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往事——珠江号700的故事

1936年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展厅局部
南京珠江路942号地质调查所建筑群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很快就成为国内众多科学机构如地质调查所、中研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中法庚款基金委员会等召开会议、研讨和办公的最佳场所。这些科技交流和专业会议都在此留下了难忘的影像。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9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由曾在瑞典留学的地质调查所周赞衡先生陪同下，在南京珠江路942号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观看了瑞典政府退还中国的另一半的仰韶文物展览，他甚感欣慰。这是中瑞两国政府签署共同研究仰韶文物协议，瑞典政府返还中国仰韶文物最后一次公开展出。之后，瑞典政府七次返还中国的彩陶等仰韶文物至今下落不明。
另据说，1937年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正式开幕时，宋美龄和李德全（冯玉祥夫人）也来参观的。

三、腥风血雨之1937
抗战时期，珠江路942号地质调查所经历了地狱般的劫难。
1935年底，地质调查所由北平迁至南京水晶台（今南京珠江路700号南京地质博物馆）。1937年末，南京沦陷之际，时为地质调查所陈列馆馆长的盛莘夫（1898-1991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1935年初，盛莘夫进入位于北平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他因奉命办理公务而未能及时随全所撤离，被困南京。南京遭日军大屠杀期间，他避难于安全区中。1938年初形势稍见平静，他即借机逃离地狱般的南京，前往大后方，并向他的老领导——地质调查所前所长、经济部长翁文灏写下了书面报告，讲述了大屠杀时期在南京的经历和逃离的经过。
据盛莘夫向翁文灏提交的《南京沦陷后地质调查所等处情形报告》记录：“十三日上午敌军进城后，职等即伏居室内，不敢行走。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敌军在难民区路上到外检查便衣兵。当时被围而化装成为难民又无家可归宿者，几无一幸免。其间难民国际委员会收容者，亦大队捉去枪毙之。”
“十二月十七日至三十一日，敌军在难民区任意跑入房内检查一切。此时精神甚感痛苦，盖每日必有敌军六七次入室检查，并将本所及本所各同人之衣物、铺盖，任意携去，如绒衣、手表、照相机、手袋、自由[行]车、皮鞋、西装等等，尤为欢迎…。
“一月五日，在难民区以外已可勉强行人，职乃偕同难之清洁夫及木工等共三人，第一次离开难民区，亦第一次去探望本所。至竹桥附近，木工即被住于首都电厂之敌捉去充夫。该木工四日后逃回。职当时因已至竹桥，乃向首都电厂、中山路、新（街）口而返难民区。此时见本所西首之图书馆与宿舍间，搭有马房一棣，大门之东首亦有马房一棣。后据逃回之木工报告，所内住马队颇多，每日以本所木器烤火取暖云。职从此不敢离难民区者约计一月，当该次离难民区时，在北门桥与珠江路交界处之防空壕内，尚有被敌军打死之平民一名，未及掩埋。”
“二月三日传闻住于本所之马队业经开走，各处敌军均早已开走，剩者已甚少，并闻难民区外迁回之难民亦不少，且伪自治会已下令解散难民区，迫难民回家等消息，于是乃同王家宾及其他留京技工等，同赴本所作第二次之观察。”
“此时全所各处不见敌军踪迹，惟各处门户洞开，乃于次日雇木匠三人，将本所被敌所毁坏之笆篱，完全修好，并将各室门窗钉好。”
“窃以为敌人若从此不管，本所则将门窗钉好后，派人照管，损失当不过大也。其后尚利用本所之电，听到汉口二一八空军胜利消息，及其他各处战况如身入抗战军之最前线，精神上极感痛快。（按南京电灯，除敌军所住地点外，被割去，本所前经住敌，故职等每隔数日潜入暗听之。）”
据盛莘夫报告，三月初，“敌特务机关以日军暂管之封条贴于本所各室”，该所“古生物之贮藏室千余只抽屉，均已被烧，标本零乱地上”。陈列馆“尚有二百只之陶器，在职等离京前，尚未被敌发见”。盛莘夫相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将来敌军消灭以后”，“吾人只希望敌人败退南京之时此项文化物品不被烧毁或运走”。然而，当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之时，这些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与中央地质调查所合作发掘的精美史前彩陶（仰韶文物）已不知去向。
抗战时期，南京人民遭受到日军的残酷屠杀，地质调查所也遭到日军多次疯狂洗劫和破坏。地质调查所建筑还一度成为日军抢夺中国图书文物的中转站，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又一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