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导读：本文题诗“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是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自以必死无疑，在狱中写给弟弟的绝命诗。苏辙也曾饱含深情地说苏轼：“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苏轼一生命途多舛，与弟弟兄弟情深，唱和的诗篇众多，比如千古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是写给弟弟的。本文讲述了两兄弟动人的故事。

宋徽宗元符三年六月，苏轼六十五岁，从海南儋州北返；次年，建中靖国元年五月，遇上瘴毒，停在常州。

六月，上表朝廷请求辞官退休，七月二十八日病逝，年六十六岁，所谓“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

弟弟苏辙这时居住在颖昌，早在四月时，已寄书给哥哥苏轼，劝他一起到颖昌同住，苏轼临死时，以不见苏辙为憾，留下遗言，要苏辙葬他在嵩山之下，并为他作墓志铭。

苏辙得知消息后，痛哭道“小子忍铭吾兄”，於是详述苏轼一生，有《祭亡兄端明文》，并派幼子苏远往奠。

祭文开头说：“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以是终。”

一

苏轼原先有一个哥哥叫苏景先，可是只活了五岁，兄弟俩少年时的健康也不甚好，苏辙“少年尝病肺”，到秋天脾肺都不佳。

苏轼也说他自己“少年多病怯杯觞”。可是两兄弟从小就接受了母亲程氏的完好教育。

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颇知诗书，当苏洵游学四方，不在家时，她便是苏轼兄弟的家庭教师，亲授以书。

据《宋史苏轼传》的记载：一天，程夫人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党锢之祸，为宦官陷害，临刑前，范与母诀别，要母亲割下不舍之恩，不要过分悲伤。

范母坚强地安慰儿子说：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苏轼就问母亲：我如果将来成为范滂，您同意吗?

程夫人回答：你能作范滂，难道我就不能作范滂之母吗?可见她教育两兄弟，不仅是读书而已，而要以古人名节来自我勉励。

因此，苏轼从小也就“奋厉有当世志”，兄弟俩熟读经史，纵论古今，苏辙曾经写过一首诗《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给哥哥，当中这样回忆：

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

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

文章风云起，胸胆渤澥宽

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

但是，两人的个性不尽相同，苏轼爱好书画，喜欢收藏，游山玩水，敢说敢做，爽朗豪放；苏辙则沉默寡言，性格内向。

因此苏洵就写过一篇《名二子说》，解释为两兄弟命名的原因：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

大意是说：车轮、车辐、车伞和车箱底部的四边横木都有重要用途，而轼则是车上扶手的横木，露在外面，好象没甚么用，但是少了它，也不叫做完整的车。所以，我怕轼将来会不注意到应该要约束自己。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苏洵对小儿子苏辙明显宽心的多，辙是车轮辗过的印迹，他既无车子行走的功劳，也不会遭到翻车之祸，所以知道，辙一生应可以免祸。

苏轼一生，有人称赞它诗、词、书、赋、琴、棋、画诸般全能；就连后来辞官隐居的王安石也称赞他：“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可是真正最让人感动的，应该还是他们兄弟之间的情谊。

二

嘉佑元年(1056年)三月，苏洵父子三人离家进京，时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十八岁。一行经过陜西凤鸣驿，因驿馆破败，不堪居住，只好住在旅店。

经过河南崤山附近的二陵要道时，马死了，改骑毛驴，到达渑池，兄弟在渑池老和尚奉闲的僧舍墙上题诗。

到达京城开封，父子见了不少名人，欧阳修读了苏洵作品，非常佩服，并且极力推荐给韩琦、富弼，可是没被重用。

嘉佑二年，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三人名震京师时，忽然噩耗传来，程氏病死家乡，只好匆匆回家，苏轼兄弟官运尚未开展，就暂先中断。

嘉佑六年，兄弟二人重回京师，参加朝廷的制科考试。先前，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给仁宗皇帝一篇《言事书》，提出了变法的主张。

虽然尚未正式实行，可是苏轼在试策中则认为，应该以渐变的方式较妥，并且说：“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

变法是必要的，可是过分强调法而忽略用人的适当，结果是不对的。要变法，就要考虑成熟；既变，就要坚持到底，不要有始无终；之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烟消云散，便是前车之鉴。

考试结果，苏轼“入三等”，苏辙考四等。当时宋朝考试，第一二等都是虚设，三等实是最好的。在此之前，只有一个吴育曾经入三等。

史传记载：仁宗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但是王安石对兄弟的文章则大为不满，而苏洵对于王安石更毫不客气，嘉佑八年，苏洵写《辨奸轮》一文，据时人说法，便是针对王安石而发的。

苏轼后来开始作官，派到陜西凤翔，苏辙在开封送哥哥赴任。苏轼写了一首诗给苏辙，抒发兄弟离别之情。

苏辙回来后读到此诗，揣测哥哥此刻应该走到渑池，而渑池正是他们六年前入京应试时曾经过的地方，于是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怀渑池寄子瞻兄》：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前四句回答苏轼先寄来的诗，五六句回想起当年事情，最后二句是设想苏轼独自出行乏味，祇能听到马鸣声，而无人可对语，虽然写苏轼的孤独，其实也就包括了自己的孤独。

苏轼也由此作了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回赠：

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时间虽才隔六年，渑池的僧舍面目已非，奉闲和尚已死，壁上题的诗也荡然无存，由此发出深沉的感慨，人生太渺小了，有如飞鸿，祇能偶然留下一些爪痕，转眼人死了，诗也不见。

这时的苏轼，二十七岁。而弟弟苏辙，也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出任河北的大名府推官，负责司法工作。

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二十八日，苏轼的妻子王弗病逝，第二年，父亲苏洵也去世，兄弟俩回乡守制三年。

熙宁元年(1068年)期满返京，这时朝廷政局发生变化，英宗已去世。神宗继位，颇思作为，于是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

苏轼兄弟虽然反对因循守旧，但也不同意变法的理论，因此卷入了政争。苏轼先应神宗的征询意见，反对王安石准备变科举，批评说朝廷“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神宗也曾嘉勉他敢言，结果苏轼前后又进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拟进士对御试策》等批评新政的措施。

但事实上，苏轼并非守旧派，他其实也赞成要“丰财”、“强兵”、和限制贵族官僚的子弟，荫补官职而“择吏”的革新主张。

然而，毕竟引发与新党人士的冲突。苏辙也因批评新法，多所不和，结果离开朝廷到陈州(河南淮阳)。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调往杭州，途中，兄弟相聚在颖州，这时两人政治上都不得意，被排挤出朝。

在欧阳修相伴之下，一同过了半个多月，分手前夕，在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

次日凌晨，兄弟分手，苏轼后来写给好友李常的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可见手足之情确深！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面对了百姓因新法受害的实情，写了不少描绘民生苦痛，讽刺新法扰民的诗。熙宁六年(1073年)，苏辙调到齐州(山东济南)，苏轼第二年也自愿请调到密州(山东诸城)。

他说：“携孥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克；请郡东方，实欲昆弟之相近。”意思是说，带着妻子儿女到京城去，只怕生活费用高贵，请求到密州去，是为了兄弟能就近照顾。

其实，苏轼也怕在朝廷不能容身，这种矛盾心情在著名的词《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表露无遗：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写在熙宁九年(1076年)。上阙表现忠君思君，他想归去，却又怕朝廷难处，因此还不如就在地方吧。下阙反映兄弟的离合之情。

据说神宗读到“琼楼玉宇”二句，曾感叹说：“苏卿终是爱君。”其实苏轼的担心，并非过虑。

因为在密州这一年，王安石因旧党围攻和新党的内部倾轧，曾第一次罢相，后来恢复相职；苏轼写这首词后不到两个月，王安石又第二次罢相。

吕惠卿原本是王安石提拔的，但他竟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书信，作为排斥打击王安石的工具，可见当时朝廷斗争的激烈。

密州的生活比杭州苦，但精神较好，经过一段时间后，苏轼修建了园圃庭台，还心血来潮做了一篇《超然台记》。

熙宁九年底，苏轼改调到山西的河中府；次年，苏辙改赴南京做签判；七月，兄弟会晤在徐州，夜晚共宿。想着当年的期约，如今又要分别，苏辙便写了著名的两首诗《逍遥堂会宿二首》：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飘泊在彭城。”

“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第一首触景生情，写逍遥堂的潇潇风雨，引起他对旧约的追感，一起对床共宿，暂时忘了飘泊徐州，只可惜终是一场空欢喜，还得离别。

第二首，想象哥哥走后，自己孤独，就像是古人山简整日醉酒，困卧不起，风雨凄凄。苏轼当时安慰弟弟说：“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

并且和诗曰：“别期渐进不堪闻，风雨潇潇已断魂。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后两句是用《后汉书·党锢传》的典故，夏馥在党锢之祸中，为逃避追捕，剪发变形，隐匿姓名，到冶炼之家作佣人。

弟弟夏静遇之不识，直到闻其声，才知是兄。苏轼安慰说：比起夏馥兄弟，我们还是好一点了。然而，这一个理想毕竟还是落空了，这次一别，竟直至苏轼病逝，也不能相从。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到湖州(浙江吴兴)，湖州原本风景优美，却因连年饥疫，死众甚多，城郭萧条，土地荒芜。

苏轼积极救灾，想“要与遗民度厄年”，但是，影响他一生的最大灾运来临了，那便是所谓的“乌台诗案”。

三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台的官吏皇甫遵，奉命从汴京赶到湖州，当场逮捕苏轼，据目击者载：“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真是未曾料及！

当王安石罢相后，朝廷逐渐演变成排斥异己的斗争，变法期间，王安石重用一批支持新法的人，苏轼在调任湖州上表称谢的奏折中，发了几句牢骚。

苏轼说朝廷“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进” “生事”等语，刺痛了这些人，于是群起弹劾苏轼。

权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认为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囿”。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攻击苏轼：地方有水旱灾、盗贼之变，就面有喜色，归罪于新法；又明上章疏，诋诮朝廷。三人成虎，神宗只有命令御史台审理逮捕。

驸马是苏轼好友，得知后立刻派人告诉在河南商丘的苏辙，火速通知苏轼。

皇甫遵到时，要苏轼立刻启程，苏轼与家人告别，妻子王闰之非常伤心，苏轼还特意安慰说：

之前宋真宗时，有一位隐者杨朴，能作诗，真宗召见，问能否作诗?杨说不能，真宗问：临行有人做诗送行否?

杨说：只有老妻作了一绝：“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大笑，就放杨朴回去了。

苏轼逗了妻子暂时放心，于是和长子苏迈一起出发，御史台又全面搜查苏轼家中所留诗文，必欲置苏轼于死地。

苏轼在途中和狱中，几度欲自杀，可是怕牵连他人，料想弟弟苏辙亦必不肯独生，只有放弃念头。

在狱中时被提审，与朝廷内外大臣、好友往来的诗文皆被抄获，加上罪名。有一首反应新法流弊的诗《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风霜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加载市，价钱乞与如糟糠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做河伯妇

诗的前半篇，藉一位江南农妇口吻，诉说霪雨连绵灾害，刻画忧灾惜稻的心理；后半篇则写农民为了交税，卖牛拆屋、卖谷米，为了换钱，只因新法之中，青苗法、免役法、水利法、西北抗外敌都要用钱缴纳。

这首诗与唐朝杜甫、白居易社会写实诗的内容没两样，可是就被罗织锻炼，严刑逼问。在强大压力下，先后受牵连的内外大臣竟达数十人。

苏轼自料必死，在狱中，把日常服用的一些丹药藏下，以备定罪后，好超量服用自尽。苏轼曾与儿子苏迈相约，平时送食只送菜肉，若有不测，则送鱼。

一次，苏迈有事，托一亲友送食，忘记交代，恰好亲戚就送了一条鱼，苏轼大惊，便写了两首诀别诗，托狱卒转给苏辙。

这两首诗的题目是：《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第一首是说：当初从政时，曾寄诗给苏辙相约：“寒灯相对寄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郑州别后马上寄子由》)

前一年在徐州时也说：“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扶病入西州。”如今功未成，名未遂，结果却得“先偿债”，留给子由的是“十口无家更累人”，让弟弟独自伤心。今生已矣，只有希望来世时，再成为兄弟，好了结兄弟情缘。

第二首则写：身系御史狱，铁链缚身，几经恐惧，命如待宰的鸡。伤愧没能留甚么给老妻和孩子，狱中又听说：湖州、杭州地方的百姓，为他斋戒作道场以求解厄，有月余之久，因此唯有死后，就把他葬在那里，以为回谢。

乌台诗案是一场有名的文字狱。作为苏轼主要罪证的《钱塘集》，今天已经失传，但是从宋人当时所纪录的诗文，多数仍可以找到。

像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的第二首：“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原本李定、舒亶就极力大作文章，说他“怨诽君父”。此诗一出，副相王珪更举后面三、四两句说：“今陛下飞龙在天，轼欲求之地下之蛰龙，不臣孰甚焉!”

结果，连神宗都觉得未免太牵强了，说：“彼自咏桧尔，何预朕事!”狱中，官吏问他这两句诗有无讽刺之意，苏轼回答说：他是根据王安石的诗句“天下苍生待晓雾，不知龙向此中蟠”来的。

可是，王珪等人硬是捕风捉影，要置苏轼于死地，当时朝臣有人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上书营救，劝谏神宗。

比如章惇，虽然政治立场是支持新法，但他劝神宗，当初仁宗得到苏轼，以为是得到一代之宝，如今把他下狱，只怕后人说皇帝“听谀言而恶讦直”。

宰相吴充则举例：曹操尚能容忍弥衡为例，皇帝以尧舜为榜样，岂不能容下一个苏轼吗?

王安石弟弟王安礼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举人，不以言罪人，若对苏轼判刑，恐后人批评不能容才。

甚至养病的仁宗皇后曹太后亦出面：过去仁宗曾高兴地说为子孙得两宰相。现在苏轼是否被仇人中伤?

至于弟弟苏辙，更写了《为兄轼下狱上书》，说道：“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情愿以交回官职，来换哥哥一命，实在哀凄动人，可是没有用，朝廷依然不理。

苏辙另有一组诗《次韵子瞻系御史狱，赋狱中榆槐竹柏》其中《咏榆》写道：

“秋风一何厉，吹尽山中绿。可怜凌云条，化为樵夫束。凛然造物意，岂复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问直与曲。青松未必贵，枯榆还自足。纷纷落叶下，萧条愧华屋。”

凌厉的秋风中，万物雕零，凌云枝条也成了樵夫的薪材，贵贱荣辱，完全因所处的地势而然;青松未必可贵，还不如一树枯榆，能够自保其身。

又如《残腊五首》之一：“霜雪何与我，忧思自伤神。忠信亦何罪，才名空误身。”这都是因为哥哥苏轼而发的。

最后，还是靠了当时已隐居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的话起了决定的作用。“以公(王安石)一言而决。”

苏轼被从轻发落，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获释，被贬往黄州(湖北黄冈)充团练副使，但不得签办公事，苏辙同受贬斥，贬为筠州监酒，总共经过了一百三十天的生死煎熬。

四

贬谪黄州的日子，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结束，神宗下手诏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历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把他调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河南临汝)。

但是这五年的日子，真正让苏轼有了绝大的改变，不仅生命体验成熟，心灵从容再生，艺术才情升华，皆使他在作品上放出辉煌的光彩，许多著名的文句汩汩流出。

他亲自开垦躬耕，修建了东坡雪堂，曾在那里夜饮大醉，返回城南临皋的家时，无人应门：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流畅的白话，道出渴望摆脱营营终日找寻自由的心理，据避暑录记载：第二天盛传，苏轼作此词后，便挂冠长啸而去。郡守徐君猷大惊，以为失去罪人，赶忙来寻，结果发现他正酣声如雷未醒。

又如，元丰五年三月七日，他到离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蕲水等地，途中遇雨，同行人狼狈不堪，他却从容不迫，写道：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情。”

面对风雨，一面吟啸，一面徐行，从容无惧，在他看来，风雨必将过去，斜阳必然相迎，这便是一种成熟的人生哲学。

同年七月、十月，两次游赤壁，写下了名篇《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他知道这里不是三国赤壁大战的地点，但将错就错，引出怀古的千古绝唱，并在两篇散文赋中，用了老庄的听任自然，超然达观的处世哲学，在极端失意时，解脱自己的痛苦，看到人生的无尽面。

世人都熟读称颂《前赤壁赋》中“客亦知夫水与月乎”一整段充满哲理的文字，而《后赤壁赋》虽然没有这样的议论说理，但是一样使人产生清冷、孤寂的感受。

苏轼善于把所睹见的事物，通过联想寄托情思，这篇文章最后安排一段「孤鹤」化为道人的梦境，实在令人产生迷离恍惚，缥缈幻觉，也反映贬谪的悲凉与追求超尘的心情。

苏辙此时贬到筠州(江西高安)，为监盐酒税的小吏，诗作很多，有一首颇能代表他的心理与生活的诗《次韵子瞻与安节夜坐》：

少年高论苦峥嵘，老学寒缠不复声

目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册渐忘情

功名久矣知前错，婚嫁尤须毕此生

家世读书难便废，漫留案上铁灯檠

贬到筠州，他自觉不会就是了结，政敌应继续迫害他们。想学老蝉不再出声，以免再惹祸起，思乡之情更生，他精研佛理，交往道士，但又不能辞官，因为子女、家人生活必须解决。

立功既然无望，于是开始把精力放在学问文章上面。苏轼在黄州，开始写易传、书传、论语说等;苏辙在筠州，也开始作诗传、春秋传、老子解、古史等书。

从两人的诗作数量看，苏轼一生存诗近二千八百首;苏辙有一千七百余首。而苏轼在赴黄州途中及在黄州期间，存诗一百七十一首。

苏辙赴筠州及在那里期间，共有诗二百七十首。最有名的散文，如：《东轩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也都作予筠州期间。

五

元丰七年(1084年)神宗下令苏轼，调到河南的汝州作团练副使，途中他去看弟弟苏辙，在筠州一起过端午节：

一与子由别，却数七端午

身随采丝系，心与昌歜苦

今年匹马来，佳节日夜数

儿童喜我至，典衣具鸡黍

六月，苏轼与长子苏迈游览石钟山，写下著名的《石钟山记》。七月，到金陵，王安石亲自来江边见苏轼，两人聚会，同游数日，说诗唱和。

这是一次非常令人感慨的场面，因为此时，王安石已罢相，隐居金陵八年，两人虽然曾经政见不相合。

但此时，一个经历生死大关，心境渐趋成熟;一个息心隐退，挽救老友，之后不再过问政事是非;只有真正的友情才永恒存在。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病逝，继位的哲宗仅十岁，由高太后听政，恢复起用因反对新法被贬斥的人。苏轼调到登州，再被召回朝，陆续升至翰林学士兼侍读。

此时司马光任宰相，尽废新法，苏轼不尽赞同，认为免役法、差役法虽有弊，但关键还是在执法者是否适当。这与从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相同，主张变革，但应“渐变”，而反对“骤变”，可是司马光则不以为然。

在其它政见上，苏轼也不尽然赞同旧党，结果既得罪新党，也得罪旧党。至于苏辙，也于元佑元年(1086年)，改任右司谏，兄弟同朝共三年多。

然而，苏轼长久觉得，如果自己“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因此上疏请求出任地方官，终于在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

苏轼到杭州努力水利工程建设、疏浚运河、西湖、及六处大水井，史书说杭州百姓都：“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元佑六年，调回朝，不久，又改知颍州，次年知扬州，复召回朝，元佑八年，哲宗亲政后，终于把他调到定州(河北定县)，接着远贬英州(广州英德)、惠州(广东惠阳，)从此不再回到朝廷了。

至于苏辙，则在绍圣元年调到汝州(河南)，再贬袁州(江西宜春)，未到，又贬至筠州，一年之间竟三黜。

六

苏轼一向不善料理生计，有钱就花，元佑年间，奔波于地方、朝廷，调动频繁，再加远谪岭南，路远千里，经济便生问题。

苏辙在元佑以前，俸禄较苏轼少，子女多，但后来一直在朝，并曾位至门下侍郎，副相，经济便宽裕多了，于是帮助哥哥及侄子苏迈家人迁往宜兴生活。

苏轼在惠州，虽然能秉持一贯关心民瘼疾苦，尽心任职，可是心理上，另外一个打击影响甚大，那便是侍妾朝云死亡，苏轼写《朝云墓志铭》中，把朝云的姓氏、籍贯、生卒年、跟随苏轼的时间、为人品格，都清楚交代，内心悲痛，不明而知。

艇斋诗话记载：苏轼惠州期间，有一首《纵笔诗》：“白发潇潇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诗传至京师，章惇笑道：苏轼还这般快活吗?于是就把苏轼再贬到儋州(海南儋县)，其实主要因为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加重对司马光等元佑党人的惩处，苏轼兄弟自然也在内。

苏辙贬雷州(雷州半岛海康境内)，两人在广西藤州相见，一起前进。苏轼痔疮发作，呻吟不止，苏辙整夜不寐，劝苏轼戒酒。

六月，兄弟相别于海边，环顾大海，天水相连，茫茫无际，苏轼感伤：“何时得出此岛耶?”兄弟在海南期间，有不少唱和抒怀之作，书信往来，思念情深。

苏轼《和陶停云》诗：“停云在空，黯黯将雨。嗟我怀人，道修且阻。….我不出门，寤寐北窗。念彼海康，神驰往从。”

苏辙也说：“云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岂遥，隐阱斯阻。梦往从之，引手相辅。”

在苏辙住屋后面，有一株月季花，被砍伐后，秋雨滋润，根又发新芽。

苏辙有诗《所寓堂后月季再生与远同赋》：“偶乘秋雨滋，冒土见微茁。猗猗抽条颖，颇欲傲寒冽。势穷虽云病，根大未容拔。”

苏轼也和《次韵子游月季再生》：“幽芳本长春，暂瘁如蚀月。且当付造物，未易料枯卉。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笋茁。”

这两诗也是他们的写照，正因为根基深广，才不被“势穷”“暂瘁”压倒，才有“傲寒冽”的精神。

七

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四月，苏辙调回岳州；五月，苏轼调廉州(合浦)、舒州(安庆)、永州(零陵)。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决定住在常州，不到颖昌与弟弟同住。

他不想去的原因，在《与子由书》中详说：“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颖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

北行渐进决不静尔。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颇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

这说明：由于北方朝廷政争未已，新旧两党，是是非非不安静，只有极力避害为上。

苏轼在惠州、儋州，健康还好，经常弄些药物、单方治瘴气。他本人懂医，后人汇集他与沉括的药方，编成医书《苏沈良方》。

可是他北归到虔州、常州途中，长期湿热气候，终于病倒。原本已请准致仕，但是终于在常州发病，似属痢疾，他给友人的信中曾说病情：“某昨日啖冷过度，夜暴下，旦复疲甚。”

“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作，饱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

“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疲甚。细查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

“卧病五日，日以增剧，以颓然殆尽矣，两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知也。…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

在他去世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曾题诗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一生从宦四十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三个贬所度过，建功立业理想无法实现，终不掩抑郁之情。

苏轼临死对钱济明说：“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

苏轼留下遗言，请弟弟苏辙葬在嵩山之下。崇宁元年(1102年)元月，苏辙同时葬兄轼、嫂王氏、媳黄氏，于河南郏县的小峨嵋山，卖掉自己部分田产，资助苏轼之子。

苏辙每睹兄长遗墨，便唏嘘流泪。在另一篇《题东坡遗墨卷后》再次认为，自己文墨不能跟哥哥比：

“少年喜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间，堕地皆琼英，凛然自一家，岂与余人争。”

政和二年(1112年)十月三日，苏辙卒于颖昌，年七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