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人生·儒家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在自由抉择时所呈现的，环绕着“自我”的生命而展开。自我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会选择不同的价值。所谓不同阶段，大致有三：一是以自我为中心，顺着本能的需要，表现为生存与发展；二是注意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讲究礼法与情义；三是超越自我，走向无私与至善。儒家价值观一方面肯定这三个阶段，另一方面强调由下而上的提升。以下分别说明之。
自我中心阶段：生存与发展
首先，古人的一般观念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这是常识，也是基于经验的观察，更是人的本能需要。儒家并不反对人的生存本能，而是要增益其内涵。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篇》）好色是本能，好德则须教育与工夫。他又提醒人们血气造成的问题，要以“色、斗、狠”（《论语·季氏篇》）为戒。孟子遇到齐宣王时，后者也坦白承认自己有三大毛病：“好色、好勇、好货。”（《孟子·梁惠王下》）这与孔子的劝诫正好相互呼应。
本能的过度扩张固然不好，但是本能的适度满足却是不可或缺的。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王道必须建立在妥善的经济规划上，初步目标是“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出处同上）。即使是孔子，也需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论语·述而篇》）；颜渊再怎么清苦，也需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篇》）。他们与一般人的差别在于：“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
什么是道?简单说来，就是在价值上不断向上提升的过程。儒家的价值观十分明确，所以遇到抉择时不会犹豫。孔子谈到政治时，认为对于百姓，要依序“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篇》），就是繁殖人口，增加生产，再进展到教育。孟子说得更直接：“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人如果吃饱穿暖，每天安逸生活而没有接受教育的话，就与动物相差不远，因此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在于“教”。教的第一步，则是有关“发展”的原则。
所谓“发展”，是指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就，富贵可以作为代表。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相对于此，“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篇》）他本人并不反对富贵，他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⑧（《论语·述而篇》）只要手段正

当，不妨各逞其能。然而，人间富贵无法脱离政治环境；国家有道，正人君子才能出头，否则大有问题：“帮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篇》）“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篇》）
然而，有道与无道的判断标准何在?在客观上不易认定，譬如孔子与孟子都曾周游列国，求为可用，最后都难免于失败与失望。因此，思考的焦点回到自己身上，提出“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篇》），“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篇》）的原则。国家有道、无道可以姑且不论，因为“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⑨（《孟子·告子上》）就是强调个人的处世态度必须坚定，由此做出价值判断。譬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⑩（《论语·里仁篇》）“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篇》）小人是凡民，所关心的是“利、土、惠”（利益、产业、利润）这些个人的所得；君子是上进之人，注意“义、德、刑”。在此，“刑”可以理解为下一阶段所谓的“礼法”（规范）；而“义、德”则属于“情义”的范畴了。
人我互动阶段：礼法与情义
人与人互动时，不能没有行为规范。最基本的要求是“法”，较高尚的安排是“礼”。儒家兼顾二者。孟子说：“徒善不是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善与法是相辅相成的。孔子则重礼而轻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从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合而观之，礼与法可以并称，都是教育的初步内容。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立身处世，不能不知礼。在有关“好礼与好色孰重”、“好礼与好食孰重”（《孟子·告子下》）这两个问题上，孟子的立场很清楚，是礼胜于食与色。子贡想要省去祭祀时的牺牲，孔子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篇》）礼不是物质或财货可以替代或衡量的。如果礼出了问题，像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就会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篇》）因为人间秩序与分位大乱，国家也将陷于覆亡。孔子谈到“益者三乐”时，说：“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论语·季氏篇》）其中以“节礼乐”为首。他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可见殷切叮咛之意。不仅如此，许多品德如果少了礼的节制，将出现后遗症。譬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篇》
不过，礼不只是典礼仪式或教条形式而已，它必须植基于一个人内心的情感，亦即“仁”。如前所述，“仁”是自觉与感通，自觉是指人自觉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可以抉择而且必须为自己的抉择后果负责。感通是指人体认自我与他人之间，有密切而对等的关系，由此开展出情与义。
这个层次的特征是尊重别人与要求自己，由此可以促使人际关系安定和谐。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篇》）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下可弃也。”（《论语·子路篇》）这两句话表示天下各民族的人心都是相似的。
他的学生引申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篇》）由此可见，礼法与情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
情义的位阶较高，因为它是出于人性并且是礼法的内在依据。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篇》）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篇》）。这个“义”兼指内在自觉该做之事及外在合宜的行为方式。《大学》有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由此可知，每一种角色都有预定要达成（止于）的目标。情义因角色而有不同要求，因此首要原则是“恕”，不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推己及人”，处处设想人我之间的适当关系应该如何安顿。
超越自我阶段：无私与至善
孔子与子路、颜渊谈到志向时，提供了颇有深意的参考架构。子路的志向是：“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这是重视情义胜于财物。颜渊期望自己“毋伐善，毋施劳”。这是化解自我的执著，朝着无私的目标前进。孔子呢?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这就更进一步，以无私的努力为过程，希望达到至善的效果，就是天下大同。
孔子对颜渊的评价高于子路，是因为他以无私为努力目标。“无私”除了从“恕道”出发，是人人可以效法的之外，常常需要特定的凭借，才能得到印证的机会。譬如，在儒家的描述中，圣王或贤相的作为比较能显示这种成就。孟子认为，文王发政施仁，必自“鳏寡孤独”（《孟子·梁惠王下》）四者着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这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情怀，特别容易在统治者身上表现出来。孟子又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统治者可以“视民如亲”，一般人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观点，一方面肯定儒家“爱有差等”的原则是基于人性的情义要求，另一方面也强调无私是人群社会的崇高理想。如果有人在实际成效上造福大多数百姓，就会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最鲜明的例子是管仲：当子贡与子路严词批评管仲时，孔子竟然为管仲辩护，他的理由很简单：一、没有管仲，我们早就被夷狄所亡，丧失了文化传统，不再拥有合宜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二、管仲使春秋初期免于兵车战祸，可以说是“民至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篇》）。当然，管仲本人并非“无私”之人，但是他的作为却泽及苍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无私之效果。
圣王的无私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以舜为例，孟子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凡是这一类的表现，都可以用“民无能名焉”、“民无得而称焉”来描述。
不过，要从无私抵达至善，却是不容易的挑战。孔子说过两次“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连尧舜都觉得遗憾的事。什么事呢?一是“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篇》），二是“博施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篇》）（普遍照顾百姓又能实际帮助众人）。孔子前面说过的志向，不也是如此吗?或许我们可以说：无私是泛善的过程，至善是无私的目标；然后，人生在世总是可以日新其德，因而也不可能真正止于至善。换言之，圣人之忧与圣人之病，毋宁是自然的与必然的。
儒家有些说法不易理解，因为描述的正是至善之境。这些描述的特色是：不再局限于人的世界，而是把天地万物连贯为一个整体。譬如，孟子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我们之前提过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是指“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接着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这一系列描述的依据，是儒家“天人合德”的观念，彰显了价值观的究竟真相。
如果这时再思考：儒家价值观只是一套人文主义吗?答案很清楚，不只是如此。孟子谈到“善、信、美”之后，继续宣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圣”代表无私与至善，“神”就“不可知之”了。儒家价值观从生存出发，一路上升到不可知之的妙境，其中系统之连贯性与完整性，值得我们省思与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