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喜马拉雅心理朋克的精品课《魏知超：心理学新知课》
编辑丨第三条岸
我们继续通过《焦虑的美国》这本书说一说美国人如何追求幸福。
《焦虑的美国》里始终贯穿着作者自己作为一个外来者的视角。作为一个外来的英国人，惠普曼对美国人追求幸福的文化感到非常震惊和困惑，然后着手深入调查，最后写成了这本书。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根源和一种观念。一个根源，说的是美国人这么热爱追求幸福的文化根源是什么。一种观念说的是，美国人幸福观里的一个代表性特征。
先来说文化根源。惠普曼在书里给出的思考是：美国这个民族从源头上就对消极的东西有着深刻的文化厌恶。
美国这个国家是在一种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中开创出来的。没有早期的那些美洲移民对幸福生活的孜孜追求，就没有后来的美国。美国人后来都把这种精神写进了《独立宣言》。
所以你看，美国人的立国精神特别阳光灿烂，特别积极向上。惠普曼认为，这就是美国人那么热衷于追求幸福的一个文化根源。
而从这个文化根源里自然而然就生长出了美国人的一种观念，那就是他们特别神经过敏地排斥消极的东西。极端敏感地消极排斥，这是美国人幸福观里最显著的特征。
惠普曼有一次在一个超市肮脏不堪的洗手间里看到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如果这个卫生间达不到你的期望，请告诉我们这个机会。”标牌上用的词是“机会”，而不是“问题”。
惠普曼发挥她的英式毒舌说，从这标语看起来，似乎臭气熏天的尿液非但不糟心，反而听起来是个促进个人成长的鼓舞人心的好机会。
事实上，有问题时不说“问题”而说“机会”，这在美国是惯例。比如，美国有一些激励失业者的论坛会把贫困定义成“一个令人兴奋的个人发展的机会”。这种措辞在美国的语境里再常见不过了。
美国人躲避消极这种观念，现在最典型的是体现在他们的育儿态度上。
惠普曼儿子上的幼儿园会定期给家长发反馈表，上面列着孩子各方面的表现。惠普曼发现，反馈表上写着的不是“强项”和“弱项”，而是“强项”和“正在发展的强项”。
有一次，惠普曼在学校里跟老师当面交流孩子的表现，她看到她孩子的反馈表上每一项能力得到的评价都非常好，只有户外运动能力那一项稍微得分低一点点。
惠普曼也知道自己孩子运动能力不太行，于是她就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老师：“你难道没有觉得我孩子有点笨手笨脚的吗？”
结果老师一听到这句话，脸都吓白了。老师非常惊恐地盯着惠普曼，然后严肃地说：“我们不喜欢这个词，我们会这么说，这个孩子‘自我指导的能力指向稍低一点的层次’”。
惠普曼后来才慢慢明白，在这个幼儿园里，老师是不能对孩子说“不行”、“不对”、“不好”这些词的。
美国父母普遍有一种恐慌，觉得孩子经历负面情绪时如果成年人不干预，不去把这个消极情绪化解掉或者转化成积极的东西，孩子的性格养成、未来的幸福快乐就要出大问题。
美国父母这种负面情绪恐惧，最后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呢？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引导，让孩子们学会更好地处理负面情绪，但这么做起到的结果可能正好适得其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家保罗·博恩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说，他在自己的诊所里接待过很多被用这种方式养大的孩子，他发现：“当他们经历生活中很一般的挫折时，他们也根本无法应付，他们认为一定是哪里出了很大的问题。”
今天的媒体上，又有很多人说，你看中国父母多能压榨孩子，多能毁孩子童年，你看人家美国父母就懂得让孩子的童年充满快乐。于是很多中国父母又学回去了。美国父母在那边打摆子，而中国父母亦步亦趋，最后转了一圈，回到原地。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国读者很应该读一读《焦虑的美国》这本书。中国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也是高度强调积极向上的，在整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上也对幸福生活有某种强烈的期许。而在民间，很多中国人也同样信奉昂扬奋斗才是立命之本。所以在咱们这儿也有一种很强烈的容不下任何消极的氛围。
既然这么像，那我们正好可以把《焦虑的美国》是当做一面镜子，借它好好想想在追求幸福这件事上，我们有哪些可以借鉴和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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