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守永
敦煌是什么？一个地名，一座城市，一部大百科全书，一个灿烂的文化符号！
曾接待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等3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过日本首相竹下登、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泰国公主诗琳通、印度原总统纳拉亚南等，接待过无数远道而来的观光客人——一个敦煌让世界为之着迷。
樊锦诗是敦煌最近40年的见证人，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敦煌学研究专家，是全国政协委员，是驰名中外的敦煌研究院院长。1962年，她这样一个上海长大的年轻姑娘，留着一头短发，带着实习的愿望走出北大校门来到敦煌，在三危山下，在莫高窟中，一直呆到今天。都市繁华远离了她，黄埔江畔的湿润换成了戈壁摊的燥热。一年降水不及南方半天甚至一小时的环境里，她默默地与石窟相伴，著写着一个从少女到老太太、从实习生到院长的人生之旅。
一如石窟内涵丰富而不显张扬，樊锦诗也喜欢静默低调。比如，无论是作为实习生，作为研究员，作为院长，在一无例外的来宾合影留念中，她总是往边角溜；在外面需要出头露面的场合，她则能躲就躲。她的低调理由是：敦煌应该因为我们而得到实实在在的保护和价值发掘，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敦煌给个人加添光环。
第一次见到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谦和形象的定格。前不久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其他学员去河西走廊调研，走出敦煌机场时看到接我们的人群中有一位身材矮瘦衣着朴素的老人，没有更多的寒暄，只温和地道一句“欢迎来敦煌”。得知她的院长身份后，我产生一种把她介绍给本报读者的强烈兴趣。
没想到她断然拒绝：“我自己没什么好写的。我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保护和研究好敦煌。”妥协的结果是我们俩以谈敦煌的研究保护为主题。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那茶几上堆满研究资料的会客室里，樊锦诗聊起了石窟和石窟中的40年人生。
“我是希望冷一点。人生太快，太短，谁知道哪天老天就把你收走了。人的一生什么也带不走，所以抓紧做点事”
问：您知道自己为什么吸引媒体记者吗？
答：可能看到我是个小老太太看管着这么有影响的敦煌莫高窟吧。
问：小老太太，大学问家！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
答：学问家谈不上。有记者说采访我太难了。我就是希望冷一点。人生太快，太短，谁知道哪天老天就把人收走了。所以人的一生什么也带不走，就是实实在在做点事。
问：当时是怎么来到敦煌的？
答：我的老家是杭州，但从小长在上海。1958年高考，我撞进了北京大学的历史系。那时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有学长劝导说学考古可以到野外去，也许是有那么点浪漫情怀，学上了考古，最后居然来到了敦煌。
我到敦煌工作，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记得当时是实习来的，来了没想马上走，也没想永远干下去。慢慢地被敦煌的魅力感染，也感到敦煌需要我，有很多工作要做，就留下来了。
问：江南水乡和西部戈壁反差这么强烈，适应吗？
答：我们那个年代吃苦是不怕的。在敦煌，无非是阳光强烈点儿，水质硬点儿，空气干燥点儿，伙食差一点儿，生活枯燥点儿，这些都没什么。
难的是怎样维系一个家庭的生活。大学毕业后，我和我的大学同学结婚，他是分配到武汉大学，我们就分居过了20年。这期间，也想往一起调，但不是我这里上级不同意，就是他那里不放行。一年中，或是我去武汉看他一次，或是他到敦煌看我一次。他看到敦煌的条件比较艰苦，有段时间，就把孩子带到他的身边，一边上课，一边照看两个孩子，真不容易。
问：您怎么评价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答：我觉得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我的丈夫彭金章，他在研究方面很有建树，为我这个家也做出很大贡献。这也正是让我能够安心敦煌的一个原因。
我这个人生活上的要求很低，穿衣吃饭也不讲究，娱乐享受也不追求。作为女性，这也是我的局限性。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敦煌工作还是比较卖力，我对敦煌的保护做了点事情但有限。今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60年，是包括前辈在内的所有研究工作人员在山沟里的60年。回想起来，这是我们的前辈们，不求名不求利，辛辛苦苦打下的基础。可以说，他们的精神也感动着我，感染着我。如果想写点或再做点什么的话，就是想把大家做出来的成绩以及精神品格好好总结总结，以便后来者继承下去，把今后的事做得更好。
问：敦煌研究院成立60年里，有您的40多年，也是元老了。听说您除了不愿意接受采访，连外面来了重要贵宾也不喜欢抛头露面。
答：说句套话也是真心话，如果说敦煌研究院的今天的工作做得还不错的话，那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常给年轻人说，我们已经老化，你们是比我们强，尤其是保护研究方面。
我们必须强调后来者的力量。保护是永远的工作。是为后人，也是为世界，为人类的稀有文化保护尽一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我们到了这把年龄，只能把保护和研究的事情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敦煌是国际文化名牌。来的国际国内名人很多，有外国总统，有国内贵宾，要拍照时，我只要凑个数就行。别人说，你怎么老站在后面？我说我不希望自己抛头露面。
我总觉得自己没多少本事。我不是管理专业，保护也成半掉子了。很愧疚。所以看点资料，学点东西是我最迫切的。
有时给我荣誉都不好意思。我们那个年代，见荣誉要让人，见困难要上。2002年从西藏回到敦煌，得知让我参加北京的全国杰出科技人才会议。我想我不是科技人才，另外我也不杰出，让我去是不合适的。但省里还是让我去，心理很不安，有点诚慌诚恐。
问：您的家庭生活现在怎样？
答：我爱人原来是搞商周的，1985年从武汉大学调到敦煌就改成佛教考古，应该说在研究上也比较有成就。两个儿子，老大现在在日本工作。老二是大专毕业，现在在打工。我想象，如果当时能多给他点帮助，可能会是本科或者研究生？工作也可能好一点？回想起来，这应该说是对儿子的一点歉疚。也是我们热心于工作的代价。
问：现在你们两口子生活在一起了，在单位您是院长，他是职工。在家里呢？
答：我没做什么家务事。在家里丈夫很照顾我，所以没有他支持，工作也一定做不好。我们的第一代院长，因分居而离婚。第二任院长，也分居十几年，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我们分居20年，也克服了好多困难。要是现在一些年轻人的观念，该离婚好几次了。
“敦煌还是很脆弱的。现在社会浮躁得很，但敦煌的保护和研究不能浮躁。”
问：在外人看来，敦煌很有魅力。但这里生活的枯燥是显然的，你们是不是靠“魅力生存”？
答：外面来的参观者，是短时间里以欣赏的眼光来的，敦煌的魅力的确会感染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但是常年生活在敦煌研究院的人，感受就会复杂一些。
至少，这里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我想年轻人要更苦一点，除了上网，看电视，基本上不能体会到都市生活的丰富多彩。说一个现实问题，这里找对象也不容易，尤其是女孩更难。我们现在正视这个问题，也尽力做可能的改善。
好在敦煌的确有它的非凡魅力。在这里工作着是幸福的。对年轻人来说，在敦煌坚守不容易，但在敦煌获得研究和发展的机会也是来之不易。我的任务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研究保护敦煌的事业舞台，这是吸引力的根本。
问：您用了个词叫“坚守”。
答：是“坚守”。敦煌的研究和保护越来越难，越来越是啃骨头了。所以必须寄希望于年轻人坐下来，沉下心做好研究。敦煌还是很脆弱的。现在社会浮躁得很，但敦煌的研究和保护不能浮躁。
问：脆弱表现在哪里？
答：还是人才。敦煌的保护靠人才，我们必须有层次高的一批人才，才能保证今天研究和保护的需要。但要培养、吸引一批高层次的人才很不容易。
我当年来的时候，研究院专业人员占多数，行政人员很少。48个职工中，起码30多个是专业人员。这些人中有研究院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常书鸿，有把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的段文杰，这一时期创办敦煌研究杂志，出版文集，出席国际会议，在外面办展览，石窟对外开放，培养人才，可谓轰轰烈烈。
值得我们一说的是把人才送到日本或国内高校培养，打开了人才培养的新局面。现在每年都送出去。包括这里招聘的讲解员，我们都送出去培养。我们的60多个讲解员，都得会一门外语。考上硕士也让你念，单位掏钱。为啥这样做？人才难得啊。
我总是想我们还很脆弱。让人才走出去，到国际国内的高校进修，到国际会议上交流，他能掌握更多的信息，也利于再创造。这也是我们在地域环境不利的情况下，逼出来的招数。现在，研究院里设了课题费，对中青年优秀成果给予奖励，奖励水平比甘肃省的还高，一等奖5000元，二等奖3000元。已经评比了两次。
问：和日本之间的合作是怎样的？
答：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出国留学，得到了日本有关机构的支持。从1985年开始，在平山郁夫的帮助下，得到日本的学术基金会如鹿岛财团、文化财振兴财团等以及东京艺术大学和日本经济新闻社的支持，每年送出去两三人，多的时候达4人，学两年到四年。到国外眼界开了，做试验水平高了。所以，别看我们这里地处西部戈壁，但大家的思想观念一点也不土。我们的研究院里有美术、文学、历史、佛教艺术等各种专业人才。这也是我感到最可欣慰的地方。
“敦煌宝库还待深入开掘。我是越搞越觉得艰难而胆小。我们面临的课题很多，压力也很大。”
问：您以学者或管理者的身份一呆40年，对敦煌文化该有自己的独到的感悟吧？
答：敦煌的文化，特点之一是比较古老，从4世纪到14世纪，一千年没断过，自成体系，成为一个系统。不像其他石窟，这个朝一段，那个朝一段。另外这里干燥，又不是政治中心，相对比较安定，就保留下来了。如果长安洛阳的壁画留下来，说不定会比这里的还好，但那里没有了，敦煌却保存下来了。还保存的量很多，世所罕见。735个洞窟，壁画有45000平方米，彩塑有2400多身。这样多的艺术品集中在一个地方，世界上哪里还有？完全是个博物馆。
再者，这里展现的是佛教艺术，是对一千年佛教形象、佛教历史的形象记录。除此之外，可贵的是，壁画描绘得都非常细腻，而且绝大部分是佛教的内容。佛教的一个个经变都不一样，记录的场面是当时的场面，表现的建筑、舞蹈、交通等都是当时的状况，内涵是那么丰富。有人说是一部大百科全书，有人说是墙壁上的博物馆，所以价值体现是多元的，不仅有艺术价值，有宗教价值，还有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像这样多元的、丰富的内容，保存的信息特别多，4 万多平方米的壁画，意味着着多少信息啊。研究者可以从中找到很多资料。
问：目前的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答：申请世界遗产，第一批就有敦煌。博物馆是可以移动的，但敦煌是不可移动的，莫高窟内容极为丰富。藏经洞的文献又涉及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等诸多方面，含有八九个民族的文字，可谓浩瀚灿烂。所以国际国内都在研究，敦煌成学。国内有北京、兰州、广东、武汉、杭州、台湾等地的大学，国外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法国、俄罗斯、德国、韩国等地的学者。敦煌真正成为文化的世界性、多元性、丰富性。1983年开始，先后有5次国际性敦煌学研讨会在这里召开。另外古丝绸路保护研讨会，也开过两次了。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多次出去，到美国、日本、印度、英国、泰国、法国等地去过。国际国内研究得越多，越是感到要好好地保护，这是不可多得的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遗产。
可以说，凡是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的不能不提敦煌。搞文献历史研究的，搞其他文化研究的，大概不用敦煌资料的也不可能，有的用藏经洞的材料，有的要看石窟。敦煌在人文、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一席之地。
问：敦煌进入正规的研究和保护已经有60年的时间，有哪些成就和问题？
答：从1943年，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常书鸿带着10多位青年学子来到敦煌算起，是有60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在研究和保护上都很有成绩。
从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基本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比如，石窟壁画上是什么内容，什么人物，什么乐器，等等，都基本可以搞清。但关于“为什么”的问题还有很多待解之迷。比如从现象上看属于佛教艺术的绘画雕塑，它并不是孤立地在从敦煌来的，从长远看，应该有其自身的文化历史背景。那几十种经变画，从一进入唐就开始盛行，但经变也不是齐着出来的，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是有的早出有的晚出？为什么这个画的多，那个画的少？我们常说敦煌是中西交汇，但文化上怎么汇合的？乐器来自西域，但服饰有的是东亚民族的，有的服则可能是波斯的，这又是为什么？这都有待研究。如果就经说经是说不清楚的，肯定和佛教、社会、文化思潮、中域、西域的历史有关系。这些都需要探讨。
问：您对保护的话题比研究更感兴趣。
答：保护比研究更显得急迫。敦煌保护，我是越搞越觉得艰难而胆小。我们面临的课题很多，压力也很大。我们在几十年的研究中，建立健全了保护研究、接待管理机构，在文物安全防范、壁画彩塑修复、环境监测、敦煌学研究、石窟科学管理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精心管理的典范和公认的国际敦煌学研究最大实体，同时也成为甘肃旅游业的龙头。
但游客的增加也带来新的问题。我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提案中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一年的游客达到30来万，而且大部分集中到一年的几个黄金旅游周和旅游旺季。目前的导游方式是，讲解员在洞窟内向游客进行讲解，每个参观团大约在洞窟内停留5到10分钟，而且前一个团刚刚离开，后一个团马上进入，造成洞窟内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灰尘等急剧增加，监测表明，每40个人进入洞窟内参观半小时，洞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身高7.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上升4度，这显然是对洞窟的过度使用，对洞窟内十分脆弱的壁画、彩塑带来潜在的危险。
有一个预测，未来5到10年，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可能增加到50万，那时我们得承受更多的压力。
问：现在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答：游客数量和有限的承载量，游客的文化需求和洞窟接待模式，旅游业和文物保护，这是三对客观矛盾。我琢磨退缩不是办法，最好的应对办法是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我设想，一是加强旅客接待管理以增加旅游接待的计划性；二是增加参观景点，如开辟藏经洞陈列馆、陈列中心，开放莫高窟北区僧侣居住、修行洞窟等分散游客；三是加大旅游开放基础设施的建设，利用现代化手段，通过数字化模拟，使游客在一个服务中心，能全方位地看到典型洞窟的展示，了解更多的文化信息。
问：游客服务中心的建立靠国家还是靠社会？
答：建设游客服务中心估计得耗资2亿多元，我是建议国家站在莫高窟长久保护的角度能够归于立项支持，但也可以通过社会融资解决。有眼光的企业家能够在这里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也是为这一举世无双的文化遗产保护做出贡献。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