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考与选官制度历来是学术研究中一大难点，兰州大学王勋成教授为这一领域著名学者。中华书局近期出版的《唐代铨选与文学论稿》（以下简称《论稿》）一书中，王勋成先生选取了唐代部分著名诗人、文学家，如王维、岑参、王昌龄、杜甫、柳宗元、韩愈、刘禹锡、张九龄、白居易等，对其生平、入仕问题进行了细致地揭示，解决了大量的疑难问题。
本书与2021年重版的《唐代铨选与文学》，一为概论，一为具体应用，参阅对照，当有裨益。此次节选《论稿》中《乡饮酒·鹿鸣·乡贡》一篇，以飨读者。
一
《仪礼》卷四写的是《乡饮酒礼》，《礼记》卷四十五写的是《乡饮酒义》。前者主要记述乡饮酒的礼节，后者旨在说明这种礼节的作用，二文可以互补发明。
乡饮酒礼据说是周朝的乡老、乡大夫与其宾客在宴饮时举行的一套隆重繁琐的礼节仪式。《仪礼》详细地介绍了主、宾、介升堂入席的次第，坐立的方位，饮酒酬酢的方式，祝福献币的过程，答拜回敬的步骤，退席送别的程序等等，可谓繁文缛节，琐细复杂。周民们举行这种乡饮酒时是否全照《仪礼》所载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地去做，是很值得怀疑的，更不用说后世举行时会原封不动地照搬硬套了。
乡饮酒想必原是乡民们喝酒时互敬互让的一种方式，后来渐渐地复杂了，隆重了，规格也就提高了，变成了招待贵宾的一种礼仪，其用途也就广泛起来了，据元代陈澔《礼记集说》云：
陈澔的话是对的。“乡人凡有会聚，当行此礼”，这才是乡饮酒礼最基本的、最原始的用途，其他四事都是后起的。其中，“三年宾贤能”，是源于汉代郑玄《仪礼注》：
是说每三年，那些贤能者被举荐给朝廷时就举行乡饮酒。这可能是郑玄根据古之乡学三年业成，考其德艺，以其贤能者荐行于君，又结合汉代三年一乡举里选孝廉、秀才的一种解释吧。然而四事中的这一事，却是乡饮酒中最有意义、对后世也最有影响的一项用途。
乡饮酒，由一般招待宾客的礼节，变成了举荐贤能的仪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五礼通考》，[清]秦蕙田 撰 方向东、王锷 点校
二
举行乡饮酒时，要歌《鹿鸣》诗。
据《仪礼》所载，乡饮酒礼中，歌唱演奏的歌曲有《四牡》、《南陔》、《关雎》等十八九首之多。《鹿鸣》只是其中的一首。
《鹿鸣》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诗，共三章，其辞曰：
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鹿鸣》，燕君臣嘉宾也。”朱熹《诗集传》谓：“此燕飨宾客之诗也。”看来，朱熹的解释较通达一点。全诗以鹿鸣起兴，写对客人的热情招待。于是这首诗就成了宴会上通用的乐歌了。
曹操的《短歌行》曾引用过《鹿鸣》这首诗的前四句，诗云：
《短歌行》写作者思贤爱贤、求贤若渴的心情，他要招纳贤才，统一天下。《鹿鸣》这首诗在《短歌行》中，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嘉宾”也就有了其特定的含义，成了贤才的代用词。
《鹿鸣》由招待宾客的普通乐歌，变成了爱贤敬贤、欢迎贤才的歌曲，这不能不说是又一大进步。
老版《三国演义》剧照
三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开明的时代，也是对古、外文化最能合理吸收、正确革新的时代。随着科举制的实施，乡饮酒礼和《鹿鸣》诗也就开始以其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乡贡这一新生事物中。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载高祖武德四年（621）四月一日敕：
这就叫乡贡。乡贡是州县举荐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也是唐代科举取士的主要途径。《新唐书·选举志》说：
在这三种取士的方法中，乡贡是人数最多而又最普遍的一种，所以也就成了科举制的支柱。这是因为隋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世族的势力，伴随着唐帝国的建立，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的知识分子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为适应这种社会的变化，唐承隋制，废除九品中正制，施行科举制，乡贡就成为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最主要的方式。古老的乡饮酒礼和《鹿鸣》诗在乡贡中被重新应用，正表明了出身于寒门的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变化。
《新唐书·选举志》又说：
由前引《唐摭言》载武德四年敕“每年十月随物入贡”知，《新唐书》所说的“每岁仲冬”当为“每岁孟冬”之误。每年秋冬之际，乡贡举子在县、州考试后，解送尚书省前，本县、州都要为他举行乡饮酒礼。在县举行时由县令主持，在州举行时由州长主持。据唐代杜佑《通典》卷一三〇《开元礼》介绍，唐代的乡饮酒礼也还是繁杂的，但较之《仪礼》所载，其程序已大大地简化了，而重点却突出了。上引《新唐书·选举志》所载“试已”以下，就是唐乡饮酒礼的简要概括。
《新唐书》点校本
原乡饮酒礼中与其他歌曲一起演唱的《鹿鸣》歌，在唐代乡饮酒礼中却占有了突出的地位，成了欢送乡贡举子的主题歌。歌中的“嘉宾”，已不再是地位显赫的贵宾，而是那些出身平平却才华横溢的贤能学子，这就大大地提高了乡贡举子的社会地位。
总之，唐人使原乡饮酒这种会客聚饮的平凡而又繁缛的礼节，演变成为乡贡贤才的隆重而又热烈的仪式；使原乡饮酒礼中仅供娱宾的《鹿鸣》乐歌，演变成为举荐欢送贤才的主题歌，这可以说是唐人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一个典范，也是唐人化平凡为不朽的一大功绩，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仍有其借鉴与启示意义。
《唐代铨选与文学论稿》
作者简介
王勋成（1945—2016） 甘肃兰州人，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方向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甘肃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著作有《说岩诗草笺注》、《唐代铨选与文学》等。
目 录
唐代举子及第登科等第考
王维进士及第之年及生年新考
独孤授名、字及登科年月考
岑参入仕年月及生年考
梁玙进士及第质疑
刘禹锡登科入仕年月考
刘长卿及第入仕考
刘知几进士及第之年新探——兼对傅振伦先生《刘知几年谱》质疑
柳宗元登科入仕年月考
王昌龄及第登科入仕考
王昌龄两次贬谪新探
张九龄及第登科入仕考
唐代进士行卷渊源考
关于初盛唐是否存在守选制说
《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考释
“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解
从敦煌唐卷看刘商《胡笳十八拍》的写作年代
敦煌写本《高兴歌》作者考
白居易《寄陆补阙》诗考释
关于中华书局影印本《五代会要》的错版问题
乡饮酒·鹿鸣·乡贡
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
高适“征诣长安”考辨
韩愈“三选于吏部”始末考
李益“三受末秩”“五在兵间”说
李郃年谱稿
封演“八俊”说考释——兼论唐世重内任轻外任之实质
后记（张馨心）
后 记
王勋成先生是唐代文学和史学研究领域中公认的著名学者，他一生致力于唐代铨选与文学研究，将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相结合，独辟蹊径，其学术研究文史互证，重考据、多辨疑，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上纠谬察误，起到了填补空白、改写教材的作用，在学界深受认可。
王勋成先生于1996年以“唐代铨选与文学”为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成果——同名著作出版后在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和重视。傅璇琮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这十余年来,可以说还没有一部全面论述唐代士人如何通过吏部铨试而进入仕途以及在职官吏如何进行铨选的著作，王勋成先生的这部专著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为唐代官制史的研究，又推进了一大步。”充分认可并高度评价了王勋成先生的学术研究。
以唐代铨选制度为出发点，王勋成先生另撰有一系列考证文章，以铨选、守选等制度为切入点，广泛结合文集、年谱、碑铭、墓志等文献资料，提出的观点真实可信，解决了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在唐代文学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将以制度史为出发点考证诗人诗作的学术方法推向了成熟。
王勋成先生为学严谨，笔耕不辍，2012年以“唐代铨选与文学续”为题再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以期将精心撰写的系列论文结集出版，遗憾的是先生因病去世，未能亲见书稿出版，其中部分篇目亦因先生早逝而未及面世。王勋成先生去世后，在时任兰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庆振轩教授的推动下，中华书局将《唐代铨选与文学》一书重新校对再版，并将能体现先生主要学术观点、学术功力的文稿结集为《唐代铨选与文学论稿》付梓出版，所有文章收入本书时均经重新审核、校订、修改，庶可作为定本。相信此书之出版与前书之再版可为学界资鉴，亦足慰先生在天之灵。
本书受国家社科基金和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助，在书稿的出版过程中，兰州大学社科处杨林坤处长和刘淑伟主任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宝贵支持，本书的出版与《唐代铨选与文学》的再版还有赖于中华书局对王勋成先生学术著作的肯定与支持，特在此致以深挚谢意！
张馨心
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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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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