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花鸟画
《鹿王本生图》是莫高窟第二百五十七窟壁画的主要题材，创作于北魏。是敦煌莫高窟壁画同类题材中保存最为完整、最完美的连环画和最具代表性的壁画之一。《鹿王本生图》是莫高窟第二百五十七窟壁画的主要题材,创作于北魏。本生故事画，表现“舍己救人”为题材的作品，在壁画上占有突出地位。
〖传说故事〗本生故事讲述的是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生前所经历的许多事迹。据佛经上记载，释迦牟尼是古代印度北部小国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他因看到人世生、老、病、死的痛苦，便出家修行，以求解脱，后来成了“佛”。《鹿王本生图》所描绘的就是释迦牟尼生前的一个故事，它用一长条横幅展开了连续的情节。
有一美丽的九色鹿王（释迦牟尼的前身）在江边游戏时救起一个将要溺死的人。被救的人要给鹿王做奴以示感谢，鹿王拒绝了，但他叮嘱那个人说：“如果将来有人要捕我，你不要说见到过我。”没过多久，这个国家的王后梦见了鹿王，毛有九色，角胜似犀角。王后醒来后就向国王说了这个梦，并希望得到这个鹿的皮为衣，角做耳环。虽然这个国王是善良的，但王后却以死相逼，没办法，国王只有悬赏求鹿。那个被救的人，贪图所赏得的大量金银和土地，便向国王报告了鹿王的行踪。当国王带人去捕鹿王时，鹿王向国王诉说了他救溺人的经过，国王被深深感动了，遂放弃了捕捉鹿王的想法，而且下令全国，可以允许鹿王任意行走。王后听说没有捕到鹿王，心碎而死。那个忘恩负义的溺人也得到了报应：身上生疮，口中恶臭。
这个故事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宣扬的是善恶报应思想，赞扬了九色鹿王的仁义精神。这幅壁画无论在构图、色彩处理上，都巧妙地增强了善恶报应这一主题，生动地描绘了九色鹿富有人格化的神态，表现了鹿王控诉忘恩负义的小人、不向邪恶屈服的倔强性格。
我们再从绘画手法上来欣赏这幅壁画。在表现形式上，《鹿王本生图》以长方形的构图，分段描绘，使故事情节严密而生动。在表现方法上，“凹凸法”的渲染表现出了物像的立体感。色彩多用土红、粉红、蓝、草绿等，由于年久变色，原来深一点的颜色已变得很暗，或成了灰黑色，但当年的笔触依稀可辨。图中勾画形象的轮廓线，遒劲挺拔、笔触有力，手法自由而纯熟。画中的山水，无皴擦，很有装饰味，树木的枝干用土红着色，树叶用绿色大笔涂染。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说明了北魏时期莫高窟壁画既继承了民族传统，也吸收了外来的优点，并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发展着。
还要加以补充的是，其他地方壁画中的九色鹿，大多长跪垂泪，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而敦煌壁画中鹿王在大兵围困中向国王慷慨陈词，国王则在马上俯首倾听，情态虔诚温善，这表明了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倾注了深深的赞美之情。
五代 黄筌《珍禽图》绢本设色 高41.5公分、宽70公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写生珍禽图》上面用工细的手法绘有数十种鸟虫。其中有山雀、鶺鴒、斑鸠、蚱蜢、蜜蜂、牵牛、乌龟等。每种动物都描绘得十分精巧、肖似。无论羽毛、鳞翅，都具有很强的质感，称得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两只乌龟是以侧上方俯视的角度进行描绘，透视关系准确精到，显示了作者娴熟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笔墨技巧，令人赞叹不已。画幅的左下角有一行小字：“付子居宝习”，由此可知，这幅《写生珍禽图》是作者为创作而收集的素材，是交给其子黄居宝临摹练习用的一幅稿本。
《玉堂富贵图》五代 徐熙 绢本 纵112。5厘米横38。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花中之王牡丹，作为富贵的象征，自古以来被人们所喜爱，同时，也是历代画家用来表现吉祥、富贵、美好的题材。如把牡丹与白头翁画在—起，就叫作“富贵白头”。中国古代著名花鸟画画家徐熙的这幅画，将牡丹和玉兰、海棠相配，因此得名《玉堂富贵图》。 《玉堂富贵》此图是一幅竖轴画，画中牡丹、玉兰、海棠布满全幅，花丛间有两只杜鹃，图的下方，湖石边绘了一只羽毛华丽的野禽。枝叶与花鸟，先用墨笔勾出轮廓，然后再敷以色彩。玉兰、牡丹、海棠，白的淡雅，粉的娇媚，在石青铺地儿的映衬下，更现端庄秀丽之气韵。这种满纸点染，不留空隙的画法，显然是受了佛教艺术的影响。
《芙蓉锦鸡图》宋徽宗赵佶 绢本设色 纵81。5厘米横53。6厘米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芙蓉锦鸡图》是中国历代经典名画中的精品，风格殊异、妙笔纷呈。《芙蓉锦鸡图》作者以其独特的艺术天赋和精湛的绘画技巧，使用笔和设色这两大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元素达到完美的统一，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所描绘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使其作品栩栩如生、流传千古。
《五牛图》 唐·韩滉（中国十大传世名画）被元代画家称为“稀世名笔”的《五牛图》，是唐代画牛名家韩滉的作品。它为纸本着色画卷，以传神之笔，描绘了独立成章的五头牛，或缓步而行，或低头吃草， 或踌躇而鸣，或回顾舐舌，或翘首而驰，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牛的生活形态和习性，造型生动，形貌真切。在风格上具有浑厚朴实的特点，标志着唐代绘画技艺水平的显著提高。据记载，韩滉“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以“牛羊最佳”，而“牛图是其所长”。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幅《五牛图》，是韩滉的存世真迹。韩滉的《五牛图》问世以后，人们惊叹他所画的五头牛，不仅形似，而且形态各异，各具特征，肥瘦有别，牛色互异，笔法简朴，曲尽其妙，真是神妙之笔。这画虽为长卷形式，但所画牛却各有独立，除了一丛荆棘之外，别无景物。这幅画在用色上很有特点的。现实的黄牛，品种虽多，但色相变化不多，图中三头黄色，两头深褐色基本是最典型的毛色，全画虽然只用两种颜色，给人的感觉却是丰富多彩的。这幅画还有个很大的特点能从牛身上看到一种感情，从它们不同的姿势，各自的眼神，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它的憨诚、健壮、朴厚、执拗、勤奋的性格。好像作者实际上是通过体察牛的脾性，将人的感情带入笔端，使牛也富有了人情味。
〖传说故事〗在一个天气晴和的日子里，韩滉带领随从来到郊外田间小道上，迎着和暖的春风，心旷神怡。看到几头耕牛在低头食草，二三牧童在嬉耍，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逍遥自得。远处又见一头耕牛翘首而奔，另有几头耕牛纵趾鸣叫。有的回头舐舌，有的俯首寻草。在开阔的田野里，有几位农夫正在田间用牛耕地翻土。韩滉看得出神，连忙命随从取出画夹，他全神贯注地速写出一幅幅耕牛图景。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修改，终于绘出状貌各异的五头牛。一头牛在低头慢慢地食草；一头牛翘首向前奔驰，仿佛是撒野的猛兽；一头牛在回顾舐舌，露出一幅旁若无人的样子；另一头牛则纵趾而鸣，好像在呼唤着离去的伙伴；还有一头牛在缓步跂行，似乎走向田头，又仿佛耕地归来，令人回味无穷。整个画面，用笔粗放中带有凝重，显示出农村古朴的风俗。韩滉对这幅画的创作非常满意，取名为《五牛图》。
有一次，他与友人谈论绘画之事，友人问道：“近来论画者谈及驴、牛和马，皆认为是常见之畜，最难状貌图形，不知吾兄有何高见？”韩滉稍加思索回答说：“此话有一定道理，因牛马都是人们熟悉的家畜，平日所常见，画家稍有不慎，或者偶有误笔，人们就能发现，所以一般画家都不涉及此类题材。”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继续说：“不过，我以为自古迄今，农事为天下之本，而耕牛则为农家之宝。只要画家能够细心观察，还是可以画出特色的。”友人听了非常佩服他的独到见解。
《双喜图》宋 崔白 绢本淡设色 193．7*103．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写秋野景物，草树坡石，布置生动，而秋风飒飒竹树摇撼，山草皆靡，风势甚烈。整幅画面诗意之浓郁，有声有色，真堪称一幅“西风颂”了。而体物之精，笔势欲动，诚如黄庭坚称崔白之画为“盗造物机”，大得自然野趣，偶然着笔，巧夺天工。
北宋 赵昌《写生蛱蝶图》手卷 纸本设色 纵27。7cm； 横9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昌 写生蛱蝶图《写生蛱蝶图卷》画蛱蝶翩翩飞舞，下方红叶、菊花、秋草丛生，画荫下伏着蚂蚱，饶有野趣。大红蛱蝶画法细致工整，花草用墨线勾勒，用笔顿挫有致，色不隐墨，在宋代花卉画中颇为少见。 《写生蛱蝶图卷》上有清乾隆御题诗，钤印“乾隆宸翰”、“幾暇临池”。图上钤有“魏国公印”、 “秋壑”、 “皇妹图书”、 “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典礼纪察司印”、 “吴新宇珍藏印”、 “新宇”、 “女明父”、“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御书房监藏宝”以及乾隆、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尾纸有冯子振奉大长主命题和赵巖、董其昌的题跋
《五马图》为其传世佳作，纸本墨笔，纵29.3厘米，横225厘米，无名款。图以白描的手法画了五匹西域进贡给北宋朝廷的骏马，各由一名奚官牵引。每匹马后有宋黄庭坚题字，谓马之年龄、进贡时间、马名、收于何厩等，并跋称为李伯时（公麟）所作。五匹马各具美名，令人遐想，依次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而五位奚官则前三人为西域装束，后两人为汉人。
画家在白描的基础上微施淡墨渲染，辅佐了线描的表现力，使艺术效果更为完善，体现了文人画注重简约、儒雅和淡泊的审美观。自此之后，几乎所有的白描人马画无不源出于李公麟的白描艺术。五匹马体格健壮，虽毛色不一，姿态各异，但显得驯养有素，极其温顺。五个奚官则因身份不同，或骄横，或气盛，或谨慎，或老成，举手投足，无不恰如其分。李公麟虽由吴道子入门，但其线描功夫，称得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人感叹古代的汉人及异族有那么美妙的服饰，以致单是描绘衣服的褶纹就有“十八描”之称。而李公麟以其“行云流水”般的线条，飘逸而行止如意，虽只是白描勾画，却非常具有质感。你看马的轮廓，似乎感觉得到其骨骼肌肉，略加烘染后，又似乎能感觉到其皮毛、斑纹。人物的面部刻画很简单，但结构异常准确，状貌极其生动，须眉之间，不但可视其年龄、身份、民族，甚至从表情可以窥其内心。衣褶自然是线描最优美之处，观者打开画卷，无不立即就被这些流畅圆润而又凝练劲挺的线条所吸引，不能不为其造型之精美而折服。后人推其为宋画中之第一。
李公麟（1049——1106）北宋画家。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今安徽潜山）人。好古博学，喜藏钟鼎古器及书画。宋神宗熙宁年间中进士，官至朝奉郎。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之门，以访名园荫林为乐。其天赋极高，又博学勤业，书法飘逸具晋人风韵，擅画人物、山水，尤精画鞍马。
《鹰击八哥图》，作者：林良（约公元1416—1480年
《鹰击八哥图》(或称《鹰图》)，由明代的林良所画。林良是明代宫廷著名的花鸟画家，也是明代写意画派的先驱者。
《鹰击八哥图》笔势道劲、豪放，墨色饱满、灵活，是一幅水墨写意的精品。图中描绘了一只凶猛而威武的雄鹰，以一个急转翻身的姿态，追逐一只丧魂落魄的八哥的瞬间。作者精心的刻画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如苍鹰贪婪残忍的神色和动态，以及目光锐利、础础逗人的气概，都描绘得非常逼真生动。八哥的惊心掉胆、仓皇而逃的动势，也刻画得很形象，如八哥拖着两只偏瘫的足爪，显得有气无力，表现了八哥正处在生死他关的时刻。在《鹰击八哥图》的使笔用墨上，峭拔飞动，笔力雄健，墨色浓重有变化，并以丰腴的粗笔水墨，表现出雄鹰羽毛的真实感。对景与物的表现手法各不相同，但却和谐、统一，使画中的意境，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此画笔势道劲、豪放，墨色饱满、灵活，是一幅水墨写意的精品。图中描绘了一只凶猛而威武的雄鹰，以一个急转翻身的姿态，追逐一只丧魂落魄的八哥的瞬间。作者精心的刻划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如苍鹰贪婪残忍的神色和动态，以及目光锐利、础础逗人的气概，都描绘得非常逼真生动。林良，（1436—1487），字以善，广东人。他早年学山水于颜宗，学人物于何寅，后来专攻花鸟，擅长花果、翎毛。
《玉堂富贵图》明 陈嘉选 立轴，绢本设色，纵200。4厘米，横103。9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富丽华贵，色彩缤纷，是师法两宋院体画派的典型代表。图中绘有各色禽鸟近二十余种，嬉戏、游闹于繁茂的玉兰树及牡丹花丛中，极尽吉祥富贵之画意。用笔工整细致，兼用工笔双钩填彩及没骨画法，重彩渲染，浓艳高雅。虽画上题有“北宋徐熙本”，但从风格上讲，更接近于黄筌的“富贵体制”。
《残荷鹰鹭图》作者：吕纪，绢本设色 纵190cm横105。2cm 故宫博物院
画面描绘了秋日荷塘中惊心动魄的一幕，苍鹰俯冲搏击白鹭，白鹭冲进苇丛深处，希图逃脱。众鸟或纷纷躲避，或受惊鸣叫。劲风吹动芦苇残荷，更添肃杀之气。作者把握住禽鸟的自然特征，赋予了戏剧化的情节表现，使画面具有扣人心弦的感染力。
在景物的具体描绘上，芦苇杆用中锋写之，芦叶有墨色的浓淡变化，枯润有致，富有弹性。芦花用碎笔点成，虚实相间，层次分明。荷叶用湿笔画出，再用中锋勾茎，挥写自然，灵气四动。白鹭禽雀多用没骨法，粗放而不失严谨。空中鸷鹰的翎毛用碎笔淡墨，随羽毛的长势写出，一丝不苟，有着很强的质感。整个画面，用笔粗简，荷叶、芦苇、水草似一气画成，墨色淋漓。画家用写意的笔法画出枯败的荷叶，效果逼真，体现出高超的水墨控制能力。吕纪（1477-？），明代画家，字廷振，号乐愚，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以花鸟画著称，初学边景昭工笔法，亦受林良水墨法影响，后临仿唐宋诸家名迹，遂自成一体，独步当代。其花鸟画风呈两种面貌，一作工笔重彩，精工富丽，多绘凤鹤、孔雀、鸳鸯之类，辅以树木坡石、滩渚流泉背景，既具法度，又富生气。另一类为水墨写意画，粗笔挥洒，简练奔放，接近林良的风格。他亦兼善人物、山水，宗法南宋马远、夏圭画法。他的花鸟画风在当时宫廷内外影响甚大，继承者不乏其人。
《洛阳春色图卷》明 陈淳 纸本设色 26.5×111.2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此卷绘数株盛开的牡丹，雍容华贵，以没骨法写意。湖石枯笔勾皴，淡墨晕染，色墨并用。画风疏爽秀逸，艳丽清新。自题：“己亥秋日，道復书并图。”款“道復制”，钤‘白阳山人“朱文方印、”復父氏“白文方印。拖尾自题草书牡丹诗。己亥为嘉靖十八年，作者时年五十七岁。
《孔雀图》是朱耷一幅画面简括，立意深刻的水墨作品。画面作一倾斜石壁，缝壁间蔓生着牡丹和野竹。石壁下面的一块上大下小的危石上，蹲着两只拖着稀稀拉拉翎尾的孔雀，一只竖着脖子，直目四野，一只缩着脑袋，侧眼顾盼，荒寒孤倦之状，惊心掉胆之神，昭然若揭。朱耷(公元 1626—1705年)，江西南昌人，是明太祖朱元琼之子明宁王朱权的后裔，政治挫拆和家道中落曾逼得他佯装狂态，以避不测。他曾在扇子上写个“哑”字，待人遇事，展期绝口。家门上也贴个“哑”字，寡身孤居，绝交于世。
朱耷（约1626年—约1705年）明末清初画家，明朝宗室。号八大山人，又号雪个、个山 、入屋、驴屋等，入清后改名道朗，字良月，号破云樵者，汉族，南昌（今属江西）人 。明亡后削发为僧，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绘画以大笔水墨写意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在创作上取法自然，笔墨简炼，大气磅礴，独具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他的大写意花鸟画受徐渭影响，以简洁孤冷的画风，而自成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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