程（长短曲折），方是辨证论治过程的综合体现。
如桂枝汤证是寒是热是虚是实，只有方才能揭示。桂枝汤为温补之剂，调和营卫，服务对象是表虚寒厥阴病，桂枝汤证为表部小虚小寒之证，只须“消息和解其外”则愈，不须大温大补。这样以方测证，以方名证，方证互补，才能检验方证的正误。只有方明证晰，一一对应，辨证论治才有立竿见影之效。
方证是辨证论治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没有前面的定位、定性，方证就失去了理论的指导，沦落为纯经验性的治疗。没有方证的理论会成为空中楼阁，失去有效性。因此，辨证和论治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不存在“尖端”和“低端”的问题。
《伤寒论》中的针灸应用规律
王业龙 安徽省来榜县黄泥卫生所
《伤寒论》六经病诸篇中，和针灸疗法有关的原文共33条，其中用针法疗疾者有第8、24、108、109、142、143、171、216、231、308条等共10条；用灸法治病者有第117、292、304、325、343、349、362条等共7条；误用针灸所致变证、坏病者有第16、29、115、116、117、118、119、153、221、267条等共10条；其中第117条既为烧针所致变证，也有灸疗。另外还有火疗变证如第6、111、112、113、200、284条等共6条。因火疗包括了火针、火灸、火熨、火熏诸法，故火疗变证诸条，凡未明言熨、熏者，皆可视同误用针、灸之变证。这些原文，基本可以反映出《伤寒论》针灸疗法的应用规律、取穴原则、针灸应用方法以及针灸应用禁忌等重要内容，对指导针灸临床，有重要意义。
《伤寒论》针法多用于治疗三阳经病、热证、实证，也用于防病和拦截邪气传经
1.针法多用于三阳经病
在应用针刺疗法的10条中，有9条见于三阳病篇，其中4条属于三阳病变证，5条属于三阳经本证。如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是用针阳明经的方法，防止太阳经之邪传其它经；第24条“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是用针法直接治疗太阳经病；第142条和171条，论述太阳与少阳并病，症见头项强痛、眩冒、心下痞硬等，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是用针法治疗太阳与少阳经皆病；第231条“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是用针法治疗三阳同病；而针法的10条中，只有1条见于三阴病篇，这就是第308条“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可刺。”从而提示，《伤寒论》中治疗三阳病多用针法，而在针刺部位方面，所选风池、风府、大椎、肺俞、肝俞，皆阳经穴位，而第8条之“针足阳明”，第231条之“耳前后肿，刺之小差”，也皆取阳经。至于治疗变证取厥阴肝经之募穴期门，308条治少阴病，下利，便脓血用刺法可选阴经穴位，则属少数。据此可以认为，《伤寒论》在针刺法的选穴上，也有多选阳经穴位的规律。
2.针法多用于热证、实证
在《伤寒论》用针法的10条中，除上述5条三阳经病本身即属热证或实证外，其余4条变证也皆属热、实证。如第143条、第216条皆论热证血室证，该证为热与血结的热实证，症见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但头汗出等；第143条言“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第216条说“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皆提示用刺法的目的是泻实、取实；第108条用刺法治疗肝乘脾，是肝经实火横逆犯脾，症见腹满、谵语的热实证；第109条用刺法治疗肝乘肺，是木火木气太旺而反侮肺金，症见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腹满等，也为热实之证；至于第308条用刺法所治疗的“少阴病，下利，便脓血”，方有执《伤寒论条辨》云；“刺，所以通其壅瘀也，壅瘀通，便脓血自愈”，钱潢《伤寒溯源集》云：“邪入少阴而下利，则下焦壅滞而不流行，气血腐化而为脓血，故可刺之以泄其邪，通行其脉络，则其病可已。”刘渡舟等《伤寒论诠解》云：“古代刺灸之法，一般说来刺法是泻其实热，灸法是祛其虚寒。今少阴病，下利便脓血，治以刺法而不用灸法，则知其为热利而非寒利。少阴病阴虚阳亢，邪气从阳化热，热灼阴络而便脓血，其证当有里急后重，下利肛热，舌红少苔等阴虚有热之象……故用针刺之法，随其实而泻之。”由以上多数注家的意见来看，第308条也当为热证，实证。据此可以认为，实证、热证多用针刺法，也是仲景针灸疗法的一条规律。
3.针法可用于防病和拦截邪气传经
《伤寒论》还将针刺法用于截断病程或防止邪气传经。典型的例子是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七日是太阳病本经邪衰而当自愈之期，对“欲作再经”，注家或解作欲传阳明经，欲传其它经；或解作病程欲进入第2个七日。但皆可针足阳明经穴，以振奋胃阳，疏通经气，扶正祛邪，截病防传。针何穴位，注家多数认为当针足三里穴。足三里穴是保健要穴，可增强人体免疫能力，有很好的强壮作用，故无论是太阳病邪气欲传阳明，或邪气欲传它经，或太阳病邪气未衰，病程进入第2个七日，皆可通过针足阳明的足三里穴，以达防病、截传之效。
《伤寒论》灸法多用于治疗三阴经病、虚证、寒证、阳衰阴盛证
1.灸法多用于三阴经病
涉及灸法治病者共7条，其中少阴篇3条，厥阴篇3条。只有第117条原文属太阳篇，也只是用灸法治疗误用烧针后，针处被寒，出现核起而赤的变证，而不是用于治疗太阳本证。于此可见，《伤寒论》之灸法多用于治疗三阴经病，是其规律之一。
2.灸法多用于治疗虚证、实证、阳衰阴盛证
（1）阳虚阴凝，用灸法助阳消阴：《伤寒论》第304条“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是肾阳虚衰，督阳不充，寒湿阴邪凝滞肌肤骨节的证候，用灸法，取其助阳消阴、祛寒湿之功。
(2)阳虚气陷，用灸法升阳举陷：第325条“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是肾阳虚衰，阳不摄阴，又伴阴血不足，气机下陷，一派虚寒之象，用灸其上部穴位的方法，取其助阳祛寒，升阳举陷之功。注家多认为当灸百会。
(3)阳虚阴盛，用灸法加回阳救逆：第343条“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是阳衰阴盛，正不胜邪，用灸法助阳祛阴，回阳救逆；第362条“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为阳气衰微，四末失温，阴血不足，脉搏不续，用灸法回阳救逆、祛寒续脉。
(4)阴盛阳郁，用灸法通阳达外：第292条“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是阴寒内盛吐利暴作，使阳气虚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