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中的生命伦理与心灵温度
——李瑾诗歌印象
辛泊平
有时，我问自己，认识一个诗人需要多久，是一天，一个月，一年，或者一辈子？问题似乎很无聊，却总是让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在这个诗歌无限繁荣又无限泛滥的时代，稍微有点诗歌常识的人，说出几个诗人的名字似乎不是问题，念出几首诗的名字似乎也不是问题。问题是，那几个名字是从何渠道而来，那几个诗名又是从何渠道而来，是所谓的文学史，还是坊间流传，抑或是自己通过文本的遇见？他们是否能禁得住时间与文本的双重考验？在当下，诗名大于文本者大有人在，面目模糊的名家大有人在，游走于诗坛的江湖骗子大有人在，而文本淹没于形形色色的诗歌活动的诗人也大有人在。一句话，这是一个诗歌最好的年代，这是一个诗歌最坏的年代。狄更斯的名言在这里似乎也非常适用。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面对越来越多的诗人，面对越来越无序的诗歌现状，我必须保持足够的审慎，以期在有限的人生中遇见我心仪的诗人和诗歌。这是我诗歌阅读与写作的一部分，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当然愿意相信言之凿凿的文学史，相信方家的介绍，但我更看重自己的“遇见”。因为，这个“遇见”，需要自己的眼睛和心灵，需要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感受。它不需要铺垫，不需要周转，而是直接，迅速，类似于恋爱中的一见钟情、怦然心动。它是自由恋爱，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这种交流更容易贴心贴肺，更容易铭心刻骨。那么，这种“遇见”，这种“认识”，便省去了太多的繁文缛节，也就不需要一个月，一年，或者一辈子，它极有可能就是瞬间的事情，电光石火般耀眼，心心相印般缠绵。请原谅我这样形容遇见一首好诗、一个好诗人的特殊体验。在我看来，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一个好诗人，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遇见一首难忘的诗，这本身就是一种缘分，而且，是很深的缘分，是难得的缘分。正如我遇见诗人李瑾，遇见他的诗。
炊烟安静 几棵树扶住了微风 院子里
光影脆弱 却能让落日回头
人间那么老
我怎么舍得伤心。站在屋檐下 绿色的
星辰湿淋淋的 它比河流匆忙 更懂得
一个人的暮色能够留住多少归鸟
……米饭来了
蔬菜来了 白发也来了
但我宁愿躲进生活中尝一尝挨饿的滋味
母亲面前 我拒绝和她身上的时间和解
——《致母书》
这是我在2017年的《诗刊》上第一次读到李瑾的诗。之前，我对他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首诗的印象，对这个诗人的感受。毫不夸张地说，我几乎是一见倾心。我喜欢他的诗，喜欢他的节奏，喜欢他的词语，喜欢他那略带伤感与落寞的语调。
《致母书》是一首小诗。但小诗不小，更不弱，它有人生的宽度，也生命体验的深切。从语义上看，这首诗没有什么理解上的障碍，它叙述的就是日常的场景。然而，在这熟悉的场景中却隐藏着让人震惊的生命过程与瞬间的战栗。炊烟袅袅，微风吹过树梢，光影浮动。这就是时间的脚步，它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么匆忙，相反，它显得那样优雅而又淡然。然而，就是在这淡然优雅的风景中，人间早已老去。这是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交织后的结果。既有物质的标准，也有心灵的尺度。面对时光的流逝，诗人不是不伤心，而是舍不得伤心，来不及伤心。因为，屋檐之下，恒定的星辰比流动的河流还要匆忙。感时伤怀之时，我们就错过了暮色中的归鸟。而它们，和我们一样，在用飞翔追赶那易逝的韶华。人间就是这样，一切都在老去，一切又都新鲜如初；一切都在消亡，一切又都是那样充满生机。我们可以猜想，诗人坐在屋子里，望着窗外的流云与树木，思绪翩然。这是一种由外物观内心的过程，是一种禅定的状态。此时，诗人在时间之外，打量着人世间的彼此消长，慈悲入怀。
然而，这只是一瞬的伤感与坦然。从梦幻中回到现实，是日常的人间烟火，是散发着香味的米饭与蔬菜，是老母亲如银丝一样的白发。诗人重新回到时间之中，在沉重的伦理中再次看到生命的短促与不堪。于是，悲从中来。时间并不是封闭的，它永远敞开。通过想象，通过顿悟，我们可以超越时间的藩篱。这是生命个体的自由。然而，回到伦理世界，在亲人身上，时间的枷锁触目惊心。这是我们可感可触的现实，它永远比想象更为沉重。母亲的白发，让我们感到时间的紧迫，让我们听到死神的脚步，让我们想到死亡，想到生死两茫茫。世界即将失衡，我们又怎能超然？这才是人之常情，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悲欢。所以，当我读到“母亲面前 我拒绝和她身上的时间和解”，我想起自己的已经辞世的双亲，感同身受，潸然泪下。
可以这样说，这是一首很容易就能打动读者的小诗。因为它的深情，更因为它的诚恳。诗人没有刻意夸大这种伤感，没有选择那种异常尖锐的词语，他只是克制着，从日常的变化里捕捉心灵的律动，让事物说话，让心灵回应，自然而然，贴切而又柔软。
李瑾说，“人间那么老/我怎么舍得伤心”。而我却要说，人间那么小，我怎么舍得放弃。遇见一首好诗就要记录它，遇见一个好诗人就要认识他。这并不是偏执，而是珍惜。于是，我在微信上“认识”了具有中文、新闻学、历史学三重文化背景的诗人李瑾，得到了他的诗集《人间帖》。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人间帖》绝对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诗集。它的体例，它的话语方式，它的修辞，以及它关注的焦点，都和当下流行的诗歌有一种距离感。李瑾在《诗经》里流连，在《楚辞》中徜徉，在《国语》里沉思，在《道德经》中探微。那些沾染了历史烟尘的文字，在诗人笔下，重新有了现实的反射，有了人生的况味。可以这样说，李瑾虽然醉心于古典的文本，沉浸于古典的气息，但并没有沉溺其中，而是力图在那些泛黄的书页字行之间打捞出当下缺失的诗意，在幽幽的时间长河里关照生命的伦理与心灵的温度。
“——在渡口/树木习惯以爱情的理由来，以爱情/的理由走，谁也不会关心那个没有/翅膀的鸟，脸上长满青铜色的叫声”（《关关雎鸠》）这是《诗经》的开篇，在古老的秩序中，它既指涉爱情也隐喻政治。然而，在李瑾眼中，政治只是一种虚拟的背景，那只鸟儿唱出的其实只是生命的生理之音，那青铜的颜色，不过是后人的误解与唐突，与真实的生命无关，与情感的波动无关。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那被后世的道德与学问掩盖的万物关系与生命流转。比如“蔓草遍野，它们要认识斑驳的土地/不必了然于胸，但须对雨水保持着/必要的平行关系”（《野有蔓草》）；比如“也算圆满：一生被浓缩成为三段式/保持着泪眼看人、心怀尤物，并在/播种时将欠给出生的账一次性还完……生也恍惚，亡也糊涂/重要的是每一天保持着认命的样子”（《蜉蝣》），比如“天下万物皆被角色所伤，只恐迷途的山川，也静止在自己的窗子里”（《益稷》）。
“我以前习惯跟着课本一起辱骂硕鼠/那年，我打死了一只，并挖开鼠窝/看见几只肉乎乎的幼崽时/我才心存愧疚：借助粮食，我们/方可理解对方的境遇/关于粮食、硕鼠与道貌岸然的东西/有很多莫可名状的隐喻，大多时候/它们有它们的悲，我们有我们的喜”（《硕鼠》）
在诗人的现实关照中，蔓草有蔓草的姿态，蜉蝣有蜉蝣的圆满，原不必用意义和价值为它命名。人间万物，恰恰是因了这角色的分配颠倒了乾坤，混淆了意义。即使是一只硕鼠，一只背负了千载骂名的生物，在生存的层面上，它也不见得比我们卑贱，比我们肮脏。它来自泥土，借助粮食，然后又归于泥土，正如定义了万物、规范了伦理的人们一样。
我们借助语言，只是发明了一种言说的方式，并以此掩盖自然原始的生命版图，凸显自身的高度。这是一种僭越，是一种自我加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丢失了平视浮云与草根的心态，而是变得浮躁和张扬，变得唯我独尊、口是心非。“我们已习惯了沿弧线说话”（《隰有苌楚》），离自然的慈悲渐行渐远。诗人明白，这是一个永远的悖论，然而，他无法说透，无法自行切断与这人造世界的联系。因为，他清楚这个链条的重量和逻辑，他只能睁着清醒的眼睛，盯着眼前这条我们一起奔赴的轨道，倾听那些被刻意改写、被无情擦除的生命吐纳。于是，他只能叹息，只能喃喃自语——“只是我依然沉浸在中途/不知这恍惚的一生，该拿什么收场”（《蒹葭》）。
但他必须说出他的怀疑，说出他看到的荒诞，说出他对人间的感知，说出他对生命的期许。即使无人能听，即使无人愿听。因为，言说，是诗人的良知；说出真相，是诗人的天职。
他怀疑庄严的历史。因为，历史的书写者不是天道，而是人设。“曹刿论战，里革论君，臧文忠说僖公/他们都怀揣猛兽，却低嗅蔚蓝的蔷薇/他们都怀揣着猛兽/看起来很美”（《国语》外传·鲁语）。怀揣猛兽的王公们在设计家国的命运、人间的走向，所以“一个国家是用来哭泣的/芸芸众生是用来挥霍的”（《国语》外传·齐语），所以，“旗帜是万物中的异类，当它们迎风飘扬/它是在赞美泪水、绝望、死神、空寂/和十分之九杂草丛生的冷漠”……只要这历史的规则不变，“公元前和公元后并没有分别，在人间/芸芸众生如风如雪/他们用死亡苟延残喘，却被江山埋在/若无其事的小道旁……”（《国语》外传·晋语）。
正因对历史有如此深刻的怀疑与洞见，所以，诗人才会说出“我不信任季节。天蝎座移出恻隐之心它/已不计较粮食的日常生活。在古代/人们借助天象过日子/但却从来不知道，这散落一地的星星/究竟哪一颗更像生前的你、死后的我/我不说。”（《尧典》）；才会说出“现在，这些虚假的、腐烂的、阴阳的/叶子，正克制着植物的本能/在正反两面里流露着狭路相逢的意气/岁月美好/而我们却被/凶恶的风卷进了庸庸且碌碌的姓氏里”（《汤誓》）；才会说出“我们闭目，离群索居，或者裸身/都不伤什么大雅，江山如此多娇/不过是给死亡准备的食物”（《道德经》十章·第十八章）在诗人笔下，一根白骨与一片落叶，在自然的轮回中，有相同的质地，它们都是混沌的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反面。
“万物苍老，我心也不年轻/想想美人，也许可以遮蔽一下匆忙的罪过”（《楚辞·我读》·思美人）万物苍老，诗人的心苍老，那是因为，他见过太多的历史狼烟，太多的生灵涂炭，太多的人生离散，以及太多的虚假盛世与道德明君。明确意义、分辨是非是历史的必然，但感受生命、让心灵皈依自然是诗人的本分。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诗人不在乎，他一定要说出他看到的——“这些遍地流浪的孤魂野鬼，都是/我们的亲戚，它们面容端庄慈祥/和生活保持着不可替代的关系”（《滦阳续录》）。这是一种比人为意义更为古老的伦理。我们所谓的历史进程，并没有隔断我们与那些已逝生命的联系，并没有让我们从时间不偏不倚的轨道中分离出去。这世间的一切，都隐藏在既定的位置，等待生命的发现与灵魂的体量。
“山川静谧。一只幼蝉卧在掌纹里/它对生活所知不多/身上却涂满了世间之物”（《道德经》十章·第五十四章）这是一种“被遗忘的存在”（昆德拉）；“当万物安静/时间端坐于自己的拐角/等待流年，等待无人认领的罪恶”（《道德经》十章·第二十七章），这是一种我们会刻意遗忘的结果。然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世间活着，活得纠结又坦然，活得快意又压抑。活得浑浑噩噩，活得潇潇洒洒。这是宿命。但诗人不会再宿命中沉沦，他会痛苦，也会释然。痛苦是因为他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困境——“许多年前/我手持陡峭的人世，在潦草的夕照里/述说九宫八卦和命运、药及酒的关系/只是无人信我”（《酒诰》），“我似乎就是那无用的人，在无用的山水前/送大地一晚上削瘦的月色”“在日子面前，天有疑问，却闭口不说”（《楚辞·我读》·天问）；释然是因为，他知道，即使是这世间最狂悖的刽子手，也终将与最卑微的生命一样——“忘记悲伤，忘记旷野，尝试着/以肉身偿还大地。”（《道德经》十章·第九章）。
可以这样说，诗人是心灵意义上的独行者。他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辨认着时间本原的流动，体味着生命在时间之中的呼吸，并试图打开时间中最人性、最温暖的生命内核。在他心中，所有关于秩序的誓言，都可能是一种价值体系的确认，也可能是另一种意义的消解。它与真实的生命律动无关。把生命还给生命，把时间还给时间，生命便不那么逼仄和紧张。对于生存而言，一瞬也便是永恒，永恒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时间确认。生命的秘密也许就在于此。但说出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因为，“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但该如何/道出无用的时间，这是一个难题”（《道德经》十章·第八十一章）。而诗人李瑾，则在诗歌中，发现了一种完成辨认时间、感受生命的课题，那就是——“古人惯于在王侯士农中分出个你死/我活，我不需要，我在文字里放上/一杯酒，便可以为不尽的苦水送行”（《公羊春秋编年注·襄公元年》）。
在《人间帖》的跋中，李瑾说自己的诗多是在地铁上完成的，还给它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地铁体”。在我看来，这个名字起得妙。因为，它既是写实，也是隐喻。地铁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但它并不能隔断我们与古代、与传统、与尘世的血缘。“在地下，一样有世俗的心事，正如/被抽空的时间和我相互爱着，却又/漠然无语”（《地铁纪》）。地铁制造了一种断裂的空间，但生命之间并未因此而“老死而不相往来”。诗人在地铁中回望过去，这既是对时间的一种尊重，也是对生命伦理的一种体认。地铁是飞速的，但诗人的感受却没有那么快。从某种意义说，诗人的地铁书写是在现代的速度中遵从自然的节奏，挽留那缓慢的诗意。诗人不愿意成为庞德地铁中的平面幽灵，他在猜想“今生来世，谁是被一张假脸吞噬的那部分”（《楚辞·我读》·离骚），他在躲避被人类共同体擦除感受的命运。他注定不会被没有表情的假脸吞噬，注定会在时光中留下动人的影子。因为，他已推开文字之窗，要在冰冷的钢铁世界里恢复生命鲜活的面容和善感的灵魂。所以，他的书写异常冷峻，但又饱含深情。
2018年11月23日
——发表于《中国诗人》2019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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