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是上古帝王之首，女娲是造人的初始母神，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人们通过画像石、砖、壁画、绢麻布画等将他们的形象描绘下来。在这些画像中，伏羲、女娲几乎全部以人首蛇身的对偶神出现，而且蛇尾相近或交尾。本文将说明，这种人首蛇身+交尾的构图形式并非中国本土产生，而是源自埃及托勒密王朝，很可能通过希腊化的中亚地区传入中国。
中国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据目前所知的材料，最早可能绘制于西汉中期，于鲁恭王刘余建造的灵光殿壁画上（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证据是东汉末年王延寿所作《鲁灵光殿赋》，其中有“伏羲鳞身, 女娲蛇躯”的诗句，说明该殿描绘有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但壁画已经失传。
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是洛阳卜千秋墓顶上的壁画，时为西汉昭帝、宣帝时期（公元前1世纪）。伏羲、女娲分处两侧太阳、月亮附近，由于构图的原因，并未呈现交尾的形式。
东汉是伏羲女娲交尾图式最为繁盛的时代，迄今在河南、山东、陕西、江苏北部、四川、重庆都有发现。
陕西靖边杨桥畔渠树壕东汉墓壁画（东汉中晚期，公元2C下半叶）
这时也开始出现典型的交尾图式，例子非常多。
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东汉）
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东汉晚期，2C末3C初）
重庆璧山县蛮洞坡崖墓石棺（东汉晚期，公元2C下半叶）
魏晋南北朝到盛唐时期，中原、四川地区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式式微，西北甘肃嘉峪关、新疆高昌王国地区反而大量盛行。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木板画（3-4C）
新疆吐鲁番出土（唐，7C）
总结起来，中国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式滥觞于西汉中晚期（公元前2C后半到前1C），到东汉（公元1-3C）达到极盛，魏晋南北朝到盛唐时期（4C-7C）主要在西北边疆地区流行，随后便沉寂下去了。
在同时期的西方，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和罗马帝国境内，男女创造-丰饶神奥西里斯（Osiris）/塞拉比斯（Sarapis）-伊西斯（Isis），同样以对偶、人首蛇身交尾的图式进行表现，与中国的高度相似。
埃及托勒密王朝石雕（公元前1C-公元1C）
在这些构象中，伊希斯一般头戴牛角、太阳盘和两根羽毛，呈现为眼镜蛇的形态，表明其古埃及渊源。而塞拉比斯则时而戴着古埃及的阿提夫王冠（象征奥西里斯），时而戴着圆柱状王冠。可以看到，两条蛇具有不同的形态。
罗马帝国钱币构图（公元1C上半叶）
托勒密埃及这种两蛇交尾的构图有更原始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塞拉比斯/奥西里斯和伊西斯都是纯粹的蛇形，而非人首。
如上图中，左右两条蛇的形态、所带王冠与塞拉比斯-伊西斯完全相同，表明它们就是后者的原始形式。
又如
实际上，伊西斯是古埃及的古老信仰，最初与蛇并没有什么关系，其拥有蛇的形态是较后期的事。是其与滋养和丰收女神雷内努特（Renenūtet）结合的产物。雷内努特信仰主要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也就是后来希腊人统治埃及的中心地区，往往被描绘成一条眼镜蛇或一个长着眼镜蛇头的女人。她象征着土地的肥沃，是王室和王权的保护者。
蛇首人身的雷内努特原始形象（右）
雷内努特向人首蛇身演化之一（古埃及第19-20王朝，公元前13-11世纪）
雷内努特向人首蛇身演化之二（公元前7-4世纪，都灵博物馆藏）
雷内努特的自然形态（公元前3-2世纪）
在希腊人统治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与雷内努特融合、人首蛇身的伊西斯被称为伊西斯-瑟茅斯（Isis-Thermouthis）。
托勒密九世在位时（前116—前107、前88—前81年），埃及法尤姆地区雷内努特神庙柱子上刻下的古希腊赞美诗，曾提到伊希斯-瑟茅斯。丹德拉（Dendera）神庙中的一块石碑铭文记载，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位第十八年（公元前10年）时，有人曾奉献一块土地给伊希斯-瑟茅斯，那里当时有一座这位复合女神的神庙。
那么可以推测，伊西斯与雷内努特结合成人首蛇身的伊希斯-瑟茅斯，大概不晚于公元前2C末。
伊希斯-瑟茅斯
另一方面，托勒密王朝为古埃及传统的大神Osiris，引入了新的形态，即塞拉比斯。塞拉比斯的科普特语写作Userhapi，即Osiris-Apis（奥西里斯-阿匹斯），是奥西里斯与神牛阿匹斯融合产生的崇拜，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在托勒密王国得到传播。
同时传入埃及的还有古希腊的蛇神阿加托斯·戴蒙（Agathos Daimon），其名字含义是“善神”，表现为一条蛇，原本只是一个家庭神，但传入托勒密王国后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变成了造物神，有时又等同于太阳神，或者雷内努特的配偶。
其后，塞拉比斯与阿加托斯·戴蒙结合，出现了人首蛇身的塞拉比斯-阿加托斯·戴蒙。
塞拉比斯-阿加托斯·戴蒙（公元前1-1世纪）
可见，塞拉比斯和伊西斯有各自不同的起源，起初并非对偶神。这与伏羲、女娲的情况是一样的（详后）。他们作为对偶神出现，可能滥觞于小亚细亚古城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os），当时该城被托勒密王朝控制。当地的神庙同时供奉塞拉比斯、伊西斯和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73—前270或 268年在位）。托勒密三世时期（公元前246—前222年），同时祭祀塞拉比斯和伊西斯开始成为王室祭祀的标准操作模式。
托勒密四世时（公元前221-前204年），首都亚历山大建立了第一座专门祭祀塞拉比斯和伊西斯的神庙。应该说，直到这时，塞拉比斯和伊西斯正式成为对偶神。当然，此时两位神一起出现时，是否同时被塑造为人首蛇身？不得而知。
但公元前2世纪末伊西斯-瑟茅斯出现，既然是对偶神，塞拉比斯至少也应该在这个时间，配合伊西斯的新形态，被塑造成人首蛇身的塞拉比斯-阿加托斯·戴蒙。
在中国，最早记录女娲的当属《楚辞·天问》和《山海经·大荒西经》，时间约在公元前3世纪。伏羲最早的记载则见于《庄子》《易·系辞》等，大约与女娲同时。这也表明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神话来源。两者最初并未表现为对偶神。
真正将他们联系到一起的，最早的就是灵光殿壁画，“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时间大约也在公元前2世纪末，且其在成为对偶神伊始，就呈现人首蛇身的形态。
托勒密王国和罗马帝国的塞拉比斯-伊西斯崇拜，随着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帝国国教而渐趋衰落，从4C末期开始便沉寂了。而中国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式继续发展，直到7C后沉寂。此后，印度反而于8C左右开始出现Naga和Nagani蛇身交尾的同样图式。
笔者认为，时间上的衔接说明，印度此类构象的产生，有可能受到中国新疆地区的影响。
Naga和Nagani蛇身交尾雕刻（9-10世纪）
印度Tripurantakeswara寺雕刻（11C末）
Chennakeshava 寺雕刻（12C）
在人首蛇身交尾图式这一文化现象上，埃及托勒密王朝-中国-印度构成了一个文化影响链条。其中，托勒密王国和中国一东一西，男女神以人首蛇身的形态对偶，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约公元前2C末）。
这是否意味着东西方各自独立产生了这种图式呢？由于以下三个原因，笔者认为，中国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式是受到希腊化的埃及影响产生的。
首先是因为，奥西里斯/塞拉比斯和伊西斯在埃及本土早期神话中，具有更加悠久的历史传承，能够抽绎出比较清晰的演化链条；而伏羲、女娲见诸文献或艺术的传承脉络，或者并不清楚，或者说是历史较短；
第二，从表现形式上，塞拉比斯和伊西斯除了人首蛇身外，还有更原始的形态，那就是纯粹的两条蛇：眼镜蛇雷内努特和阿加托斯·戴蒙。而伏羲、女娲则没有脱离过人的形态（人首），缺乏更自然的形式；
第三，就蛇形态来说，塞拉比斯-伊西斯在艺术塑造中明显为不同的蛇，说明其神话具有丰富的细节。而伏羲、女娲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画像艺术，都没有点明他们是不同的蛇还是相同的蛇。我们也无从得知关于它们的蛇形态的更多知识。细节的缺乏，只能用其是笼统地接受外来输入，而忽略了更丰富的神话背景来解释。
因此，伏羲女娲以人首蛇身的形态对偶呈现，是托勒密王朝影响的产物。至于其途径，不能忽视希腊化的中亚地区。当时的中国完全对希腊-埃及乃至波斯的融合文化免疫了吗？从伏羲女娲交尾图式来看，应该说，这股文化冲击波波及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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