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第374期，文|钱小鱼，转载自公众号“拉勾网”（Lagou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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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用一场暴走向全职进行了告别，离开公司那天，他徒步从西二旗走回了潘家园。从天亮到天黑，他走了7个小时，腿很酸，但心里痛快得不行。
这天晚上之后，他彻底从一个互联网人变成了自由职业人。
没有人统计过中国有多少自由职业人，只有一家外国兼职平台的CFO在2014年来中国时提起，中国的自由职业者，已经差不多在他们平台挣了5千万美元。
这是一个被自由和稳定拉扯过的群体。他们技能突出、人脉广布，在经历过企业传统的工作模式后，毅然选择抽身而出，选择利用自身技能在社会中探寻另一种职业发展的可能。
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一个具有现代感的职场问题：个人与个人的自由联合是否比组织的联合更有效率？
我们访问了四位拥有不同技能的自由人，试图从他们的生活状态里找寻答案。
束缚
Joy入职两个星期后，就产生了离职的念头。刚认识不久的同事Nancy，趴在他右侧的工位上，肩头微微抽动，他可以听到她努力克制的轻微抽泣声。
十分钟前，他们的领导Molly带着一阵风从他背后走过，厉声指责了Nancy工作上的纰漏，末了丢下一句话“你这种样子，真应该想想为什么你男朋友离开你。”
Joy去年刚从英国回来，在那边完成了自己数字媒体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毕业后，他在英国一家科技公司做了三个月的实习生。在这家公司做运营策划是他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应该是这样的。”对Nancy的遭遇，Joy有些愤然。“尊重是相处的基础，工作当中进行人身攻击就太过分了。”这种情况在Joy入职后发生过很多次，有时候晨会后，会有同事被单独留下，然后在一顿怒喝之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来。
Joy出生于90年代以后，对他这一代人来说，中国职场中存在的领导对下属的绝对权威是难以理解的东西，“权威”在他们的成长中，已经伴随着父母亲人的独宠解构破碎。他们在与人的相处中更强调自身个性，以及对彼此观念的认同，这种相处模式在他们成年以后，延续到他们对待工作伙伴的态度中。
在一份对90年代员工的调查中显示，“对员工的尊重”超越了“完善的福利待遇”和“有竞争力的薪酬”，成为这一代人眼中用人单位最重要的竞争力。
Joy在英国实习时的boss和Molly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一次他不小心出了错误匆忙去道歉，boss微笑安抚他“没事没事，你不要这么紧张，改好就行了。”
在英国这家公司他得到的尊重还包括工作时间的严格限定，超过下午六点下班，他会收到boss“严厉”的警告，告知他需要在半小时内结束工作回家。Joy认为这种工作制度提高了他的工作效率，也给了他更多的个人时间。
但是在国内，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压缩人力成本，分配给每个人的工作量远超标准的8小时工作制，他每天都不得不牺牲健身和与朋友聚餐的时间完成工作，“加班的感觉很糟糕，除了生计之外，我觉得还应该有更多生活上的追求。”
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去年6月离开公司的叶君。在两个leader轮番挽留了五六次之后，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做一个自由职业人。
“这种消耗太可怕了。”叶君回忆起自己不长的全职生涯里，像噩梦一样萦绕不散的加班时眼神里还有一丝后怕。作为团队的主美，在完成每天的工作后，被要求留下来加班是经常的事。“我的私人时间是很宝贵的，而且在闲余时间让大脑放松，其实可以更好的创作，我不想一直绷着一根弦。”
这是上班族无法绕开的难题，即便叶君很享受与同事相处的感觉，他还是不得不为了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把自己从这种舒适的社交土壤里拔出来。但他对自由职业的社交维系依然保持乐观，他觉得自己或许可以探索与同事相处的另一种模式，在一定的距离感之下保持互动。
摄像师艾达则想逃开复杂的人际交往。三年前，他呆在一家传媒公司，这家规模不足百人的公司暗藏着各种小团体，揣摩和估算与人相处的姿态让艾达窝火，强烈的置身事外的欲望让他与周围同事领导的关系不温不火。
加入公司两个月后，他因为“不懂交际”被调到了一个与摄像无关的后勤部门，这最终成为了他离开公司的原因。
某种自由被限定成为艾达们投身自由职业的关键因素，比起接受外界的约束，他们更愿意服从自己的安排。
已经自由一年的美食作家严文认为自由职业人都是自我管控程度很高的群体，比如他自己，每天上午都会起来完成文章，放在自己的微信号上进行推送，下午则会与预约好的人进行访谈，基本不会让自己闲下来，“我们自由，但并不散漫，没有人比我们更会管理我们自己。”
新生
六月一号那天，叶君终于夺回了自己人生的管理权，办完离职手续走出大楼，他跑去交道口的蜗牛咖啡厅，和一群陌生人唱歌、表演节目、看葫芦娃，像孩子一样过了一个儿童节。
晚上回到家，他觉得自己像与大海搏斗后上了岸，前所未有的轻松。看电影、打游戏、看书，他一头扎进平时未能久待的房间里，一直到凌晨五点才睡，第二天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这个舒服的好觉像是他与生活一次久别重逢的拥抱。
这种生活作息后来成为了叶君的常态，晚上十点到凌晨五点是他固定的工作时间，白天则做一些不用脑的轻松的事，他笑称自己活在另一个时区。“我的灵感总在深夜才来，我只能等他走了再睡。”
每月十天的工作时间是叶君为自己定的标准。朋友和前同事每月都会给他推荐“活”，这种“活”多是公司在漫画、动画方面有需求，想找外包解决。
叶君会在这些“活”里挑选自己愿意做的，然后把它们集中安排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余下的二十天他会看电影、约朋友、散步、健身或者折腾一些新鲜的东西。
这十天的收入，是他以前全职收入的两倍以上。
叶君对这种状态很满意，他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直向往的自由。
自由职业人在国内是一个存在已久的概念，但它每被提及总与低收入、不稳定、散漫、未来堪忧等观点捆绑在一起，近两年，随着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日益关注，很多真实的数据才被还原。
2014年国内某大型信息网站发布了《2014年O2O自由职业者分析报告》，里面指出受访自由职业人平均月薪在8000元以上，超过了当时北京白领的平均月薪。
去年由《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进行的“2015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中，自由职业人也登顶了“2015年最具幸福感职业排行榜单”，有媒体评价，一个幸福的职业不仅应该有高薪，还应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相对来说，自由职业人这个词远不如它对应的英文“self-employed”来得贴切，香港那边把这个词译作“自雇人士”。严文2006年提出的“魔方公司”正和这个观点一致，那时候的严文在为一些餐饮店做策划、营销、定位方面的工作，“每次接到活，我都会把它拆解，每一个部分都给最专业的人去做，比如，我负责策划的部分，我擅长平面设计的朋友负责方案的视觉化。”
严文觉得每个有能力的人都是一块魔方，大家可以自由组合成一家“公司”，自己雇佣自己，而不用去遵从传统的朝九晚五坐班概念。
严文从去年开始推掉全职事务，专心于自己的美食事业，他认为对食材的发掘和合理利用是未来美食领域的发展方向，因此他这一年都在四处游历，边吃边收集食材资料，目前为止，他已经在全国的20多个省留下了足迹，发掘整理了700多种食材。“有些食材还是向国外的朋友打听的，我会让他们把东西寄过来，或者拍照给我。”
这种生活让他有机会去接触生活中更多质朴又珍贵的东西。一次他独自去云南，在山上徒步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骤雨，他慌乱的跑进目所能及的唯一一间茅草屋，主人沉默的招待浑身湿透的他在生起的火堆旁坐下，严文烤着火，听着火堆上吊起的锅里发出的咕嘟水声。
雨停要走的时候，一直缄默的主人却发话要他留一会儿，主人走出屋，采了一些蘑菇野菌回来放在锅里，煮了一碗新鲜的菌汤给他喝。“那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菌汤。”唇齿间的温暖鲜香瞬间扫除了他淋雨后潮湿的心情。这道食材后来被他收集起来送给朋友，变成了现在一家云南火锅店最初的创意由来。
Joy用一场暴走向全职进行了告别，离开公司那天，他徒步从西二旗走回了潘家园，从天亮到天黑，他走了7个小时，腿很酸，但心里痛快得不行。
“我感觉上班时被挤占的健身时间都补回来了。”
现在每天晚上的7点都是他固定的gymtime，他的生活过得比全职时还要规律，无论前天晚上几点睡，他都会在第二天的八点起床，完成一天的行程安排。
节制的享受自由时间是自由职业人的一个特点，他们倾向于理性的规划时间，花费更多精力在对自己成长有益的事情上，因此面对突然出现的大片时间大陆，他们大多能平稳降落。
围城
然而宽裕的时间只是自由职业人需要面对的一个方面。
认为自己可以探索出与前同事相处新模式的叶君，发现自己的社交失控了。长时间的独处让他在聚会中经常弄翻友谊的小船。“有时候话不过脑子，一下就伤害到身边的朋友了。”
在和我们聊天的过程中，他也需要经常停下来，思考下一段话要怎么说，他把这称之为长时间与人群隔绝的后遗症。
自由职业三年的艾达最近在尝试重新投简历，他觉得可能还是全职比较适合自己。
“我想去一个大平台。”谈起近期的职业规划，艾达收起笑容，眼睛微微睁圆，一脸认真。
自由的三年里，艾达参加过国内各大卫视的电视节目拍摄，拍过上千场活动，他在拍摄中多负责EFP讯道摄像和EPK纪录加花絮，在刚开始转入自由职业的那段时间，他的专业水平进步得很快，收入也随之增加了两倍。但是现在，他碰到了自己的瓶颈。
“专业技术好像差不多都掌握了，收入也触到了天花板。”脱离了公司的团队和层级制度，艾达觉得界定成就感的标准开始变得模糊，上升的通道也越来越难找。
和叶君一样，他也开始面临社交的问题，自由职业让他和周围工作伙伴的关系变得“速食化”，有时候还来不及留电话，活动就散了。
叶君曾经觉得自己是很习惯独处的。小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忙，爷爷奶奶又住得比较远，每到学校放假，他只能隔着反锁的纱窗铁门和外面的小伙伴交换玩具。有时候父母也会怕他无聊，便会在家为他“搭建”一个简易的“水上乐园”——老式的长方形箱式洗衣机里灌五分之二的水，把他抱进去，确保水在他大腿以下的位置，再扔进几只橡皮小黄鸭。这个“乐园”他可以一个人满心欢喜的玩上一整个下午。
“我不太依赖人，可以自己呆上一个星期。”叶君说完无奈的笑笑，“即便这样，我还是觉得自由职业的状态容易让人变得自闭，因为你太久接触不到人了。”
叶君决定再自由一段时间就“入世”找一份全职工作，但这并不代表他要放弃自由职业的生活。“全职工作是为了更好的来过自由职业的生活。”叶君觉得全职工作就像他的“充电桩”，他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去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积累资源，获取行业最新的讯息，了解未来的趋势。然后再辞职，反哺给自己的自由职业生活。
“这种全职-自由-全职-自由的波浪式发展是我的设想，虽然我还没有实践完成一个闭环。”
去公司是Joy不会再考虑的一件事，现在每周20小时候的翻译工作和偶尔接过来的设计项目，已经可以让他过得比大多数白领富足，不过金钱并不是他追求的全部，当谈起未来的规划时，他更愿意把自由职业视作未来人生的一个过渡，为自己建立一个工作室是他的目标。
严文在和我们聊过的第二天就要动身去甘肃，去黄河边寻找最正宗的清水煮羊肉，那是他在中国还没有踏足的最后一个省份。他也说不准自己会继续游历到哪一天，但是他的理想似乎和自由职业无关，“我想在中国开一个食材的综合超市，里面有人演讲，有人烹饪，也有柜台在卖最新鲜的食材。”
没有人会过多提及自己的焦虑，在和我们的聊天中，大家都倾向于表达对现有生活的满足，但谈到更长时间里的计划，所有人又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对自由职业道路的背弃，这是一条让人充满希望却又看不到远方的路。
在严文出发的同一天，叶君在朋友圈晒出了自己房间的照片，占据画面二分之一的是一张2m*2m的大床，他的配文是“每天看到它，我都心满意足。”这张大床足可以容纳两到三个人愉快的翻滚，但他从来只是一个人睡，不禁让人想起他童年的“洗衣机水上乐园”。只是这一次，他不能再无忧无虑的呆在乐园里度过一整个下午了，他必须要站起来，踮起脚尖向外看看，然后想一想在自己走出乐园后，要如何更好的回归这个世界。
（lynn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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