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到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我们不能不提到张艺谋。不能不想到《红高粱》这部影片。这是一部张扬个性,诠释生命的影片,讲述一个爱恨交织的故事。本片中,导演大胆的使用了红色:红衣裳、红盖头、红轿子、红高粱、红高粱酒,红色的鲜血以及红色的太阳。导演就是要以一场红色风暴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释放出粗犷,野性,激情,渴望以及喜悦。正是这部电影, 1988年,征服了评委,也征服了世界。中国人第一次拿到了国际性大奖——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也正是这部电影,使世界开始关注中国新电影。
注重对色彩的运用,强调影视语言,突出所表达的情绪,成为张艺谋影片的风格。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屋檐下的红灯笼、四太太周琦穿着鲜红的衣服与形同古堡式的大院——陈宅的灰黑形成对比,令人感到压抑。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设计,强化了氛围,渲染了影片的主题效果。展现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制,挖掘那种沉闷的社会环境下,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以及无法摆脱的命运归宿。
关注现实,力图客观真实地表现社会,表现现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展示人物个性特点是张艺谋作品的另一个风格特点。《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这些作品故事真实可信,人物个性沿袭了《红高粱》中,我奶奶,我爷爷的人物的倔强、执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特点,俗中见雅,雅俗共赏,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是文化知识水平高,还是低的人都能够欣赏,引起共鸣。
这些影片在世界人面前展示了中国导演的实力,代表了中国主流电影的水平。奠定了张艺谋作为第五代导演在中国影坛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随着电影日渐商业化、产业化,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开始的探索却令人失望。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电影也像小说、诗歌一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的分流,电影票价的大幅增长,观众日渐减少。新世纪的到来,我们国家国力不断增强,各级政府对文化建设十分重视,民营资本进入电影制作和院线的产业化经营,这样就使的电影的投入有了充裕的资金。电影高科技手段的运用,音响效果的逼真还原,电影本身的魅力吸引观众重新走进影院,特别是 80后、90后青年观众成为电影消费的主流群体。他们整体上文化水平比较高,观念新,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从电影本身来说,风格、题材、样式也是千姿百态,中国的、外国的、古装的、现代的,武打的、言情的各展风采。国产片,特别是贺岁剧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另一个方面,毋庸置疑,美国大片的光影效果,高科技带来的造梦般的视觉冲击,令中国人眼界大开,流连忘返。
电影市场回暖,电影票房不断创出新高。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让我们为电影的春天到来感到欣慰的同时,对我国电影的发展现状,对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导演与国际接轨,拍摄出来的一系列声势浩大,巨额投资的大片却感到遗憾和担忧。
与国际接轨,拍摄出中国的商业大片,占领世界电影市场,是中国导演的梦想和追求,也是中国亿万观众的呼声。在此背景下,动辄号称耗资上亿的《十面埋伏》、《英雄》、《无极》、《夜宴》、《天地英雄》等许多大片应运而生。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电影是主题灵魂的玄而又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表面化的铺张豪华掩盖着实质内容的虚弱。那些貌似大片的电影像一个个吹大了氢气球,外表华丽,空洞无物。那些曾经体现着导演对民族文化的解析,透视着其深刻的人文关怀情结的影片的核不见了。他们曾经的艺术感觉在商业化面前沉沦了,票房成为唯一的目的。不再关注一部影片是否触动心灵,而只看大场面是否热闹;不再关注演员表演功力,对角色丝丝入扣的细腻的把握,对剧作的诠释。不再关注演员能不能胜任角色,符不符合人物形象,而是看演员有没有知名度;情结东拼西凑,细节漏洞百出;情感戏动不动就是狂吻和半裸;各种形式的炒作,花边新闻,绯闻轶事,令人眼花缭乱。有些媒体跟着推波助澜,不断发出“近年来最好的影片,进军奥斯卡金像奖的中国大片。”,动不动就预言“将成为冲刺票房的一匹黑马。”等令人汗颜之语。
那么,我们看看观众对《十面埋伏》的评论:巨大的宣传与巨大的期待形成巨大的落差,落差之间,观众的口水形成了“黄果树瀑布”。《十面埋伏》是部商业片。商业片无罪,可是,不要让它成为“伤业片”。
我们再看看《三枪拍案惊奇》观众的评论:《三枪》基本上就是段子、小品加杂技。张艺谋也许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电影了。人家是说学逗唱样样精,他是连滚带爬嫌不够。
如果一部影片导演只看重形式,结构,演员不在角色塑造上下功夫,肯定不能制作出一流电影,更可怕的是其盛名之下,令推崇他的观众一次次的失望。那不是对一个人的失望,而是对中国电影的担忧。
巴尔扎克曾经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作为电影和电视剧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工具,它同样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嬗变,具有承载时代影像记录的功能。法国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强调,电影应该重视社会现实,电影是最适合来表现现实的。
在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寻找商业化突破,向好莱坞模式靠拢,沉迷于虚无缥缈的非现实主义题材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被德国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称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的第六代导演贾樟柯。
2006年,电影《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拿下金狮大奖。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领军者的地位得以确立。
贾樟柯对中国现实的强烈人文关注显得尤为可贵。与曾经流行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贾樟柯的叙事沉静冷峻,从不做单纯的道德判断,而是通过个性鲜明的纪实性风格徐徐展开;与现代虚无主义相比,贾樟柯从不故弄玄虚,倾力专注于历史变迁中的细枝末节,在冷酷的现实中保持着一种温暖的基调。从《小武》发端,到好评如潮的《三峡好人》,贾樟柯的影像世界正在逐步成为理解中国的一种特殊方式,亦在重新诠释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
电影《三峡好人》的名字来自布莱希特的话剧《四川好人》,该剧探讨的是“改变人还是改变世界”的问题,在这里贾樟柯显然是选择了改变人这条路。《三峡好人》里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变化。三千年的古城,两年就拆了。在这样急剧变化的漩涡里凡人的命运就更不必说了。昨天才住过的房子,今天墙上就写上了大大的“拆”字。楼墙上的水位线数字让人生发出无限感慨。拆除的淹没的不单是一个小城,实际上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而新的还没正在构建,我们只能象库区移民一样流离失所、彷徨找寻。这其实是贾樟柯一直都在表达的情怀。
贾樟柯的另一部电影《二十四城记》的故事主线围绕一个国营老工厂的三代“厂花”展开,通过60年代、80年代以及现在三代“厂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反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发展、生活环境的改变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和体验。时代不断向前,陌生又熟悉。对过去的建设和努力充满敬意,对今天的城市化进程充满理解。这些突出了贾樟柯一直所关注的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小人物,他们的所思所想,飞扬与落寞。这样的历史应该被记载,被艺术,被震撼,被感动。现实是,他们被遗忘,被尘封。《二十四城记》不是一个壮观豪华的电影,但贾樟柯作为一个导演,他一直在把艺术的目光投向剧烈变动中的中国和这个恍然隔世的时代,他的思想是冷静的,厚重的,他尊重了这个民族,他的心是悲悯的,宽阔的。
据最新消息,张艺谋导演又要拍摄新片《山楂树之恋》,据说这个小说是2007年最为流行的一部爱情小说,有人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干净”的爱情小说。在《当代》长篇小说年度(2007)最佳奖评选中获得读者追捧。借力打力,这是张艺谋导演的聪明之处,也是商业化模式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愿我们不再被像《三枪》那样被忽悠一把。
批判地反思电影的目的在于批判地重构电影,对这一点,从法国新浪潮的巴赞,特吕弗到台湾新电影焦雄屏,吴念真,各式各样的批判主义者都不曾讳言。中国电影需要批评的声音,需要一次电影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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