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孟儒学”一词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

胡发贵

儒家出现后，对其思想与理论的称呼，一般是“儒家”，“儒”，“儒术”，至于“儒学”一词，则比较晚出，《史记五宗世家》载：河间献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至于“孔孟儒学”，就更是后出的了，大概是到了魏晋以后，孔孟渐开始被并称，并以孔孟儒学作为儒学正统的代称。这一概念的出现，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

一、孔、孟分说的历史

在儒家学派中，孔子和孟子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在历史分期上是春秋末期人。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卒于公元前289年，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两人在时间上前后相隔一百多年。从现代的学术眼光来看，孔子是儒家的鼻祖，孟子是儒家的光大者，孔、孟毫无疑问是原始儒学的代表。不过在历史上，前人对孔、孟的认识却有所不同。

从古代文献来看，有很长一段时间，孔、孟被看成两个独立而不相关涉的思想家。庄子在总结先秦学术发展大势时，不仅没提过“孔孟儒学”，甚至连孟子的名字都没提及（《庄子·天下篇》）。荀子在讨论十二子学术时，也是分别论述孔子和孟子的（《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迁著《史记》，将孔子列为“世家”，而孟子则另立“列传”来介绍。王充在《论衡》中著《问孔》与《刺孟》两篇，显然也是分论孔、孟的。可见，孔、孟在汉以前思想家心目中，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主体，这一认识既体现了人们对孔、孟思想与学术的认知与体认，也透露了孔、孟之间不同的历史际遇。

孔子创立儒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其主旨虽然日益突出，即“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汉书艺文志》）但儒家内部也日渐分化，史称儒分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后儒不仅各伸其说，而且还互相攻讦，如荀子就抨击子张、子游为“贱儒”，还指责孟子之说歪曲了孔子思想，其理论本身也“甚僻违而无类”（《荀子非十二子》）。对儒家内部这种聚讼纷纭，作为对立面的法家代表韩子非不无幸灾乐祸地说：儒家派系如此林立，内部见解如此混乱，谁是其真正代表呢：“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

韩子这一诘问，表明在战国末期“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大历史背景下，儒学自身也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孔子之后，群龙无首，孟子不仅不被看成孔子的继承者，而且甚至还被视作“异端”。在这种情形下，孔、孟显然不可能比肩而立，事实上是如霄汉悬隔。

二、孔贵孟轻的史实

孔、孟历史地位的差异，也很能体现这种悬隔。

上面说过，庄子在评说战国学术大势时，就未论及孟子，孟子未入其视域。荀子不仅分论孔、孟，而且明显是抑孟而尊孔的。他主张“仁人”应上法舜禹，“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孟子显然不在典范之列。他对孟子不仅评价不高，还甚为蔑视，孟子被说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闲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他还认为孟子为孔子的“罪人”，荀子以为必须灭息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二子”之说，方能表扬圣王之迹。可见，荀子对孟子学说的认知与判断完全是否定性的。韩非虽然对儒家不以为然，但他还是肯定“儒之所至，孔丘也。”（《韩非子显学》），而孟子只不过是孔子身后八个传人之一。

司马迁著《史记》，将孔子列为“世家”，相当于特辟专题予以介绍，而对于孟子，则在与他人合传中一笔带过，而且专门讨论孟子的文字也仅有130余字，内容简而略。王充在《论衡》中讨论过孔、孟，著有《问孔》与《刺孟》，从其遣词和语气来看，似乎对孔子要客气些，对孟子则要严厉多了。

由此粗浅的叙述可见，在秦汉以前，学者对孔、孟的认知是不同的。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的形成和加强，孔、孟的地位也日趋悬殊，其间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孔子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孔子开创的儒学在春秋固然是“显学”，但这更多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并未受到哪个当权者的特别尊崇。到后来，尤其是经汉代董仲舒的表扬，孔子及其思想，日渐成为官方思想，孔子著述成为定于一尊的“经”。董仲舒在其贤良对策中向汉武帝进言，主张思想大一统，将孔子思想作为官学。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于是，孔子受到推崇，被戴上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神圣的封号，其情形前文已有揭示，这里不再累述。

但孟子的地位一直比较低，其思想影响也比较平淡。在汉以前，孟子顶多也只是被视作一著名学者而已。对于此时孟子地位不显，汉儒赵岐认为其间一个很大原因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赵岐竭力表扬孟子，誉之为“亚圣”，称他的书“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灿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孟子题辞》）西汉文帝时，《孟子》与《论语》、《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立为官学。不过，时间不长，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孟子》博士员也就取消了。《汉书艺文志》也只将《孟子》列为子部，只视其为一著名的学者而已。

三、“亚圣”的浮现

赵岐虽然将孟子视作“亚圣”，但似乎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尤其是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汉代以降，随着孟子地位的逐步上升，孟子“亚圣”地位逐渐得到公认。

《隋书经籍志》开始将《孟子》列入经部，唐代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建议列《孟子》入“兼经”，设为“明经”课目。此事虽未果，但透露了唐代尊孟的消息。韩愈在其著名的“道统”论中，鲜明的表达出尊孔孟而非尊孔颜的历史性变化，他在文化发展的价值链上牢牢确立并突出了孟子的伟大地位。韩愈认为中国文化有一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尧将它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又将此道统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而孟子死后这道统则有失传之忧了。因为荀子与扬雄，固然也是大儒，但他们对道统的理解不精确，解说的也语焉不详。和荀子与扬雄比较起来，韩愈觉得孟子是醇乎又醇的大儒。而且在韩愈看来，由于孔子之道过于广博，弟子们不能遍观而尽识，故所学只得孔子思想的一隅，后来他们又散到各国，聚徒讲学，又讲孔子思想更是歧见纷呈了。只有孟子得孔子思想真谛，因为孟子的老师是子思，而子思的老师是曾子，曾子得孔子精髓。所以孔子死后，惟独孟子得孔子真传，故要求圣人之道的话，必然要自孟子开始。韩愈甚至认为，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

宋代孟子受到进一步的尊崇。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兖州知县、孔子后人孔道辅，在邹县建孟子庙，当时大儒孙复为作祭文。宣和年间，《孟子》首次被刻成石经，成为十三经之一。宋代大儒更是孟子“升格”运动中的有力推动者，像欧阳修、孙复都是孟子的崇拜者。欧阳修说：“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欧阳修全集》卷66）孙复认为，“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巨。”（《孙明复小集兖州邹县建孟庙记》）二程则肯定，“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二程集》，卷29，中华书局，1981年）王安石更是宋儒中尊孟的代表人物，曾有诗咏怀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王氏在其主政期间，大力表扬孟子：熙宁四年（1071），列《孟子》入科举，熙宁7年（1074），立孟子像于朝廷，元丰6年（1083），封孟子为“邹国公”，元丰7年（1084），孟子配享孔庙。

南宋诸大儒也非常尊崇孟子。朱子穷毕生精力注解《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陆九渊也自称其思想“因读《孟子》自得之”。宋宁宗时，有儒者建议将朱熹所注《论语孟子集注》作为官方之学，宋理宗淳祜元年（1241），下诏褒奖朱子，“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宋史》卷42）这里显然是将孟子视作孔子的当然传人。故当时就有人说：“今国家设科，《论》《孟》并列为经。”（《直斋书录解题》卷三）

正是经过唐、宋诸大儒的表扬，孟子地位逐渐上升，这期间朱子的《四书集注》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朱熹的努力不仅促使了孟子与孔子的相提并论，而且人们也渐习以将孔子与孟子学说合称为“孔孟之道”。

四、“孔孟儒学”概念的出现

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孟子升格运动的历史大潮中，孟子渐渐靠近了孔子，成为儒家当然的二号人物，于是“孔孟儒学”也就顺理成章的诞生了。

从历史文献上来考察，孔孟联称始见于魏晋。北魏《元昭墓志》有这样的文字：“识总指途，并驱孔孟。”（《汉魏南北朝墓志集解图版49之二》）东晋咸康3年（公元337年），国子祭酒袁瑰与太常冯怀，曾联名上奏《请兴国学疏》，文中以孔、孟对举，认为两人的思想宗旨是一致的：“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干载未泯。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重纂三迁志》卷三，光绪13年刻本）晋成帝司马衍赞赏他的想法，惜未能实施。不过自此之后，孔、孟联称渐趋常见。

唐韩愈“道统论”，主张“孔子传之孟轲”，孔、孟思想联称之意彰显。宋代苏轼《分类东坡诗》十八《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仕道固应惭孔孟，扶颠未可责由求。”更径直以孔孟联说。元朝至元8年（1271），董文忠语元世祖：“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元史》卷148本传）这里不仅出现了孔孟，而且还有了“孔孟之道”这一特定的学术术语，其意显然非仅囿于指代儒学，更是指一种官方的、主流的统治思想。明清也常见孔孟联称和“孔孟之道”这一称谓，如姚鼐说：“孔孟之道与文，至矣。”（《古文辞类纂序目》）

事实上，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孟之道”还被反复提及，只不过是作为反动思想的代名词而已。但从这一概念的存在来说，它也反映出人们对孔孟一体的认识。

五、为什么会联称孔孟

孔子和孟子虽然都是儒家，但正如上述，孔子早孟子一百多年，从两人的影响来看，虽然汉代以后孟子的地位渐渐提高，但孔、孟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历史上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孔、孟的思想要旨也有很大的不同，如唐代大儒柳宗元就认为：“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柳宗元集》卷20）

可是虽然如此，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孔孟儒学”的成说，孔子和孟子被看成儒家的正统而权威的代表。这其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大致说来，可能有这样几层：

其一是孔、孟生平出处相近。前面说过，孔、孟之间相差一百多年，但在大的历史分期上来看，两人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大致相近的历史背景。也因此孟子说自己“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孟子尽心下》）不仅时间相近，孔、孟所处的地点也相隔不远。孔子生在鲁国的曲阜，孟子则生在邹国，史称“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公七年》），孟子自己也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尽心下》）

孔、孟的生平经历也相仿佛。两人都是幼年丧父。史称孔子3岁时父亲就过世了，他长大后连父亲的墓在何处都不知道，以至他在母亲亡故时，只得将灵柩停在通衢大道上，后来人告诉他父亲培坟墓所在，才将父母合葬。由于孔子是父母“野合”所生，有学者认为是“外庶子”，不能继承父亲的贵族身份，加上父亲死得早，所以孔子幼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生活都较为贫困，当过管钱财的“委吏”和管畜牧的“乘田”，他自己也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据赵岐的说法，孟子也是“夙丧其父”（《孟子题辞》），具体几岁不详，后人猜测孟子也是三岁丧父，孟母为了教育好孟子，曾三次搬迁住址，孟母三迁，成为历史美谈。

另外，孔、孟都有游历诸侯，宣扬自己政治理想的经历。孔子从鲁定公13年离开鲁国，到鲁哀公11年回国，在外前后共漂泊14年。据司马迁说，他“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实际上没到过这多么国家，比较较真的王充认为，孔子至多到过10几个国家，考之史实，孔子去过的是卫、陈、曹、宋、郑、蔡等6国。孔子的游历充满危险和困苦，如孔子离开卫国到曹国，曹国不欢迎，又到宋国，不料想被匡人围攻，到陈国，更闹得差点饭都没得吃。孟子也曾游历诸侯。约公元前329年率弟子首游齐国，成为齐威王顾问和稷下大夫。公元前326（齐威王三十一年），因母丧返鲁，公元前323年到齐国。后又至宋国，至滕国，“馆于上宫”。不久再次游齐，“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齐宣王还待之以“客卿”之礼。公元前316年，燕国发生“禅让”事件，齐国乘机进攻，孟子不满，欲离去。齐宣王让时子告诉孟子，“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不受，于齐宣王八年（公元前312年）回邹，时年61岁。从公元前329－公元前312年，前后近20年孟子都在诸侯间周游。由于时代的差异，孔子周游时常常是狼狈不堪，贫苦得很，有时甚至如“丧家之狗”。相比较而言，孟子则阔绰多了，也风光多了。他出游时，有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各诸侯王也能慷慨资助，如齐威王一次就赠金一百镒，宋国也曾送他七十镒金，薛国也赠金五十镒。孟子是富裕多了。

孔、孟也都堪称是教育大家。孔子首创私人办学，教而无类，史称他有三千弟子，七十贤人。孟子40岁左右在齐鲁一带招收弟子讲学，据赵岐说孟子有名有姓的弟子共有15位。后人对这一数字有不同看法。不过，且不论孟子到底有多少弟子，他是古代一位著名教育家则是不争的事实。晚年他回到邹国后，就专心讲学并与弟子合著《孟子》。

其二是孔、孟都有相近的“信而好古”的思想偏好，都志在传承古代文明。孔子自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这儿的“古”，即尧舜所代表的历史文明。孔子对尧舜非常崇拜，他曾如此大赞尧舜：“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对于周代的礼乐制度，孔子也是很神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句话就生动表明了他的心态。

对于周公，孔子更是神往不已，连做梦梦不见周公都十分在意，“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周公被视为儒家元圣。他姓姬，名旦，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商周之际的名人。他佐武王伐纣灭商，建周，成王继位，周公辅政，“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左传》定公4年）管叔、蔡叔叛乱，周公讨平之，又分封天下。周公子伯禽封于鲁，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公依商礼，制订田、官、禄、乐、法、嫡长子继承制等，形成完备典章制度，统称“周礼”。他还提出“敬德保民”思想，主张天命靡常，以德辅天。孔子推崇周公，显然是对周公所代表的文明的膜拜。由此心迹，前人认为孔子确实是“好古”的，如《中庸》说孔子“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司马迁也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

孟子也是“信而好古”的。弟子称他“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他自己也承认，他最为崇敬抑洪水、平天下的大禹，兼夷狄、驱猛兽、给人民带来安宁的周公，著《春秋》而让乱臣贼子害怕的孔子，他的心愿就是“承三圣”（《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司马迁说他“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卷七十四）正因为孟子“好古”，所以对也十分尊崇周公。他称周公为“古圣人”（《孟子公孙丑下》），他认为周公兼有“四王”之德，“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言。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朱熹注：四事，上四条之事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离娄下》）

周公代表了上古华夏文明，对周公的崇拜，实质上是对华夏文明的向往。由此，孟子自然表现出夷夏大防的文化关怀。当时楚人许行为神农之说，他北游到滕国，陈良放弃自己原来的学说而追随许行。孟子听说后甚为不满，认为许氏为蛮夷之人，其学说落后，陈氏不应从之。他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今也南蛮据舌（朱熹注：“恶声之鸟。”）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楚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蔑视“南蛮据舌”的学者，固有其历史的偏见，但也显而易见，他宗旨是为捍卫周公所代表的华夏文明，这里再次流露了他对周公的信仰。

其三是孔、孟思想的主旨相近。宋儒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义，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二程集》卷18）这里虽然是肯定孟子对孔子思想的推进和发展，但这也表明孔、孟思想是有其相近性的。

比如孔子敬鬼神而远之，重人事，关心民隐，注重如何富民、教民；孟子更为突出了孔子所表达的入世的立场，他的反战言论，他的百亩田、五亩宅以及轻徭薄赋的仁政思想，等等，都十分鲜明地表现了孟子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再如孔子宣扬仁义爱人，重视人的生命和价值。孟子也同样强调人的价值是至上的，他宣扬不嗜杀人的政治家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人应该过上人的生活，统治者应与民同乐，丰年人民吃不饱，凶年人民逃难死于沟壑之中，这是非常残暴和不人道的。再如孔子反对苛政，抨击苛政猛于虎；孟子更多地从正面鼓吹仁政，要求给予人民“恒产”，使人民衣食无忧，过上安宁、富足的生活。又如孔子讲究义利之辨，崇尚君子人格，推崇人能弘道的主动精神；孟子则更丰富和深化了孔子的义利思想，他主张“何必曰利”，倡导义以制利，并热情宣扬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大丈夫”品格与“浩然之气”。孟子还详细辨析了“能”与“为”的客观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问题，他充满豪情的断定，“人皆可为尧舜”！孔子重视君臣等级，关注忠孝礼义，孟子同样关注社会的礼乐文明，并提出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他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和重要成果。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的要旨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可见，在儒家要旨上，孔、孟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其四是孟子志在传承孔子之道。在学术脉系的传承上，孟子和孔子没有直接的授受关系，为此孟子不无遗憾，如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不过，一般认为孟子思想源自孔子。司马迁认为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而子思之学源了于伯鱼，伯鱼出自孔子。从《孟子》一书的内容来看，他引用孔子的话达22次，引用孔子事迹12次，引用孔子弟子的话4次，曾子及其家族人的事迹5次，引用子贡的话2次、宰我和有若的话各1次（张茂泽，郑熊著《孔孟学述》三秦出版社，2003年，207页）。这些数字表明孟子对孔子的学术是十分心仪的。

孟子对孔子十分崇拜。他认为孔子集伯夷、伊尹、柳下惠等众位圣贤的长处，是“集大成”似的、最伟大的圣人，他甚至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若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司马迁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卷74）确实，孟子一直以传承孔子学说为己任的，他坚称自己是孔子之学的传人。他自称“乃所愿，则以学孔子”，他不仅以“私淑”孔子弟子自居，而且更自视为孔子思想的传人。他下面这段表白，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心愿：“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孟子接孔子思绪，继续发扬了孔子所设定的尧舜以降的文化脉系，并以继承这种文脉为臬的。孟子不仅与孔子立场一致，在文化心态上也是相同的。

其五是后世不断升温的孟子升格运动，使孟子荣获“亚圣”地位，渐渐靠近孔子，为孔、孟联称创造了适宜的社会舆论环境。前文说过，东汉赵岐首创孟子“亚圣”说，后世儒者又纷纷从不同角度论证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和当然代表，如唐代韩愈的“道统”论对孟子的推举尤为典型。他认为，“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宋儒孙复也认为孔子之后，孟子“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孟子在宣扬圣人之道上，居功至伟；宋儒程颐也主张，“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

从思想内涵上看，历史上的道统论为孔、孟联称奠定了观念基础。道统论意为从尧舜以来，古代文明有一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古人称之为“道”。道统论在思想内容上，视孔子为儒家学说的开创者为尧舜以来文明的总结和光大者，而孟子被定格为孔子的继承者和推进者，他们属于同一道统，同一学派，亦即同一价值谱系内的同样的大师。道统说自包孕育了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也就为孔孟儒学概念的提出，打下学理上的基础，道统说使孔孟之道即成为儒学的代名词，孔孟儒学成为儒家文化的当然代表。

除了学者，历代统治者对孟子的不断表彰，为孔孟儒学的出现提供了政治支持。宋理宗“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的诏书，俨然确认了孟子为孔子后第一人的历史地位。清康熙《孟子赞》中，也同样肯定了孟子传承孔子思想的历史定位：“哲人既萎，杨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垂六艺。孔子攸传，禹功作配。“（《重纂三迁志》卷首）皇帝认可孟子的道统地位，不仅拉近了孟子与孔子的距离，而且还以权力的意志，强化了学者们所掀起的“贵孟”运动。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社会，权力就是真理和是非的标准，皇上说孟子传孔子之道，那么孟子也就是圣人的传人，即为圣人的化身，于是，孟子的“亚圣”地位便神圣不可置疑和动摇，“孔孟之道”或“孔孟儒学”的说法，也就更具合法性和权威性。

 

胡发贵，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