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安林章（山 西）
1982年，我从187厂调到忻州通用机械厂。最早认识的厂领导就是谢会民。那时他是主管技术、生产、供销、设备的副厂长。
厂长就管财务和人事两个实权部门，另一个副厂长管剩余的后
勤、保卫等部门。全厂的重担都在谢厂长身上。
当时厂子正处于转型时期。产品由原先的农机转为煤机；市场由面向农场转向煤矿；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花钱由国家拨款转为找米下锅。此时厂里不但急需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更需要公关和开拓型善于跑市场的人才。
我和妻子原先都在187厂的技术部门工作，她在工艺科负责炮管工艺和车间现场问题处理，我在技术革新办公室搞非标设计。虽说不熟悉农机产品，但对于煤机产品，新来的和原有的技术人员一样，都在一个起跑线上。
厂里已找来两种煤机产品，K系列给煤机和耙斗装岩机。这两种产品国内有许多煤矿机械厂都能批量生产，图纸可以花钱买到。我报到上班时，K系列给煤机除K4型外，其余K1---K3型都已开始试制。相对来说耙斗机的技术含量大，工作原理也比较复杂，图纸有厚厚的一摞，近半米高。厂部党政全体领导召集技术、生产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耙斗机的试制工作，要求两个月内完成任务，见到成品。尽管厂长书记一再强调此举对厂里打入煤机市场意义非凡，可技术科的领导们坚持说，人员对产品不熟悉，两个月连技术准备工作也完不成……
会议形成了僵局。
谢厂长突发奇想：“新调来的那个技术员还没有安排具体工作，让他干吧。”
当即遭到几乎所有的参会人员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兵工厂来的技术人员不能用”。何以形成这种偏见？原来事出有因。
当年吕梁山区有几个隶属于山西省国防工办的小三线厂，比187厂等隶属于兵器工业部的大三线厂建厂晚几年，投产也晚的多，产品也简单的多。有一位技术员从那里调到机引农具厂（即通用机械厂的前身）。该同志也是正牌的老大学生，学得是热处理金相专业。当他调来时，厂里正在设计一套铸造车间的通风设备，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他硬着头皮接了下来，也费了一番心血设计出来。制造出来的结果是：不能使用，无法修复，全部报废。既浪费了材料，又浪费了工时，损失不小。从此这位同志受到冷落，并给兵工厂的技术人员赚来个“不能用”。
谢厂长则自有见解：“他在187是搞非标设计的，参与设计制造过几套大型专用设备，自己也单独搞过设计。见得多，有经验。来了这样的技术员为什么不用？”转而问技术科的科长们：“你们能不能接下来？若不能，我就用他！”
商量结果，叫我去参加会议。我被人匆匆忙忙叫到会场，看到一大摞图纸和乌呀呀一群人，一头雾水。
厂长指着那摞图纸，直截了当地问：“这是耙斗机图纸，叫你做试制前技术准备，需多长时间？”
我没啃声，认真地翻起那图纸来。先看了总装图，又看了几个主要部件图和个别复杂零件图，大约用了不到十分钟。心里默默筹划了一番，说：“半个月。”
没等厂领导们说话，技术科长就问：“就你一个人？”
“对！”我坚定地回答。
当时，我心里有数。一看就知道，那图纸是一套成批量生产用过多年的图纸，几乎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我只要核算出材料定额让供应科备料，编制出加工工艺给生产科、汇总出主件主项检测尺寸给检验科，就算完成任务。这些活儿其实用不了两周。心里窃笑他们为这点事召开这种会议。同时，隐约听说这厂里小看兵工厂来的人，心里憋着一股火，决心露一手。何况，这件他们感到困难的事，在我看来并不难。这比起187厂时自己搞设计制造专用设备容易多了。不就是整理一份现成的图纸吗？有何难哉！
技术科长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足足注视了一分钟。
事后，妻子跟我说：“人家科里顶住不干，就你去逞能，傻帽一个。这种做法明显是让科长们下不了台，咱初来咋到，人家会对你没看法？”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说。
那天会上，厂长拍板，给我三个星期的时间做好耙斗机制造的一切技术准备。他还说：“老谢很信任你，力荐你担此重任，可不要辜负了他。”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开始，谢厂长还真是捏着一把汗。他工作那么忙，每天下午五点多临下班前，总要去厂子最东边的那个小平房去视察一番。那间小平房便是耙斗机试制组，起先就我一个人，到图纸整理差不多的时候，厂里又请回两位退休的老工人。几天下来，谢厂长对我完全放了心，他便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林章，能不能再快些？”“那我就加班吧。”我说。
一周之后我干完了这活儿，这一周我没过星期天，还加了两个夜班，虽然没有熬通宵。亏得我审图格外仔细，这份图纸还真有不少问题，有几个关键尺寸是致命的错误。原来这煤炭研究所出的图纸在没有经过生产检验时，竟然如此粗糙。好在材料采购、生产加工，以至以后的大同矿务局使用中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从187厂调到通用机械厂第一脚算是踢开了。
这期间，我妻子也为厂里一些煤机产品编制了工艺卡，完全按照187厂那种格式做的。在生产农机的期间，由于产品熟悉，结构和尺寸都已记死在工人们的脑子里，甭说工艺卡，生产现场连图纸也没有。妻子这种做法，使他们大开眼界，受到好评。一年后她就被提为技术科长。
我们两人的表现总算给兵工厂的技术人员争了气，看谁还敢再说“兵工厂的人不能用”。
耙斗机试制还没有结束，谢厂长便不让我盯在那儿了。他让我随着他跑市场，跑用户。他工作起来就是个拼命三郎，我觉得跟着他真累。要到大同、潞安、阳泉或省外的矿务局还能带个车。当年全厂也就是一辆北京212，司机们私下常跟我说：“明天能不能歇一天？”要是去北京，就是坐火车。常常是下午五点钟快下班时，他来了说：“林章，收拾一下咱两今晚去北京”。忻州是太原开出的第一站，根本没有座位。我两总是拿几张报纸铺到火车地板上凑乎一宵，第二天早上下了火车，便奔向三里河机电部或和平里煤炭部。若当天能办完事，晚上便乘车返回，早上又会出现在厂里的工作岗位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各大煤矿开辟了许多综合采煤工作面，提高了煤炭产量。可是国内煤机制造行业还不能生产综合采煤设备。综采面上所需的液压支护架、大型采煤机、刮板输送机、皮带运输机都从国外引进。当时国家无总体协调方案，引进设备很混乱。所以，进口的设备有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奥地利、波兰、苏联、日本等国制造的，煤矿工人们戏称“八国联军”。而且，每个国家也不是从一个公司引进。比如，英国就有安德森公司、道梯公司，德国有威斯特法利亚公司、麦可夫公司。国内各矿务局用的设备可谓五花八门。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整套设备上某一部件或零件损坏后，就只能等进口国的公司提供，等待期间只能停产，损失可谓大矣！于是，国内煤机厂家便开始琢磨生产综采设备配件。
谢厂长是个市场意识很敏锐的人，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驻省内大同和阳泉两个大矿务局，对刮板输送机上的链轮、档煤板、铲煤板溜槽进行测绘，这类大型零部件都属于易磨损件。
一段时间，他让我长住大同矿务局招待所，带领着十几个人，每天早出晚归做这项工作。他还郑重其事地任命我为技术科设计组组长，这是该厂1952年建厂以来从未有过的官衔。不但要求完成测绘任务，还要负责管好那十几个人。其实我心里清楚，这个“组长”不是什么“官”，不过让你多操心劳神罢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从他任命我当“耙斗机试制组组长”时开始，我就感激他对我的知遇之恩。
紧接着，大同矿务局又和厂里签订了大修业务合同。就是一套刮板输送机完成一个采掘工作面后，不按原规定报废，全部用汽车拉到忻州通用机械厂，该整形的整形，该更换的更换，清煤刷漆，送回大同，再当新设备继续使用。此举虽然麻烦，却节约了大量外汇。要知道当时进口煤机设备价格是昂贵的。九十年代以后，我国许多煤机厂都能制造这些综采设备了。甭说当年部属的大煤机厂，就是现如今的忻州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每年都能生产许多大型刮板输送机，一个中型企业，年产值达到好几个亿，效益可谓高矣。后之来者，许多人已经不知道它原本是靠生产配件和设备大修起家的了。
1983年春节过后，谢厂长又带着我跑煤炭部制造局和供应局，认识了几位局长、处长和具体承办有关业务的工作人员。那年头，政企还没有分家，还是计划经济模式，厂家还不能和矿务局直接签订合同，需要部里盖章才能生效。要想进入煤机市场，必须先得到煤炭部的认可。部属厂家尚且要加强对制造局和供应局的公关，我们这些部外厂更需努力推销自己，才能争取参加煤炭部召开的订货会，最终成为部外定点厂。
同时还要跑机电部有关司局和省机械厅等上级部门，因为厂子隶属于它们，要向它们申请计划内指标材料，报批技改技措项目。那时，计划内的钢材是国家统配价格，比计划外的钢材少一倍还多。对于我们这种消耗钢材的大户，节约成本是很可观的。技措项目如能审批回来，即可得到低息专项贷款，这对于我们这种刚刚转型的企业来说，意义自然非同一般。
那段时间谢厂长和我几乎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无论到北京还是其它地方出差，他都带着我。他很节俭，为了给厂里节约几个钱，从来没住过单人套间，厂领导本来是可以享受这种待遇的。我们就住标间，和普通出差人员一样。因为工作忙，早饭和午饭吃得很简单，有时甚至不吃早饭，只有晚饭才认真吃一顿。他本来喜欢喝酒，在厂里时每天中午都来点。可是在出差期间，中午从不沾酒。每天晚饭时，他自己要二两白酒，给我要一瓶啤酒，我喝一杯多，剩下的归他。在187厂时，我原本烟酒不沾，倒不是怕花钱，压根儿就不喜好，跟上他开了戒。他的理论是：“外出搞公关，求人办事，不沾烟酒，能行？”还说：“这两样一定得学会！这是工作需要。”我心里明白，他是有意在培养我的外交才能。后半生能喝点酒，全仗他当年的引导。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学会抽烟，只能辜负他当年一片苦心了。接触日久，我感到和谢厂长距离越来越近，有时甚至忘了他是厂领导，感觉就是个“老谢大哥”。他比我大三岁，比我高两届，大学都在省城上的，他在太原工学院，我在太原机械学院。既是同龄人，又属于同一个阶层，两个人阅历经历很相似。工作之余还能找到互相关注的许多话题。一同回顾文革时在省城经历的狂热、迷茫、困惑、无奈的蹉跎岁月；一同展望猝不及防、扑面而来的改革大潮给国家和工厂会带来的变化。于是，两人便体会到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对自己的工作价值有了新的感悟。
他使我开阔了眼界，认识了社会上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各阶层许多人。他使我从一个书卷气十足的单纯工程技术人员，成熟为素质比较全面配套的人。他是我的启蒙师傅，是我后来成为企业领导的引路人。
1983年底，厂里的人员比去年增加了一倍，产量达到建厂以来最高值的两倍还多。书记在夏末秋初被调到市里当了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厂长接任了书记，谢会民拟任厂长。厂里增设了一些机构，经营计划科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职能不仅是下达生产计划，更重要的是开拓市场、签订合同、发货送货、回收货款。可以说，这个科室关联着全厂的产供销，是重中之重。我就是那时被任命为经营计划科长的。厂务会上，头们担心我没当过领导，拟给个副职主持工作，谢厂长说：“用人不疑。有些车间主任二十多岁就敢给个正职。他来厂里一年多的表现，我们有目共睹，为什么就不能给个正科长？”大家便再无异议。
谢师傅因为已经挑起了厂长的重担，把原来的外交事务都靠给了我。那一阵我感到工作压力很大，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他就耐心鼓励我，教给我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他说：“你们科工作任务重，要把科里人员分配好，给他们都压上担子，及时监督检查，奖罚严明。实在办砸了你再出马。每月、每周、每天都要有一两件主要工作，不能往后拖……”我说：“谢师傅，我就是感到事儿太多，分不清条理，显得乱。”他说：“你看那中药铺的抽屉，抓那种药就打开它，抓完立即关上。再打开下一个抽屉，抓下一种药。千万不要乱开乱关……”他的话对我启发很大。以后的岁月里我慢慢悟出一些领导艺术，追根寻源，得益于他当年对我的启蒙教育。
厂长专用的套间大办公室一直空着，谢师傅仍旧在他那一间房的副厂长办公室里上班，多去几个人汇报工作就挤挤插插的，很别扭。我问：“谢师傅，为什么还不搬到大屋去？”他说：“等任命正式下来吧。”
1984年三月下旬的一天午后。天阴沉着，灰蒙蒙的。寒气未消的春风吹得柳梢在空中乱舞，刚露头的柳芽胆怯地颤动着。我们陪同大同矿务局来访的几位领导在厂招待所小餐厅吃完饭出来，谢厂长说：“林章，到我办公室来。”看到他办公室的景象，我一时愣住了。只见地板上散落着一些报纸和稿纸、过期的文件等，书架上露出许多空隙---属于他自己的书已经搬走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开口说话了：“我明天就要走了，暂时回经委……”没等他说完，我突然悟出了什么，不由得鼻子一酸，眼泪就跟着掉下来，控制不住，放声哭了起来。见我这样，他也鼻子发酸掉了泪：“别这样，我没什么。你要坚强些，我走后，用户关系全靠你维护了……”
谢厂长的任命一直没下来。没想到等了几个月，等来这么个结果。只因他在大学“文革”期间当过工大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目，工大把这样一类人罗列出来，也不做什么结论。市里提拔他当正厂长，到省城外调，工大不给出结论函。忻州市委等了几个月，明知他是个人才，没人敢给他说句肯定的话，他便被搁置起来了。直到1991年谢师傅才被正式任命为忻州锻压机床厂的厂长。上任后，把厂子搞得有声有色，报纸、电台几番报道。后来为了振兴玻璃厂，又调他去那个大厂当了厂长。那时我已经是通用机械厂党委书记了。市委调谢厂长去玻璃厂时，彼厂正处于困境，原本是希望他能把厂子搞活，却没想到老谢也是人不是神。玻璃厂那些副职们各有想法，原本和他也没什么交情。老谢本是学机械铸造、搞业务的出身，凭实干由一个技术员做到厂长。他在政坛和官场上却不是一个强者，用他妻子肖瑞琪的话说：“谢会民不是块儿搞政治的料”。老谢去玻璃厂的结果是：既没有挽救该厂破产的命运，却使原来如日中天的锻压机床厂在他走后走向末路……这是后话。
当时，看到谢师傅即将离厂，心里很难接受眼前这个事实。回忆我一年多来跟着他为工作奔波，目睹了他为事业的忘我精神，想到他为培养我几番费心，心里有股莫名的痛在搅动……
当年七月，我厂第一次参加了煤炭部制造局在佳木斯召开的配件订货会，被列为部外链轮定点生产厂。会议由党委书记带队，参会人员有两个副厂长和我们经营计划科的几个人。会议期间，部里几多熟人问起我谢厂长为何没来？我心里酸楚不知该如何言对。在遥远的黑龙江，我心里怀念老谢大哥，为跻身于这个订货会他曾付出过多少心血啊！遗憾的是这次会议他无缘参加了。
从此，煤炭部制造局和供应局每年一度的订货会我厂都能以部外定点厂的身份参加，且能签回不少合同。通过参会，与省外一些矿务局也建立了业务关系，如徐州、兖州、平顶山、邢台、焦作、韩城、双鸭山、鹤岗、乌达等。忻州通用机械厂通过为用户提供各种高强度圆环链轮提高了自己在国内同行业中的知名度。九十年代初，还同德国布朗公司签了协议准备引进他们的链轮生产技术，是我随山西企业家代表团去德国访问时签订的。后因国内配套资金问题难以解决，没有付诸实施。
…………
谢会民辛辛苦苦几十年，临了退休在机械局局长的岗位上，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局。原本是可以安享晚年的。年轻时候卖了不少力气，老了理应休整歇养一番，这无可厚非。可他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又被聘到五台县五一机械厂费心劳神去了。凭他的本事，干这点活儿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果然几年来那个厂便效益可观。
那时，我和老伴已定居太原。我俩曾劝过他不要再干了，歇歇吧。他不苟同我们的意见，认为人活着就应该体现自己的价值。人各有志，我很佩服他。我老伴却不以为然，认为老谢这样拼命工作，身边又无人照顾，烟酒又无节制，会损害健康，闹下病的。
果然不幸被她言中了。忽一日，她从忻州回来说老谢肺癌到了晚期。她说：“我去看望了他。他很乐观，面对绝症，谈笑风生，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该吃什么还照旧。我给他买了水果和营养品，还买了些五花肉……”这个坏消息，让我难过了好几天。从老伴儿对老谢的描述中，我看到了他对人生大彻大悟的那种超脱心态，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时至今日，他还有兴趣自己做菜，真令人感动，感动之余便油然而生出一种敬仰来。我知道，老谢烧的红烧肉非常可口，当年曾品尝过的。他的厨艺不错，会做好多菜，可惜那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和家人常相聚。我想回忻州去看他，老伴儿说，他过些时就来太原化疗，到时去医院看吧。
2009年十月底，我与老伴儿回了忻州，第二天去看他。没想到，门外贴的便是他去世的讣告……
在人生的旅途上，谢会民是改变和影响我生活轨迹的人之一。他既是我的上级、师傅、老师，也是同志、朋友、大哥。同在一厂时，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栽培之德。他调走后，也能不时见面，每次总有说不完的话。如赶上饭点便要喝两杯，那就会渐入酒逢知己千杯少的佳境，一起回忆那为厂里奔波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
老谢大哥，本该享受人生的时候，却早早走了。你这一走，自己倒是解脱了，却把思念的痛苦留给了瑞琪和其他亲人和朋友们！
老谢大哥，你一路走好。
——摘自散文集《珍惜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