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对于毛主席来说，看着曾经的战友，一个一个的离世，痛苦之情溢于言表。
鉴于两人关系如此亲密，那么毛主席为什么没来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呢？
作为两位老人的警卫人员，同样也是两位老人革命友谊的见证者，邬吉成向后人揭秘了当年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会议在延安顺利召开。为了保障会议期间不发生意外，中央保卫部决定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人手，加强会议警卫力量。
18岁的邬吉成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以及可靠的政治背景成功入选，随即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二排，从普通战士，转而成为了一名警卫人员。
一天上午，邬吉成照常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外面站岗值勤。
这时，一辆小汽车缓缓向他驶来，车子停下，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车里面下来。
邬吉成盯着来人仔细打量，越看越觉得像奖章上的毛主席。
他心情很激动，没想到组织竟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要知道，虽然他当兵多年，屡立战功，但在当时他还不是党员，可见组织上对他是何等的信任。
1953年成立，邬吉成被任命为副团长，后来又升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长期待在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身边担任保卫工作。
正是这份特殊的工作，邬吉成有幸见证了两位领导人的革命友谊。
1972年2月12日凌晨，毛主席的精神突然不太好，出了很多汗，脉搏也非常虚弱，甚至一度发生休克。
周总理闻讯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到了毛主席住处。
当车子停在游泳池门口时，周总理紧张地两腿发软，缓了好一会儿才下车。
走到毛主席大床旁后，周总理用沙哑且颤抖的声音呼喊着：“主席，毛主席，听得见吗，我是恩来啊！”
经过20多分钟的紧急抢救，毛主席的神志才逐渐恢复，周总理见状才放心地离开，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然而就在这年5月，常年劳累的周总理被检查出了膀胱癌。
这次两人互换了位置，轮到毛主席心急如焚了。
据毛主席的秘书回忆：“主席几乎全程紧皱着眉头看完了总理的病情报告，这种沉重的心情很少出现在主席的脸上。”
对于医疗组提出的治疗方案，毛主席并不同意：“开刀治疗有风险，容易扩散，是否考虑用中医来控制病情？”
接着毛主席解释道：“你们外科医生就知道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就是开刀之后死了吗？”
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
1973年春，毛主席的眼睛因为白内障病情加剧，视力下降严重。
周总理知道后，非常着急，为了方便毛主席阅读文件、看书看报，还特意将自己戴了多年的眼镜送给了毛主席。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关心和爱护，真可谓无微不至。
1975年8月，在周总理的劝慰下，一直不愿意开刀做白内障摘除手术的毛主席，终于同意了医生的建议。
在医学上，这是一个微乎及微的小手术，尽管如此，周总理还是非常担心毛主席的安危，他不顾自己的病情，坚持守护在手术室的门外，直到医生向他宣布“手术成功”的消息后，方才离去。
同年9月，由于癌症病毒的侵袭，周总理的身体极度虚弱，体重也从100多斤骤降到了几十斤。
为了及时掌握周总理的病情，毛主席专门委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蹲守305医院，随时传达消息。
据秘书和医护人员回忆：“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多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他们的心中都特别痛苦”。
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事后曾向邓颖超问道：“伯伯病重的时候，主席有没有去看过他呢？”
邓颖超对她说：“你是知道的，主席对你伯伯是非常器重的，他们有着几十年的革命友谊，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但是你伯伯后来的形象很差，如果主席来看他，我相信他们彼此都会十分伤心的，这样对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会有很不好的刺激，所以中央是不同意主席去看你伯伯的。”
此后的日子里，两位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一位住在红墙之内的中南海，一位住在红墙之外的305医院，他们还有机会再次相见吗？
1976年1月8日早会后，大夫觉得周总理情况不太好，当即将情况报告给了心脏病专家与麻醉科专家。
经过加压输氧、体外心脏按摩后，仍不见病情有所好转。抢救还在继续，但是奇迹却没有出现。
心电图呈现直线后，抢救工作又进行了10多分钟。
至此，大夫看了下手表，同几位专家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
1月8日9时57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总理周恩来于北京逝世。
一直在医院守候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赶紧带着这个消息回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
毛主席晚年的作息时间经常是日落而起日出而息，此时的他正侧卧地躺在床上看书，在他身旁照料的是值班护士孟锦云。
孟锦云听到门外有声响，按照以往的经验，知道是有人来递条子，于是趁主席不注意，偷偷地溜了出去。
当她看到纸条上的内容是总理逝世的消息后，整个人为之一颤，随后她努力将心绪抚平，回到了屋内。
她先是瞟了一眼毛主席，看到老人家依然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暗自深吸了一口气，顺手拿起一本书，坐在了主席床边的沙发上。
但是她此时的注意力完全不在书上，心里一直纠结是否要将此事现在报告给毛主席。
午饭过后，孟锦云先是给毛主席读文件、念报纸，随后才拿出了那张纸条，报告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
毛主席对于周总理逝世的消息虽然感到震惊，但也是早有心理准备的。毕竟周总理住院已经将近两年。
在聆听总理讣告清样的过程中，毛主席低头不语，任凭眼泪流过脸庞。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委员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拿起他那支经常使用的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切哀思。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谁也不知道这个圆圈对于毛主席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有他老人家自己清楚。
这个圆圈表达了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深情厚意，也象征着两个伟人半个世纪并肩战斗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毛主席、周总理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让社会各界人士都十分希望毛主席能够亲自出席周总理的追悼大会。
时任邓颖超秘书的赵祎后来回忆：“当时我们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希望看到主席能够参加总理的追悼会，虽然我们知道主席的身体不好，但还是抱有一丝期待。”
毛主席的护士孟锦云也曾经就此事打电话询问过汪东兴，她问：“我们护士已经准备好了轮椅、氧气袋等一应设备，要不要问问主席，是否出席总理的追悼会呢？”
汪东兴回答道：“别问了，中央政治局没有下发请主席参加总理的追悼会的通知。”
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有同样的想法，尽管他深知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但是他还是亲自询问了毛主席的意见。
据她回忆：“追悼会当日下午，毛主席醒来后，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间马上就要到3点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于是坐在了主席的大木板床上，凑在毛主席的耳边，小声的问主席，您还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
毛主席一只手拿着文件，另一只手拍了拍左腿，无奈地说了一句：“我也走不动咯。”
张玉凤回忆说：“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在那天晚上，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发现他是流着眼泪看完了周恩来追悼会的报道的。
事实上，1960年以后，毛主席就很少出席此类悼念活动，最后一次参加是在1972年陈毅的追悼大会上。
当时毛主席未征得中央政治局的同意，临时通知有关人员，自己将出席陈毅的追悼会。
多年后，邬吉成向人们透露了一个惊天秘闻，实际上当时警卫部门已经做好了毛主席随时出席周总理追悼会的准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邬吉成后来回忆，他是在首都机场视察安保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对方说周总理逝世了，要他们立即回城。
在随后的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邬吉成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
1月14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按照计划，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当天傍晚五点钟，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周总理的遗像和邓颖超敬献的花圈，邓颖超则亲手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
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总理的亲属，队伍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与此同时，他还接到了一个高度机密的特别任务。
邬吉成回忆说：“在追悼会开始前，我接到了汪东兴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要做好主席突然到访的准备，并要求我把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跟台湾厅布置好，作为毛主席落脚歇息的场所。为了等毛主席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还推迟了一会。”
邬吉成接着解释道：“但是为什么毛主席没能出席，我也是后来才在媒体上知道，主席当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十分不好了，他自己已经自顾不暇了。”
张玉凤在后来回忆毛主席的文章中写道：“进入1976年后，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吃饭吃药都需要人喂，走路需要靠人搀扶，这些情况，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他却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的周恩来的遗像旁，以这种方式同这位忠贞不渝的战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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