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五十以学《易》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在五十岁前后，思想经历了一次深刻变化：在思辨内容上，逐渐从思考人生和世道拓展到探究天道和命理；在思辨形式上，逐渐趋于理性化、理想化和神秘化。所以他说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无独有偶，孔子在“知天命”之年开始钻研《易经》，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能注意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五十以学《易》”和“五十而知天命”之间有何关系？《易》原本是上古时期的占卜之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传·说卦传》）。可见，《易》是一部使人们主观意识和外部客观规律达到统一境界的命理书。《易》分《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传》是对《易经》的诠释和解读。

按照司马迁、班固等人的说法，《易传》是孔子晚年喜《易》而作，不过这种说法未能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必须承认：孔子晚年曾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整理和研究《易经》，并对《易经》思想做出许多精辟阐述，这是他一生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孔子为什么在五十岁以后开始钻研《易经》呢？

首先，孔子研究《易经》与其人生遭际和鲁国政坛变故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五十岁以前一直仕途蹇促，郁郁不得志。五十岁以后突然时来运转、春风得意，先出任中都宰，然后升为司空，旋即又擢升为大司寇行摄相事，位高权重、红极一时。然而孔子深知鲁国政坛凶险多变，“公室”与“私家”、宗主与家臣以及“三桓”之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关系扑朔迷离，各种争斗异常激烈。短短数年间，前有“阳货之乱”（《左传·定公八年》），后有公山弗扰以费叛（《左传·定公十二年》），政坛几乎一直没有安宁的日子。

孔子是一个怀有远大理想的伟人，面对鲁国混乱复杂的政治局面，既要有所作为，又要规避风险，确实需要大智慧。如何才能做到“无大过”呢？必须“知天命”。如何才能“知天命”呢？必须认真研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经》，从中领悟顺应天道、规避人祸的哲理。

其次，儒学发展需要理论创新。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一直偏重于人文应用领域，对于世界本源以及自然现象等问题则始终采取“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的回避态度，因而致使儒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相对薄弱，制约了儒学的发展。孔子在构建儒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他从五十岁开始致力于研究《易经》，因为《易经》中蕴含了许多关于天地之运行、四季之交替、阴阳之变化、人事之休咎、政治之得失等高深哲理，他可以借此来实现儒学的理论升华，为儒学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再次，《易经》是儒学经典之一，孔子在完成《诗》、《书》、《礼》、《乐》等儒学经典修订工作后，必然转而集中精力来整理和诠释《易经》、《春秋》等内容更加深奥的典籍，这样才能开设新的教学科目，以满足弟子们进一步求学的需求。不过，《论语》中未见孔子教授或与弟子讨论《易经》的内容，先秦典籍中也没有相关记载，可能孔子觉得《易经》内容过于深奥，他一直没有物色到天资和悟性俱佳的合适人选，所以只好自己穷究其理、自得其乐了。

到了两汉时期，有关史书关于儒家《易》学的传承脉络突然清晰起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

司马迁和班固在梳理儒家《易》学传承脉络时必有所本，每代传人都有明确的姓名、国别和师承关系等信息，只因年代久远，史料阙如，这些人现在已经无法一一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