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是天才奇女张爱玲笔下的一个过着庸俗而琐碎的生活的小人物。而在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却凝聚着人的“脏”与阴暗，以及与之相杂的暗暗的梦的光泽，既有一种现实的悲凉，更有一种具有历史纵深度的毁灭感。曹七巧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人，她被压抑着，却又在梦魇般地享受着被压抑的快活，人格的扭曲、花容的失坠，都在低吟着一曲哀伤的歌。而曹七巧是这悲凉的聚焦点，她扮演着封闭的女巫与被压抑的疯狂的角色，而其灵魂也最终在那黄金的枷锁下变成了一座废墟。
一、传统封建婚姻筑成黄金枷锁
1.美丽的青春，爱情的憧憬
曹七巧的婚姻一开始并不是她自愿的，完全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同所有女子一样，曹七巧也有过温情而美丽的青春，也曾有过对美丽爱情的憧憬，就像文中结尾的场景，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
曹七巧原是麻油商的女儿，有几分姿色，风流泼辣，敢在街上与卖肉的朝禄调情。在她的花一般的年龄的时代，她也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有着自己喜欢的人，她也曾经幻想过自己的爱情故事，当她还是那个纯真的少女的时候，她嫁给姜二爷也是为了能天天看到她暗恋的姜季泽，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去分析她，她为了自己的爱情付出过，只是她的付出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而且还因为她的出身而受到了歧视，长期的压抑，造成了她的心理畸型。如果她的付出能得到一点点的回报或者她嫁给一个平凡健康的人，也许她就不会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曹七巧也是一个蛮值得去同情的人物。
作品有层次地展现了七巧的人性被践踏、受残害，最终灭绝的过程，显示出作者对传统的封建婚姻，封建伦理和金钱世界的痛恨和批判。
2.买卖的婚姻，黄金的枷锁
曹七巧无论多么泼辣、粗野，但她毕竟是女人，畸形的婚姻，对她毕竟是一种伤害，另外，在姜家她处处被人瞧不起，所以有时也不免悲从中来。当年图钱逼她嫁到姜家的哥嫂来看她，她嘴硬说她有钱不愁吃穿，用不着看，但最终却“熬不住那呜咽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憋了一上午的满腔幽恨，借着这因由尽情发泄了出来”。
欲望的扩张使她戴上了黄金的枷锁，而她用黄金的枷锁也“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七巧是一个悲剧，她的生命早已是一个徒具形式的空壳，七巧又一手制造了其它的悲剧，悲剧的延续性贯穿了小说的全篇，小说表现了一种悲剧性的人生，似乎谁也无法逃脱。她当时只是受害者和受虐者，但是，当她无论怎样努力也得不到幸福后，当她开始对她的亲人进行报复后，她便成为了害人者和施虐者。在作者眼里，曹七巧的婚姻只是一个买卖，她卖掉了自己的一生，得到的只是一点金钱。因此，她生命中最可宝贵的当然是金钱而不会是家庭与亲情。当她与季泽的爱情化为泡影后，特别是当她看清楚了季泽重新找上门来只是为了算计她的财产时，她对所有的男性都绝望了，因而对整个世界都绝望了。她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个疯狂的世界！'所有的人都被一种无形的魔力所控制，人的命是天定的，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这就是张爱玲所要表现的'传奇'故事，所要表现的世界的无情和人生的苍凉。正因为如此，曹七巧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张爱玲笔下最完整的女性形象，最厚实的小市民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张爱玲为20世纪中国文学贡献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形象。
二、黄金枷锁下病态的心理
《金锁记》中运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将主人公曹七巧分成了两个层次分明的心理状态。曹七巧本来是一个平民女子，金钱欲的扩张使他压抑了情欲，嫁给一个骨痨病人。其情欲在正常的渠道得不到宣泄的情况下，只能另外寻找非正常的宣泄渠道，最终导致了心理变态。文中七巧的变态心理有两个层次，第一个也是最深层的层次就是性变态心理，第二个层次是仇视和妒忌心理。这两个层次环环相扣，组成了七巧的总体性格。张爱玲在小说中通过人物自身的动作语言，展现人物的心理层次。
1.性变态心理
金钱的欲望而铸造的黄金枷锁，决定了曹七巧的悲剧人生。为了金钱，她必须压制住其它的欲望。为了金钱，她嫁给了一个有骨痨的丈夫，因此她的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且受到很严重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性生活原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这过程通常是完整的，是绵续的，是有正常途径的，但若这过程发生缩短或走向歧途…甚或在边缘以外的，到此变作注意的中心，变作全神贯注的对象。这是我以前所谓象征的现象。” 由于情欲的扩张，她产生了性心理的变态。她需要用变态的方式来达到宣泄和平衡，达到心理上的满足感。儿子长白，可以说是曹七巧的一种性的象征对象，自然而然地对他做出一种暧昧的动作：“七巧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地轻轻踢着他的脖子，低声道：‘我把你这不孝的奴才！打几时起变得这么不孝了？’”“七巧斜着眼看定了他，笑道：‘你若还是我从前的白哥儿，你今儿替我烧一夜的烟！’”通过与儿子的亲昵达到一种心理上的慰藉。
她的性变态心理的另外表现，是对长白和儿媳关系的兴趣。她深夜扣住长白，不让他回房，“替我烧一夜的烟。”并且对他和儿媳妇的房中隐私细细盘问，以此来达到一种性的满足。月亮下的一对母子，母亲不象母亲，儿子不象儿子，在深夜的烟铺上讨论另一个女人的 秘密。七巧逼着儿子透露了他和媳妇之间的秘密，通过倾听，达到了一种满足感，产生一种性愉悦。“七巧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卸下烟斗来狠命磕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响。”“足足说了一夜。”这个夜晚，天上是一轮明月，却是“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正象征了这个疯狂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疯狂的人。情欲的变态竟使七巧将对象指向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这不止是使人“怜悯”，简直是使人“恐惧”了。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更是把儿子长白、女儿长安都当作自己寻求心理安慰，弥补内心不平衡的工具。挑拨儿子与儿媳的关系，以致逼死两个儿媳，阻挠女儿的婚姻，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作儿女去对待和爱护。态心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亲人之间没有爱，谁也不真正关心谁，大家都为了钱，或迫于无法抗拒的压力互相利用，互相欺骗，亲人之间尚且如此，其余的人际关系可想而知。
同时，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的性格侧面也是丰富的。曹七巧也曾有过对爱的强烈的渴求，她甚至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她的小叔子季泽。嫁到姜家，她整天面对的只是一具尸体，一个活死人。她渴望爱，她的情欲得不到释放。而这极度的压抑也就是她极度的变态。然而情欲在金钱面前还得让步，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她的“最后一点情欲也被黄金给榨干了”。
2.仇视妒忌心理
曹七巧由于出身卑贱，在姜公馆显得低人一等，这种自卑心理使她嫉妒所有的人。因为她残废的丈夫不能满足她的情欲，所以她就妒忌新婚的三奶奶得到了一位英俊、潇洒的丈夫，经常话里话外的使三奶奶兰仙难堪。她甚至忌妒儿子娶媳妇，经常对儿媳百般刁难。女儿和男友童世舫约会，回来她也是恶言相伤，以破坏别人的婚姻为满足。因为自己婚姻不幸，也见不得别人婚姻幸福。
曹七巧的另外一个由于情欲的扩张得不到满足妒忌儿女的幸福，仇视儿女的婚姻。当曹七巧因为金钱而不得不压制情欲，最终在爱情方面失去一切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她的报复对象，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女也不能有幸福。长安就是她的第一个牺牲品。为了避免长安在外头认识男友，不仅再三告诫：“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而且干脆替女儿裹了脚，使她的脚变成畸形，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痛苦。长白不思进取，不肯读书，长安争取到了上学的机会。脱离了七巧那鬼蜮般的世界， 换上蓝爱国布的校服，不上半年，长安的脸色也红润了，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校园生活似乎预示着长安的悲剧结束了，可是七巧不能就此罢休，她不甘心长安有健康快乐的生活，不愿意长安离开自己，她要控制长安折磨长安，一再地羞辱长安，使长安没脸去见师长同学。终于，长安无奈地辍学了，又回到了那阴森森、无光的世界中去，继续她悲剧的命运。长安的命运仿如窗外的月亮，是一轮缺月。到后来，长安有机会脱离七巧，嫁出姜家。七巧的妒忌心理使她对长安的婚事百般破坏。先是“见了，不由得有气，便冷言冷语道：‘这些年来，多多怠慢了姑娘……这下子跳出了姜家的门，称了心愿了……’”。再就是加以辱骂，“姑娘急着要嫁”，“腥的臭的往家里拉”，“在家里一刻也坐不住”，“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怎幺的”等等，最后在长安无奈地取消了婚礼后，亲自去见童世舫，在他面前故意揭露长安的嗜吸鸦片，诋毁长安，“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吓得他“不由得变了色”，从此，长安“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在七巧的设计下，“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再与健康快乐的生活无缘。七巧可以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女儿的幸福而没有丝毫的内疚。这七巧的小小“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和描写，显示出小说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巨大的悲剧力量。
长白是七巧的另一个牺牲者。七巧无可奈何地替长白取了亲之后，妒忌他们的夫妻生活，仇视儿媳妇。从新媳妇进门初始，七巧就一再地讽刺她挖苦她，从她的厚嘴唇到她的见了丈夫就去上马桶，从她的容貌缺陷到她的婚姻生活，七巧一一给予打击，有时夸大事实，有时多次刺探，有时无中生有，使尽种种手段，拼命拆散他们。七巧不容许身边的人过正常的婚姻生活，因为她自己没有。七巧对儿媳妇的妒忌，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她深夜扣住长白，不让他与芝寿同房，“接连着教长白为她烧了两晚上的烟”，半夜的烟塌上，母子俩以取笑芝寿取乐。在探听了儿媳妇的隐私之后，“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她媳妇的秘密 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在众人面前对芝寿加以羞辱。在这种鬼蜮般的生活里，芝寿连晚上偷哭也不敢用帕子搽眼泪，“搽肿了，她婆婆又该说了：‘白哥儿一晚上没回房去睡，少奶奶就把眼睛哭得桃儿似的！’”最后，如七巧所愿，芝寿最终受不住这种折磨而死去。长白的姨太太娟姑娘被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结果则是“吞生鸦片自杀”，七巧的妒忌和仇恨心理最终使得“长白不敢再娶了”，儿子似乎完全属于她了。
当然，曹七巧对子女的感情已不是出于正常的母亲心态，而是出于极度压抑的变态心理。长白是曹七巧身旁的最后一个男人，她不能容忍他和别的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所以曹七巧整天整夜地留长白在身边，并不断地盘问他的房事，挖苦媳妇。曹七巧“伶牙俐齿，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铜片，也不管伤人有多深”，所以两房媳妇的最后下场都是悲惨的；而女儿因恋爱而“时时微笑着”，“她不由得有气”，最后甚至不惜毁掉女儿的清白而让长安独守其身。
三、黄金枷锁下扭曲的人格
曹七巧的性格中的总特征就是变态——病态的心理及扭曲的人格。而这种扭曲了的人格“贯穿于她的全部行动中，溶化于她的血液，深入到了她的每个毛孔，成了她的灵魂和中枢神经，成了统摄其生命的东西。”曹七巧就成了这样一个活物呈现于我们面前。
1.强烈的占有欲
人物的复杂性使我在恨曹七巧的同时也觉得她可怜。她一生都没有过幸福。作为一个女人本应拥有的爱与关怀她没有，而这一切是她所不能左右也无法选择的。一个人要长期忍受本不是由她主观过错而造成的伤害，心里怎么能够没有恨，怎么能够不想到去报复。她爱季泽却不得不守着不爱的丈夫。而当她死心认命时，季泽又以假意的关心来谋取她的钱。在曹七巧心中原来仅存的一点爱也被击碎了。她糊涂迷惑，搞不清自己究竟该为爱舍钱，还是该为钱弃爱。于是她甚至怪自己了，“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那么回事，归根结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当曹七巧对爱彻底的绝望之后，她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守住她用青春和一生的幸福做代价换来的钱上。“七巧似睡非睡地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也恨她。”她怀疑所有的人，也恨他们，要用彻底的对立来对待每一个人，惟独对儿子例外。“这些年来她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她把儿子当作半个情人与儿媳对立，竟逼死了两个儿媳。曹七巧一切的报复都无法挽回她的悲剧而只能使悲剧的色彩更加深厚浓重。
曹七巧是黄金的受害者也是黄金的追逐者。在姜家，人人瞧不起她，乃至怨恨她。“当她被兄嫂抛弃在人性的荒原上，连自己的丫环也瞧不起她时，她靠的只有她自己腔子里的这口气。”她发现只有自己拥有了金钱才能够生存下去。于是，她开始疯狂地积聚金钱。而分家的那一天成为她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她感叹着“这些年了，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而得到了黄金的她却又整天想着别人整天要来骗她的钱。这似乎就是一种想钱——分钱——守钱的心理过程吧。从中我想到了欧也尼·葛朗台，他们对金钱都达到了一种绝对崇拜，对黄金都有着守财奴式的狂热。
曹七巧是一个见钱如命的人，麻油店的生活也使她沾了不少下层女子的野气。譬如，分家时为了多争得点钱财就摆出“坐地泡”的架势，要死要活地哭喊欺负她们孤儿寡母要和人拼命。女儿三十岁终于找到人家订婚了。要办婚事了，她却对女儿破口大骂说人家图她的钱，骂女儿下贱，等不急了，不管猫狗都要急着嫁，使这桩婚事不欢而散。
在曹七巧爱情逐渐麻木、热情日渐消退时，当年冷淡七巧的季泽上门来向她倾诉爱情了，七巧心中的喜悦和甜蜜是无法言喻的。张爱玲极其敏锐、细腻地刻画了这一微妙的心理活动。“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②可是这种喜悦也仅仅维持了短短的一刹那。当季泽向她提出借钱的要求时，她立刻转而愤怒了。此时七巧心中直觉的念头就是：“他想她的钱——她卖掉一生换来的几个钱。”她的爱情梦彻底破灭了，她认为什么都是假的，包括爱情，只有钱才是真的。在七巧的现实中，什么都是抓不住的，只有钱可以让她实实在在地抓在手里，为她所有。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既是一个可恶可恨的害人者，更是一个可怜可悲的被害者。她对金钱有强烈占有欲，为了攫取财富，可以不惜牺牲美好的人性，甚至以黄金这一“金锁”摧残儿女的爱情和幸福，肆意折磨儿子和媳妇，把金钱看得比儿女的婚姻更重要。这个被金钱榨干了青春和蚀空了灵魂的悲剧人物终于在临死之前流出了干涩的泪。张爱玲作为女性以她独特的视角将笔触深入到曹七巧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去审视她的灵魂，因此曹七巧这一女性形象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小说名为《金锁记》，显然指示着在这里黄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七巧对黄金的强烈嗜好和疯狂的占有欲使她很快泯灭了人性中一些正常健康的情感因素而滑到了人性扭曲的最底层。但七巧对黄金的这份突如其来的兴趣和欲望究竟源于保处？我们注意到，小说的前半部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七巧有着她作为麻油店小户人家女儿的那份庸俗和不识趣，也有着她作为一个正常健康的女人得不到生理、心理满足的满腹劳骚、委屈和由此而发的对小叔子的一份渴望，但却并没有她对黄金、对钱财强烈嗜好的浓厚影子。相反地，这时的七巧出手还是很大方的，每次塞给来探望她的兄嫂的体己都颇为丰厚。七巧的黄金欲主要体现在分家独立以后，而且愈演愈烈。这一份黄金欲是如何深入到七巧的灵魂深处，成为主宰她性情行为的根本的呢？我们先来看分家时七巧借以撒泼的那一段话：“我们须比不得大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哪怕把从前的旧帐一笔勾销呢？可怜我们那一个病病哼哼一辈子，何尝有过一文半文进帐，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望着这两个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虽是撒泼，却正一语道破了内中实情——自此以后，一无所能的七巧得带着她一双“纸糊般的小儿女”独自承受着一份日子了。日子漫长得似乎永无尽头，而钱就这么一些，正是这种独立生存、无所倚仗的恐惧使七巧一下子就抓住了黄金。这是她生存的根本，是她在世上的唯一倚靠。
曹七巧的外在形象刻画就是一个体现，“瘦骨脸，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这既写出了她的那种尖刻、精明，也写出了她的厉害，可以看出她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虽不是青面獠牙，但那“朱口细牙”也够我们体味的了。“三角眼”时时在观察这个家，在寻求着，当然，也在一天天的干涸。
2.病狂的报复欲
如果说姜二爷是生理的残疾，那么曹七巧则是心理的残疾。姜二爷的生理的残疾，带来的只是生命的萎顿；比生理残疾更为深刻的心事残疾，却使曹七巧迸发出无穷的复仇欲。她要报复，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不计后果，情欲所导致的心理变态完全盲目地支配了人物的一切。显然，曹七巧的心灵裂变的人性沦落也经历了心灵与肉体感情与欲望、理性与本能等内外因素交互推进的过程，她的人性是一层层剥落直到扭曲变形。在《金锁记》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艺术描写：
风从窗子里过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七七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眼看，翠竹帘子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一面长镜的意象串起了曹七巧十年的生活。镜子里映照的意象，由模糊而清晰，又由清晰而模糊，叙述的跳跃性凝聚了曹七巧漫长的苦难岁月，为后面表现曹七巧的心理变态和展示作者对人性堕落的彻骨的悲剧打下了基础。
这也是一个因情欲被长期禁锢而变异后演化为更为疯狂的物欲的故事。七巧家原是开麻油店的，她年轻时也有中意她的肉店小伙，还有她哥哥的结拜兄弟喜欢她，称得上是麻油西施'，虽然粗鲁泼辣，却充满活力。但做了姜家二奶奶后，爱情当然是没有的，连情欲也得不到满足，更令人窒息的是，谁都轻视她，连丫环都敢对她冷嘲热讽，加上封建礼教的压抑，她不得不强压情欲之火，'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于是，她渴望着三少爷的爱，但风流成性的季泽谁都敢沾，就是不愿越叔嫂之防。当她最后一点情欲之火熄灭后，开始变得刻薄冷酷，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她先是'恋子'，要儿子整夜地陪她抽大烟，以探听和渲染儿子与媳妇的房事为乐趣，逼得儿媳守空房。后又'妒女'，自己没有得到的幸福生活，连自己的女儿也别想得到。最后，终于沦落为一个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
曹七巧的生活如同浮萍，不由得自己。因为家穷，又因为在姜家的地位低下，甚至连佣人也可以取笑她。然而，最主要的是，在男权社会她既缺少最基本的经济条件，又缺乏独立自主性，所以这位被残害、被扭曲的母亲，最后是通过疯狂地报复来获取心理平衡的，但她报复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女！她对现实状况不满，却又无力改变，也难以摆脱生活的阴影，如此一来，自己至亲的儿女成为她发泄的替罪羔羊就不难理解了。张爱玲在这里讲述的不仅仅是社会对曹七巧这样的女人的残害，还展示了与曹七巧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以及生活于这种情态下的人们病。
她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她的悲剧结局。让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活泼泼的少女与一个终年卧床奄奄一息的活死人生活在一起，本来就是对人性的摧残，已经是够不幸了，可七巧同时还因低微的出身而时常遭受曾家的轻蔑和排斥，这样的处境扭曲了她的本性，她要夺权，要守财，要报复，她要用自己的方式把在曾家所受的侮辱和损害宣泄出去，以求得内心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曹七巧后来对儿子对女儿种种难以理解的举动不是偶然的。尽管这丝毫不能弥补她所遭受的不幸而只能使不幸在子女身上延续，但她在所不惜。或者说她早已丧失了思考这一切的能力，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复仇者。
她开始在黄金的枷锁下杀人和自杀。“她的正常人性已裂变为复仇的火焰烧向自己的儿女。”她在喜庆声中为儿子长白娶了一房媳妇，而她又开始嫉妒他们，正因为她自己从未享受过这种正常人的生活和快乐。“于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她采用种种手段把长白从儿媳身边掳走，儿媳最终被残酷的精神残害致死。姨太太做了“替身”，而她最终也吞鸦片而死。至此，七巧的变态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顶峰。人物是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的，同样，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典型环境，不过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她把曹七巧放到了这样一种环境中：作为一个“低三下四”的开麻油店的女儿，曹奇巧进入了姜家这样一个深府大院中。二者的地位相差甚大，却可以形成了这样一种婚姻关系，那就是金钱在起作用了。曹七巧“住在深宅大院中，生活在阴暗交界的地方，有阳光的照射，但灰蒙蒙的，外界的声音可以传过来，但如浮尘一般，不是清润而是暗涩的。”这个深宅大院，外面看起来是华丽的，而实际上却是肮脏的。它犹如一个人间地狱，为所有生活于此的男人和女人判了死刑，这也就预示着曹七巧的悲惨命运。“她以活泼泼的精神状态进入姜家，却以瘦骨伶仃的干枯形象谢幕，这不是生命的自然化进程所产生的，而是姜家扼杀生命所直接创造的。”在这里，似乎一切都是扭曲的，爱情，婚姻，家庭，父母子女，人物也都“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庭院深深深几许，锁住了人的肉体，淹没了人的情欲，扭曲了人的灵魂，于是开始沉沦，沉沦……曹七巧从内心到外形就是这样被环境决定着的。
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当她占有了金钱，她得抑郁开始释放，她甚至去毒害儿子女儿和儿媳。“那种被黄金异化了的女性偏狭阴暗的心理，就在这黄金与报复的间隔中反复碰撞，碰撞得满身都是伤痕。没有其它的女性，能够像曹七巧这样受黄金折磨又反过来去折磨亲人的变态女性了。”
曹七巧带着黄金的枷锁，生活在地狱似的环境中，在一天天的失却呼吸。她在牺牲了青春，爱情以至人生后，发现这枷锁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紧。她的青春已如一朵花般的早已凋零，她的爱也如“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她的灵魂被挤压的变了形，成了一座废墟，她的生命也由此归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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