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往事 （四）
红 岭
1982年8月，大学毕业了，当年考上大学的我们四人相约一齐返回了部队。报到后，直接就成了干部，行政22级，没有了过去战士提干所必须履行的许多程序，这一点倒是省了不少事。但没想到的是，给我和周凯宁安排的工作却是到子弟学校教书，我们俩的命令都下在了骑兵连任排长，但不让去报到。陈京光因为学的是外语，留在司令部资料室。谢岩军又重回四连去当了排长。凯宁心里有老大的不满意，但是也没法说。我当时也有想法，穿着军装来这学校教书，这和初衷相去甚远，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情愿。
部队命令呗，不情愿也要服从啊，我俩只好按规定到学校,向当时的学校负责人潘书记报到，他是现职军人，受组织委派来这里管理学校。当时的学校还有一个教导主任叫谭道喜，负责抓教学，他也曾是军人，转业后就留在了部队学校。
我被分配负责教初三的语文和高一的世界历史，同时还让担任初三班的班主任；凯宁负责教高中的政治。
这所学校正规的名称是西宁市二十一中，但你要问西宁市的老百姓，百分之百地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所学校。部队成立子弟学校，也是为了稳定军心，学校有高中、初中、小学，门类齐全，只是学生都不多，一个年级一个班，少的班只有十几个学生，多的班基本都是初中阶段的学生，但一个班最多也只有二、三十个人。教师基本上都是军人家属，有的随队前就是教师，有的则是应急分配过来的。
学生基本上都是军人子弟，是人们常说的大院里的孩子，也有部分是部队军工、牧工的孩子，因为离西宁市区远，只能在这里上学，上到高中时，很多家庭就想办法让孩子转到市区上学啦，毕竟这里的教学质量还很一般，考大学和外边的孩子比缺乏竞争力。
军人的子弟由于生在大院、长在大院，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地位，使他们从小都有着深深的军队情结和大院孩子特有的个性：顽皮、贪玩，任性、想法多，胆子大，敢作敢为，同龄的孩子常常是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男女生之间无拘无束，都是亲如兄弟姊妹一般。
初次上课，我就感到了很吃力，这些学生精力难以集中，兴趣转移太快，上课喜欢故意弄点响声或噪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轰笑。作业说不写就不写，要不就随便一划转手就交。两眼直直地望着你，那意思是，我不写啦，你怎么着。他们的父亲基本上都是军官，所以他们也就有着很强的优越感。也有着很强的自尊心，容不得别人批评他们。在他们的心里，自己就是永远的正确。
那会儿，我也年轻、单身、有的是精力，刚刚大学毕业，我不敢说是满腹经纶但也绝对是信手拈来。
我站在讲台上，那就是我的舞台。
我开始给他们大段大段地朗诵唐诗宋词，娓娓动听地讲述古典文学故事，滔滔不绝地引用名人警句，孜孜不倦地灌输拼搏才有人生、才是人生的道理。
我用我的激情燃烧他们，我用唐诗宋词的光芒照耀他们，我用中国古文学的魅力熏陶他们，我用我的力量翘动他们心中通往未来的窗棂。我要让他们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学问的魅力、追求的无穷尽和探索的生命力。
渐渐地，情况有了转变，学生们听我的课不再说话，不再做小动作，他们全都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紧紧盯着我，面部表情开始随着我讲课声音的抑扬顿挫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直到有一天，我象往常一样，步入教室，瞬间屋子里一阵骚动，学生们齐唰唰地一个个坐得笔直，昂着头、挺着胸：“老师好！”喊声震天响。以致于其他班的老师跑过来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心中窃喜：学生们变了！
(当年我带的初中三年级毕业留影，一排最右边的是我。时间是1983年6月 谭志伟提供）
但这些孩子的顽皮天性还是一时改不了的。有一次，课余时间，我正坐在操场和其他学生说着话，突然一包石灰砸到了我头上，瞬间洒了我一身，从上到下，整个人成了白色，是我们班的一个叫贾辉的学生扔的。
很快，书记来了，教导主任来了，其他老师也都跑来了，我连连说没什么、没什么，他就是玩的。转身去办公室，学生们一拉溜地跟过来，有的端水，有的递毛巾，有的帮我抖衣服上的灰。贾辉紧张地怯生生地站在旁边，一声不吭，一脸的茫然。他的母亲闻声也来了，要跟我道歉。我说，孩子就是玩的，不是故意的，不要吵他，我也不会介意。
事后不久，有个学生告诉我，他们其他学生，对着贾辉开了一天的批斗会。
在一起时间长了，感情也在不断地增加，我渐渐地喜欢上这些学生，他们单纯、朴实、热情。
当了班主任，有时也要对他们的心理问题予以引导和解决。
我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一件事是有一天的第二节课后，女生×××心情不佳，且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如此，她本来性格比较活泼，爱蹦爱跳，学习成绩还行，但情绪容易波动。近来总是斜眼看她的同桌，身子也是向外侧倾斜着坐。我悄悄地走过去，问她有什么不舒服吗？她说，后二节课想请假回家。我没吱声，转了二圈后，我突然醒悟了什么，立刻让全班学习最好的一位男生和她的同桌调换了一下座位。效果立现，她的脸绽开了笑容，过了十分钟，我再问她是否还想回家，她说：“我考虑考虑吧。”最后，她没再走。
第二件事是，有一天班上学习委员收交作业，有一个女生没有交，学生干部反映到我这儿，我过去看了一下，女生说，她肚疼，疼得厉害，没法写作业。她这个年龄，我知道没法多说，上办公室给她端了一杯热水，说，作业没写就没写吧，以后有时间补上。结果，二天后，她还真补上了。要知道，她们这些学生过去不写作业是常事，也不把写作业太当回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学生们的生疏感没有了，转而变成了与你形影不离。我走哪儿，他们就跟哪儿。我晚上去办公室备课，他们就在办公室外要么偷听我朗诵课文，要么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部队的大院是绝对的安全，所以这些孩子在外边不管多长时间，从来没有家长找，当然，教学楼离家属院距离也不远，也就六七百米。上下班因为只有一条小道可走，所以，我上班，学生们就站在路边等，我下班，他们还在路边等，我在前边走，他们就在后边一拉溜不紧不慢地跟。当时的班长谭志伟、余斌、马春明、王涛、裴东海、姚永才、王青民、王莉、张红艳、乔瑞红、张海慧、邱爱民等，几乎我只要走出宿舍楼，就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就是这条小道，从宿舍楼到教学楼，必经之路）
班上有个女生，坐在最后一排，是少数民族，藏族还是蒙古族，我记不清了，不爱说话，但学习特别认真，我就经常对她的作文多批些意见，有时拿出来，在班上给大家作范文读。
印象中刘海晏、郑红宇、武瑞青都是学习比较好的，就经常让她们把自己写的作文读给大家听，班上学生杨亚平随父母调走了，我就鼓励大家都去送送，毕竟是大院的孩子，彼此之间都有很深的感情。
大半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年冬天临近新年的一个下午，我在办公室看书，前后几个学生过来问我：“老师，晚上来办公室吗？”一会儿又问：“老师，晚上来办公室吗？”我只管“嗯、嗯”着。谁知，晚饭后，几个学生堵着我，非拉我去教学楼不可。
我几乎是被他们推着走到了教学楼，一进教室，学生们整齐地站立着，高唱起“祝你生日快乐！”我愣了，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不太在意，学生们居然给我过起生日啦。他们在灯上拉起了彩带，桌椅拉开摆成了晚会形式，又买了糖、瓜子、桔子。活动开始，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站在我面前给我唱歌，没有胆怯、没有谦让，然后是一个接一个跳舞。有人唱有人应，有人跳有人鼓掌欢呼。再然后，拿出一个笔记本，每个人都在上边签上字，算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笔记本上写着：“祝老师，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我笑了，那年，我刚刚二十五岁。
就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自编自导自演，竟然整出个一个多小时的晚会，我心中很感慨这些军人子弟的组织能力和踊跃参与度。更感慨有几个平时不太说话的学生居然大变样，又蹦又跳：刘洪艳、魏红玲、冯广文、刘继红、陈亚娟、郭海英、何秀凡、王玉荣等等。
一个学年过去了，趁着暑假，我探家结婚，只有潘书记知道。但就在结婚后的第三天，部队发来电报：“速归队”。那年代，除了电报，没有别的办法和部队联系。
命令如山，我向家人做了解释，就迅速赶回部队。二天二夜的火车，心情始终忐忑不安，一抵达西宁，下车就迅速赶到胜利路上的部队招待所。用内部电话询问什么情况。干部科的干事在电话那头大声说：“你被调到基地啦，快去报到吧，已经过了好几天啦。”
1983年的9月15日，我要出发了，书记、主任、学校的老师以及战友前来送行，班上的所有学生也都来了。我从学生们的眼神中看到了不舍、看到了留恋、看到了那纯真朴实满满的渴望。学生们向我要照片，没有准备，来不及啦，只好找出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底片，给了他们。
自此，我离开了相厮相守、形影相随了整一年的学生；也离开了青春如诗、芳华如歌、岁月如火的西沟部队；离开了那天高云阔、大气磅礴、清凉永驻的青海高原。
啊！挥一挥手，那一片白云，那一片蓝天，那一片热土，那一批生死兄弟。再见了，青海！再见了，高原！
202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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