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此文为前作
明代“大礼议”是怎么回事儿？被以礼欺压的嘉靖，很快就乐在其中的扩展内容，如有兴趣还请一并阅读。
提到李福达这个名字，一些爱看明穿小说的人应该比较熟悉，此人在某部明穿抗鼎之作中可谓是个贯穿整个剧情的重要角色（算得上是第一反派了）。那么在明史这部大戏里他又具体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李福达的一生大致是这样的。正德初年李福达与王良、李钺组织白莲教意图反明。被抓获后，李福达被判充军山丹卫。到了山丹卫后不久，李福达借机逃出，改名为李午，后被发现抓获，再次发往山丹卫。
李福达不肯认命，没多久又从山丹卫逃出。这次跑到了陕西洛川，并又操起了老本行，传习白莲教。李福达应该有些宣传、组织能力，没多久就“远近争附，随其贫富，有献至千金者，破产也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
有了势力的李福达和邵进禄、惠庆等人在陕起事，但是很快就事败被官府捉拿处死。李福达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演绎出了不同版本。因为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又逃脱了并改名张寅。
嘉靖五年，一个叫薛良的人向山西巡按御史马录举报，说他在太原城发现了李福达，他还摇身一变成为了太原卫指挥使张寅。张寅到太原知府衙门对质，指出他和薛良是仇家，系薛良诬告。并且拿出自家的《张氏族谱》证明自己不是李福达。
经巡抚都御史毕昭的审讯后，认为是诬告；后按察使李珏再次审理，结果与毕昭所审相同；最后经都御史江潮复审，仍与毕昭相同。原本此案就要以诬告结案，但是一个人的参与让案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寅的大儿子张大仁当时在京城，因其会道教炼金术，结识了郭勋，深得郭勋的信任。此时的张大仁并不知道案件已经查明，央求郭勋救助自己的父亲。郭勋也认为张寅是被冤枉的，就写信给马录为张寅诉冤。
说明：郭勋是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五世孙，于正德三年承袭武定侯爵位，后进封翊国公。在大礼议中属于嘉靖皇帝一派。大礼议中京城文官本准备直接打死入京的张璁、桂萼，因郭勋的保护张、桂二人才幸免遇难。
马录发现这是一个扳倒郭勋的机会（因为大礼议中，郭勋是站在皇帝那一边），他就游说江潮等人，将张寅认定为李福达并按以谋逆罪。待其被定罪后，在通过他扳倒郭勋。
嘉靖起初并没有太重视这个案件，将案子转给了都察院审核。都察院命令山西方面将李福达案转交，在移交之前马录去了一趟山西的徐沟县、陕西的洛川和富州，找来一些证人。这些证人一致认为张寅就是李福达，马录将这些笔录、证言、卷宗一并移交到都察院。
这样都察院很快就有审核结果，确认了山西方面的审理无误。嘉靖皇帝也同意了都察院的意见，“李福达”就在狱中等候行刑了（被判凌迟）。此案审结后，言官们立刻就开始了新的行动。他们以郭勋为“李福达”伸冤为由，弹劾郭勋勾结叛逆李福达欲图谋不轨，背叛君父等。
见灭族的帽子扣了过来，郭勋急忙向嘉靖上疏自辩。他认为，这帮言官是在罗织罪名陷害他，是因为自己在“礼仪之争”中坚定地支持了皇帝，他们是借机报仇。
这一下就点醒了嘉靖，在他看来言官至于为点小事儿就死劾一个世袭爵爷么？而且一个世袭公侯和一个民间小贼寇图谋不轨，那他图什么呢？
嘉靖下令锦衣卫将李福达谋逆案的所有材料和张寅带到北京，交给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和锦衣卫联合会审（这个比三司会审级别要高一些）。但是审理的结果与之前一样，嘉靖更加觉得有问题。嘉靖又下令朝廷中各部堂官和内阁阁臣一起重新会审，也就是“九卿圆审”。
前任陕西巡抚毕昭（此前毕昭已卸巡抚职）也被请到了会审现场，没想到毕昭带来的证人（之前指认张寅就是李福达的那些证人）突然翻供。嘉靖得知后，觉得此案中有猫腻，要亲审此案。刑部尚书颜颐寿却还劝嘉靖千万别释放张寅（不能无罪）。嘉靖发怒了，指责颜颐寿连张寅究竟是不是李福达都没有分辨清楚。
这里说明一下，九卿圆审是明朝最高级别的审判了，而且九卿圆审最后是由皇帝本人审核结果。所以发现问题的嘉靖才要亲审此案。颜颐寿反对的原因不是张寅有没有罪，而是皇帝一旦推翻之前审理的结果，就意味着之前参与审理的官员全部有罪（最起码是渎职），这会引发朝堂地震。
说明：颜颐寿的行为在皇权时代并不稀奇。历史上那些牵连甚广的冤案、奇案有些就是这么一层一层的累积起来的。因为上一级推翻下一级的结果，就意味着下级官员有问题（最起码也是工作不认真吧），要不要处理？所以有时候官员们明知案子有问题也不吭声，宁愿让那些小民们去背锅。这就跟滚雪球一样，最后案子一旦破开就是上百官员落马（清末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至于嘉靖为什么愤怒，很好理解。嘉靖是个非常自负、而且疑心很重的人。他要求再审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案子有问题，之前会审维持原判，让他认为这帮大臣不把他当回事儿。而且证人的翻供让他确认了自己的怀疑。
此时的嘉靖在意的也不是张寅冤不冤了，而是反对自己的护礼派大臣在利用这个案子反攻倒算。
愤怒的嘉靖皇帝把颜颐寿和所有参与审理此案的官员统统打入诏狱。几天之后，嘉靖将三法司的人全部换掉，桂萼执掌刑部、张璁执掌都察院、方献夫执掌大理寺，这都是嘉靖自己的人。
由于审案思路完全不同，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张寅不是李福达的证据。负责审案的官员来到山西，查到户籍簿上李福达的登记时间是1482年，那年李福达7岁。到了审理此案时的1528年，李福达应该53岁，而这时的张寅已经67岁了（张寅的年龄其乡邻、好友均可以佐证）。
面对确凿证据，又经过严刑拷打，马录只好承认张寅和李福达不是一个人，他出于个人目的诬陷好人。张璁整理后的卷宗呈报给嘉靖，并建议判处原告薛良死刑，对张寅无罪释放，官复原职。嘉靖同意了张璁的审理结果。
张寅算是跟李福达没关系了，但是李福达案这个时候才算是刚刚开始。因为轮到嘉靖利用这个案件大做文章了，嘉靖要用这个机会对文官集团做进一步打击，扩大自己的皇帝的威权。
首先嘉靖准备处死马录，在张璁的劝解之下，嘉靖免了马录的死罪，把他削职发配到南丹卫。嘉靖又以勾结奸人、诬陷好人为名，将所有曾经参与审理李福达谋逆案的官员和所有曾经上疏弹劾郭勋的言官，统统打入大牢。
在对这些官员的审理过程中，嘉靖特命允许动刑。严刑拷打下，有十几人死于审讯过程中，最后40多个人被定罪，发配戍边充军，削籍为民。到此这个案子也没有算完。
说明：按照明朝的刑狱潜规则，皇帝专门下旨要求用刑。其真实含义就不是用刑了，而是要打死相关人犯。
嘉靖四十五年，四川人蔡伯贯叛乱，事败被捕，供出自己是李福达之孙李同的徒弟。四川抚、按官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狱并处斩，也未牵连张寅（这也旁证了张寅不是李福达）。
同年世宗驾崩。徐阶为了个人目的私拟了《世宗遗诏》，推卸掉自己迎合嘉靖的责任，并将李福达案中被定罪的官员平反复职，为自己收获了大量支持。
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世宗遗诏》
未几，帝崩。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比之杨廷和所拟登极诏书，为世宗始终盛事云。 同列高拱、郭朴以阶不与共谋，不乐。朴曰：“徐公谤先帝，可斩也。” -- 《明史·徐阶传》
尘封了几十年的李福达案又被翻了出来。隆庆二年十月至隆庆三年间，御史庞尚鹏编造了“李同”冤案，上《以诛逆贼正国法以销祸本事》疏，称白莲教首领李同为李午之孙，李午初名李福达，诈称张寅。由此为当年涉事官员翻案。
对此，时人支大纶一语道破：“庞尚鹏时阅四十稔，妖寇及缙绅当事者物故几尽，又何从而讯其真伪乎，尚鹏欺死鬼之无知，徼恩典以沽名，亦足丑也。”支大纶认为四十年过去，当年的人证、物证都不在了，尚鹏根本不在乎是不是冤案，不过是借此沽名钓誉。
而之后的两位名相高拱、张居正都坚决认为张璁和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修《穆宗实录》时，张居正削去洗雪大狱的诏书和庞尚鹏疏，算是正式为李福达案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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