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零九个月。
2019年9月20日凌晨，父亲安静地走了。从骤发心衰全身浮肿到辞世，只有半个月时间。他走的那个深夜，我刚参加完一个会议回到为儿子病后休养临时租住的公寓，儿子从自己的房间过来告诉我，他刚查看了前一天去广州复查的活检结果，显示有异型细胞，病理科的意见是还需要加做一个免疫组化。我的心立刻揪紧了，问儿子，是还要去广州做吗？儿子说，不用，就是用昨天做活检取的组织加做一个检测，你不用太担心，很可能只是炎症。我说，我知道，肯定没事的，我就跟漫萍阿姨联系，请她安排开单缴费。我拿手机找在南方医院工作的同学漫萍的微信，却看到了弟弟的信息：“爸爸走了……”
这一年，因为儿子和先生相继重病，恰是我回家看望老人最少的一年。在广州的那几个月，每天为儿子和先生的治疗在南方医院各个科室之间奔走，每临近周末，总是很揪心，不能如平常那样回家看父母，我就得编造一个不能回家的理由，不然年迈多病的双亲会生疑、悬心。即使完成治疗回到长沙，因孩子放疗后的颈部水肿和灼伤还很明显，不敢让老人看到，所以，父亲病重后，我只回家看过他两次。
图1 摄于2019年“五一”假期，
作者从广州的医院赶回老家看望二老
这是最后一张父女合影
一次是中秋假期之前的那个周末，我独自回家，坐在父亲的床前，看着他衰弱的模样，心如刀绞。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父亲看出我的沉重，宽慰我说：“你不要有心理负担，立宏的病没落下后遗症就没有问题了，我的病很快会好的。你工作忙，又在整修房子，很累，你安心回去，不用担心家里。”——儿子治疗期间，我先生曾突发急性小脑梗死，这个消息我没有对家人隐瞒，所以父亲认为我心情沉重一半只是因为先生的病。
另一次回去是中秋假期，恰逢儿子的生日，我与先生带着儿子一起回到父母家。我感觉这会是儿子见他外公的最后一面，因为他很快就要回北京，利用国庆长假作休整，然后开始上班，我和先生也会一同过去，帮他整理打扫一下半年多没住人的房子，帮他调理适应一些日子。那是儿子病后第一次回他的外婆家。先生很忐忑，担心两老从儿子的饮食看出端倪，我悲伤地说，他们都离不开床了，看不到孩子吃饭……那天黄昏，站在父亲和母亲的病床中间，我捧着一个小蛋糕，让儿子吹灭蜡烛，许下心愿，便算是他与外公外婆一起过了一个生日。我们兄弟姐妹四个还在两老的病床前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最后一张有父亲的合影。离开家回长沙前，我到父亲床前告别，父亲问我，国庆长假还会回来吧？这正是几天里一直煎熬着我的问题，那一刻，我只能艰难地回答：“假期的前几天恐怕不能回，要去北京办点事，后面几天看情况……”
父亲没有说话，眼神暗淡下来。
至今想起，我都无比悔恨，我应该跟他说我能够回家的，哪怕是哄骗，他也许就会顽强地盼着，挺过那黑暗的一刻，等着儿女回到身边。
图2 摄于2018年春节
作者与父母、弟弟、妹妹的合影
儿子开始上班后，妹妹去北京照顾他几个月，过年时陪儿子一起回来，说起在北京曾独自大哭一场——那天，她去菜市场买菜，看到有她爱吃的韭黄，想起父亲总是在她回家时买回一大捆韭黄；父亲行走不便不能出门后，只要听说妹妹回家，也总是吩咐保姆早早去菜市场将韭黄买回。那一刻，思及当时视作寻常而如今再也触不可及的点滴，她不由得悲从中来。
我不愿跟妹妹一起回忆，因为怕眼泪决堤，怕心碎裂，怕所有的伤痛在这一刻齐集，将我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坚强击溃。但是独处时我又何尝能够屏绝往事中那些与父亲有关的点滴！每一次回到家，家里的茶几上，总是摆好了我喜爱的当季食品，夏天的西瓜、莲蓬，冬天的荸荠，秋天的橘子，还有父亲自己觉得好吃的各色食品。餐桌上，也一定有先生爱吃的烧鳜鱼，我爱吃的油炸刁子鱼。哪怕已无力坐起，父亲也从没忘了自己一家之主的责任，操心着家里种种，想以微薄之力，护得儿孙们的周全。
最后一次回家看父亲时，母亲告诉我，父亲跟他说，等我的房子重新装修好，他要和母亲再来一次长沙，看看新装的房子，也看看小弟弟新搬的家。我不孝，房子重装一直没上紧，没能让父亲等到这一天。这也是我不能去细想的，一想，那一点自己强行粉饰的祥和就裂成碎片。
这样的悔恨太多！2018年，我做的关于一个村庄文化生活记录和研究的课题出书了，忙忙碌碌中，我竟没想过带回家给父亲一本。我怎么能够不在心里留出一点空间去想想，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在意我每一篇文字每一点消息的人啊！这份遗憾，我是再没有机会去弥补了！个人的散文集子，我也是拖了又拖，在父亲走后几个月才出书。多渴望上天再给我次机会，能够把这两本册子，捧到父亲跟前，交到他的手上！
父亲的心很小，小到儿女的点滴小事就可以把他的心装满；父亲的心很大，大到曾经刻骨铭心的伤痛都可以消解。
父亲的一生充满艰辛。童年丧父，母亲改嫁，他领着才两岁的弟弟随爷爷奶奶跟叔父过日子。没有父母照应的孩子是多么凄凉，我无法进入父亲童年少年的那些年月，只知道，从他还是一个孩子起，就得自己扛起一切、咽下一切。他曾经因为太思念改嫁的妈妈，领着小他两岁的弟弟走很远的路找到妈妈新的家。继父的冷淡，让过早品尝了世态炎凉的父亲不敢在妈妈身边久留，他赶紧带着弟弟离开，不忍回头看身后泣不成声的妈妈。
但是，父亲心中没有留下怨恨，在他的继父90岁那年，他对我和弟弟妹妹说，想给老人做一次寿，“这么大年纪了，不知道还有几个生日可过”。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我们姐弟几个各自向单位请了假，全家人一起到了父亲继父的家，为他安排了一个热闹的生日。父亲安静地看着老人，我安静地看着父亲。那样的时刻，父亲会不会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呢？他没有对我们说过。几十年里他一直是这样沉默坚忍，再累再疼再委屈，他都不吭一声。
最后那些日子，他躺在床上浑身疼痛，弟弟问他疼吗，他说“不疼”，只有当儿女都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才偶尔跟妈妈说一句“好难受”，但也只是这三个字，再无别的言语。弟弟听母亲说父亲难受，便弯腰用双手伸到他的身下，将他背部托起，问他：“这样会不会好受一些？”父亲说，好一些。但是他又示意弟弟放下，说，你的腰会疼。这就是父亲，他的一生，永远是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的。应该是童年遭际烙下的心路纹理吧，在他心中，他自己是他的世界里最不重要的那个人。
儿时，听母亲说，父亲只埋头做事，永远不会说一句漂亮话。年轻时在县第五中学管后勤，学校有一间旧瓦房要换瓦，他问了拆除工价，觉得太贵，便自己爬上屋顶，一片片把那些破损的瓦揭下来。那是盛夏，烈日灼人，父亲从屋顶下来，嘴唇上都起了一层燎泡。
图3 作者父母中年时的合影
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高大英俊，篮球打得很好。学校组织篮球赛的日子里，我总是守在球场边做啦啦队员。父亲每进一个球，我都跳起来兴奋地大叫。比赛结束后，父亲总是走过来拍拍我的头，让我跟着他回家。
我4岁那年，妹妹出生。漫长的半个世纪过去，有一个情节我一直忘不了：父亲在新生儿的啼哭声中走出房门，在走廊上呆立片刻，双手抱着头蹲下了。一个走过的同事关切地询问，他一语不发。后来从父亲母亲的对话中我才知道，家里没钱了，妹妹的奶粉奶糕，佝偻病的弟弟每日服用的鱼肝油，都要向人去借钱买来。原来，父亲和母亲微薄的薪水，还要挤出一部分接济父亲的家在农村的叔父们，所以总是难以为继。
但是，日子再困窘，父亲也没误了对我们的精神养育。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家所在的小镇上出现了第一台电视机。一天晚饭后，父亲跟我说，走，带你去看看电视。我跟着父亲走到一所房子，好像是镇革委会，里面已经聚集了一些人。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到靠近电视机的位置，小声说：看看，这就是电视，小电影。电视里播放的是什么节目我已经没有印象，记忆深刻的是那种极富冲击力的新奇的感觉。
我刚上小学那年，镇上组织庆祝九大召开的文艺汇演。记得我领舞一个表演唱节目，穿着白色娃娃衣和蓝色裙子，头上扎着粉红色大绸结，脸上唇上涂得红红的，在台上充满热情地唱“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豪情庆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演出散场后，父亲走到舞台边，直接将我从台上抱下来，牵着我的手，穿过人群，在小镇的麻石街上开开心心地往家走。当时我心里那份骄傲和安宁的感觉，至今不能忘记。
小时候文化生活贫乏，父亲领着我和弟弟去看所有能看到的电影——《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金姬银姬的命运》《卖花姑娘》《一个护士的故事》《桐柏英雄》《第八个是铜像》，还有八个样板戏；带回所有他能找到的书籍——《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十粒米的故事》《高玉宝》《剑》《彝族之鹰》《红石口》《武陵山下》《金光大道》《艳阳天》《沸腾的群山》《李自成》《红岩》等等，还有他装在大木箱里的一整箱书刊，记得里边还有一摞《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我就是从那些杂志里第一次记住了夏目漱石和他的《我是猫》。看我喜欢涂鸦，父亲便买回一本素描画册，让我照着描画，还买回笔墨字帖，让我临写。曾经我的毛笔字和小楷临得很有些样子了，可惜后来看见同学的字有我喜欢的，便行仿写，模仿过至少五个人的字，终于到今天不成体统的模样，愧对父亲一番苦心。
我的童年少年都是书荒年代，但父亲给我们买的书刊装满了足足一个木箱。我曾经将父亲给我买的所有图书登记造册，有小伙伴来借，便记上借期，过一段时间还没归还，便去催还。在小伙伴羡慕的眼光中，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富有，这一切，是父亲给我的。
我不太惧怕写作文，也得益于父亲的指点。记得有一次写一篇虚构的记叙文，写一个生产队的贫协主席易爹的事迹。狂风暴雨的夜晚，易爹赶去队部加固队屋的屋顶，到天亮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却发现自家的屋顶被大风掀开了，家里满是积水。我写到这里就结束了，意图以鲜明的对比展示易爹的大公无私。父亲看完，只简单地问我：这个结尾你想一想，易爹关心队里的事，队上的社员就不关心易爹吗？我恍然大悟，加了一段易爹回家看到社员们在帮他抢修屋顶的场景描述。
我还一直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场景。是在一个暑假，在我们居住的乡村学校的走廊上，两岁多的小弟弟正抓着一小把绿豆往口里塞，父亲看见了，严厉责问他绿豆哪儿来的，六岁的妹妹马上站出来挡在弟弟前面，显得很镇定地说：“是那边检瓦的师傅给的。”其实，绿豆是学校的另一个老师晾晒在操场上的，弟弟经过，抓了一把。妹妹担心父亲责罚弟弟，说了个谎为他开脱。父亲从妹妹发虚的语气里明察真相，厉声要求她重复一遍，妹妹吓白了脸，赶紧承认说了假话。父亲让妹妹跪下，用竹枝狠狠地抽打她，问她还说不说谎。妹妹哭着保证再也不说假话了，父亲才放过她。
这种时候，父亲是无比严厉的。他说，你们没听外婆说吗，小时偷针大来偷金，变坏是从放过点滴小错开始的！父亲教导我们时最常说的是“心要正”。他评价一个人好，常用的词是“心正”；评价一个人不好，常用的词是“心不正”。
生活中，父亲对我们的关爱也是极为细致的。
我们姐弟几个和外婆跟随妈妈住在农村学校的那些年里，父亲周末从县一中回家，挑水，做蜂窝煤，到水井边洗被子蚊帐，干一切体力活，所以每个周末和寒暑假，都是我最轻松的时光。
20世纪70年代中期，“割资本主义尾巴”致使农民不能随意种自留地，住在农村学校的我们一家，常常没菜下饭，有时就是一碗丝瓜汤、一碗煮南瓜或者一碗辣椒萝卜、一碟泡菜。有一次来了客人，妈妈从同事那里借几个鸡蛋做了一个菜，妹妹一见惊喜大叫：啊呀，今天这么好的菜！妈妈在一旁急红了脸。家在湖区的父亲的四叔来了，看我们日子过得艰辛，心生不忍，说，老三调皮，让她跟着我们去过吧，乡下添口人，不过是添副碗筷。父亲只是摇头，一句话没说。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从小父丧母嫁，尝够了没有父母的滋味，他不想自己的孩子再过远离父母的日子。
小时候，每个暑假，父亲和母亲各自都会外出参加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回到家，父亲一定会带回一些他听到的故事或趣闻。有一次回来，他讲了这么一则笑话：一个认识几个汉字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待了几天后，跟中国的朋友说：都讲中国人谦逊，我看不对啊，中国人很骄傲自大的。中国的朋友问他：你从哪里看出中国人骄傲自大了？外国人说，中国的钱币上都印着“中国人民很行”，这还不自大呀？父亲讲完，我笑得蹲到了地上。吃过饭洗碗的时候，想起“中国人民很行”，又咕咕傻笑了好久。父亲见我兀自笑个不停，也哈哈笑起来。
父亲只在寒暑假才能得着些与我们朝夕相守的日子。暑假里的每一个晴日黄昏，父亲都会在学校操场上洒水降温，然后将竹床和几把小椅子搬出来。洗过澡后，一家子在夜色里或躺或坐，听外婆讲古，听父亲母亲出谜语、讲故事。蚊香薄烟袅袅，远处树影绰绰，周遭蛙声一片，头顶繁星满天，人声在其中渐渐地变得缥缈，睡意如轻纱覆盖下来，罩着一场酣梦，梦里不知夜深露浓，今夕何夕。有时候，醒来已是在屋里床上，星斗灿烂的苍穹化成了低矮的蚊帐顶，让人好长时间回不过神来。
在农村学校上到初中二年级，父亲将我转学到他工作的县一中就读。那是一中唯一的一个初中班，1976年“文艺学大寨”风潮中从城区各小学挑选能歌善舞的孩子组建的文艺班。那是一个活泼快乐的集体，在久居乡村的我的眼里，每个孩子都还很洋气，所以最初的日子，我有些难以融入。父亲感觉到我不快乐，对我说：隔壁李老师的女儿也是去年从农村学校转学来的，你多跟她一起玩，她会领你慢慢结交新朋友。按父亲的建议，我很快跟李老师的女儿卫平疯玩到一起，加上后来转学过来的英语老师的侄女儿光华，三个人除了上课和回家吃饭睡觉，其他时间大多是混在一起，策划了不少至今回忆起来还暗自得意的恶作剧，发明了很多只有我们三个才懂、一直使用至今的暗语。我们的玩闹场地常常也会转移到父亲的宿舍里，父亲看着我们闹，只是笑，不批评，不制止，不念叨。
1980年我考上大学，父亲送我去广州。从老家乘长途汽车到长沙，他领着我去火车站买好票，寄存好行李，带我去一个住在沿江大道的姓潘的伯伯家。在公交车上，父亲叮嘱我记住这趟“去潘伯伯家的车”。他告诉我，潘伯伯也是沅江人，古道热肠，以后寒暑假往返经过长沙，有什么事可以找他。下车后他一路指点沿途的标志性建筑，让我记住路线。到广州后，父亲帮我安顿好，在学校招待所住了两晚，白天带我到周边转，让我熟悉环境，第三天他就返回了。我送父亲到校门口的公交车站，父亲在小摊上买了一串香蕉，说外婆牙不好，这个能咬动。看着父亲一手拎着帆布旅行袋，一手拎着香蕉，上了公交车，迅速走到车窗边望着车下的我。那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从此再不能经常见到父亲了，一时泪如泉涌。寒假回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回到家后很长时间不能释怀，担心我吃不惯广州的饭菜，担心我想家，“没有辣椒，香肠都是甜的……”他跟母亲念叨时总是心事重重。
我上大学时父母工资还很低，七口之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大学四年，除了入学时母亲从大队会计那里借了几十元为我准备行装，基本上是靠每月21元的助学金度过的，几乎每顿饭，我都只买5分钱的青菜，逢节日饭堂加菜才能饕餮一番。父亲担心我吃不饱，借来石磨，自己把黄豆、大米、薏米和在一起碾成粉，让母亲炒熟，用布袋装上，密密地缝好，他再去县城邮局寄到广州。母亲告诉我，有一次磨黄米粉时，父亲腰疼犯了，推一阵石磨，停下歇一阵，再推。母亲让他拿到大队部的电磨坊加工，父亲说，电磨的没自己磨的细，粗了口感不好。我知道，父亲是要在一把一把推碾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爱与牵挂一点一点添加进去。
图4 摄于前几日，沅江，黄昏的渔村
我的儿子上幼儿园前，很多时候是放在老家由父母带着的。父母当时都没有退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轮换着一天一天拉扯我儿子的。儿子回长沙后，每过一些日子，父亲或者母亲都会来一趟，因为舍不下小外孙。有一次，父亲来了，正值我们单位给每户重新刷墙，家里一片狼藉，父亲只和我们一起在外面小餐馆吃了顿饭，就匆匆返回老家了。看着他的背影，我有些心酸——那时候没有高速路，乘客车从老家到长沙，单程需要四个多小时。父亲一天内往返，该是多么辛苦。
父亲20世纪90年代确诊患类风湿，指关节肿大、疼痛，在长沙各处求医，吃了很多药，都不见效，渐渐地由行走不便到无法行走。我当时的房子在六楼，父亲没法下楼，我心里很焦急。一天，我遇到九岁起跟随父亲学中医、大学就读于湖南中医学院、时任湖南科技出版社社长的好朋友黄一九，问他类风湿能不能治。一九说，能治。自此以后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一九每周一次上门问诊，根据病情变化调整药方。父亲服药几个月之后，不仅行走自如了，还能做些家务活了。他非常高兴，我们也很开心。有一次，父亲拿着拖把擦地板上的一块水渍，洗完碗从厨房出来的妹妹往沙发上一靠，望着父亲赞许地点评说：“嗯，老辈人真没讲错，人老骨头枯，正好做工夫！”逗得一家子哈哈大笑。那是一段多好的日子啊，父母健在，儿子和先生健康，弟弟妹妹快乐。如果生命能选择回放、暂停，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并且永远停在那一段，不要升职，不要风光，只要一家人健康平安地守在一起。
确实，那以后，父亲和母亲过了几年好日子。每年，大弟弟和妹妹都会开车带着他们出去旅游。我也有一次借着出差的机会，带上父母去山西，特意在周末陪他们到了大寨。在父母这代人心中，大寨曾经也是圣地一般的存在。在大寨，我和山西闺蜜唱起“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那个就在山下边”，父亲母亲感慨万千。我想，他们的青春记忆，一定在我们的歌声中复苏了。
每一年，当天气开始变冷，父母都会到我这里来住上几个月，待来年春天再回去。一个阳光很好的冬日，父亲坐在露台上晒太阳，我将他的茶杯端上去，他叹了一口气，很满足地跟我说：“我和你妈妈都没想过会有这么好的晚年。”父亲的满足当然让我很开心，我视为对我和弟弟妹妹的最高奖赏，但也足以见出父亲对生活的要求从来不多，无非是日子安稳，衣食无忧。最近这次回家，我跟母亲提到父亲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母亲感慨地说，你爸爸一向情感不外露，说出这样的话，很难得。
几年前，春节临近时，父亲在老家摔倒，导致髋关节骨折。他不肯手术，弟弟买来可调节高低的医用床，摆放在客厅，让他能看电视、跟家人聊天。春节后，我将X光片带到长沙托同事找湘雅医院的专家查看，专家说，必须手术，不仅仅是为了让老人能行走，而且是救命，因为长期躺着脏器会慢慢衰竭。我将专家的意见在电话中告诉父亲，他沉默一会，说，好吧。妹妹找了辆救护车将他送来长沙，在湘雅医院做了手术。从他术后醒过来起，我和弟弟妹妹总在问他疼吗，他总是摇头回答“不疼”。但是出院后，父亲不大愿意走路，我告诉他走路对于康复的重要性不亚于手术，父亲这时便会拄着拐杖走一走，但明显很吃力。我催促得多了，他才说，走路伤口疼。我们都不忍心催逼太紧，也就由着他了。所以父亲很多时候都是待在屋子里，每日里过得钟摆一般精确，在固定的时间起床洗漱，吃早餐，看头条新闻，坐在藤椅上打个小盹，吃午餐，午睡，起床后在手机上看头条或者凤凰周刊的新闻，有体育赛事的话坐在电视机前看比赛。下午17：30准时开晚饭，吃完洗漱，然后安坐电视机前等着《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再看湖南经视三集连播的电视剧，结束后关电视，端着自己的保温杯蹒跚走回卧室，睡觉。
前些年，我的叔叔突然中风，行走不便，话语不清，婶婶带着他，住到了她乡下老家一个侄子的旧屋里。逢年过节，我们都开车带着父亲去看望，让这对从小相依为命一起长大的兄弟能一起聚聚。父亲寡言，叔叔无法言，他们的聚聚，就真的只是一起坐着，带着说不出的牵挂说不出的悲伤。那种时刻，他们的心里一定翻卷着几十年的命运风云吧？我能做的只是给他们尽可能多地拍下照片。每次走的时候，我们扶父亲上车坐好，叔叔总是蹒跚着走到车门旁，弓腰低首看着车窗里的兄长，那眼神，每一次都使我落泪。后来，叔叔病重，终至失去知觉。我赶回益阳看过叔叔后回到老家将情况告知父母，父亲沉默良久，说：告诉他们，如果救治无益，不要救了，不要让他再添痛苦。那语调里的深痛，我一直不能淡忘。叔叔离世那年的正月初二，父亲坚持要到益阳去看望他的已经是植物人、在家中靠妻子鼻饲维持生命的弟弟。因为叔叔家住五楼，又没有电梯，父亲平地行走都艰难，我们便极力劝阻他。他坚持要去，我们只得顺从，艰难地把他扶上车，到了益阳，堂弟和堂妹夫一人一边搀着，几乎是把父亲抬上楼的。站在床前，俯身看着毫无知觉的骨肉兄弟，父亲是怎样的心境，我不愿去想。
2018年9月，我休了8天年假，回家与妹妹一起照顾父母，让常年辛苦侍奉两老的大弟弟出去散散心。一天午饭后，我安顿父母睡下，让承担一日三餐的妹妹也休息一会，自己外出给父母买药。回到家，正听到父亲对母亲说，兆平已经两天两夜没好好睡了，中午要叫她睡一觉。我赶紧走进房间，故意大大咧咧地说，谁说我没睡啊？这两天夜里妈妈睡得好，我也就没怎么起来，睡得不比平时少呢！
父亲永远记挂着家里每一个人的点点滴滴，却很少提到自己。弟弟多次跟我说，他最害怕的是父亲有病痛从来不讲，自己忍着。正是父亲的隐忍，让我相信他的身体还过得去，所以这几年将关注重点放在了生活已无法自理的母亲身上。直到2019年9月他出现全身浮肿以致卧床不起，我才明白，83岁的父亲，撑不了太久了。
太多的遗憾悔恨，都已无法弥补。
记得武广高铁通车不久，我利用五一假期领着父母到广州，让他们体验一下高铁。大学时的闺蜜高筠、梅霞陪我们游览母校。梅霞对父亲说：叔叔，当年你送兆平来学校报到，还不到我们现在的年纪呢！我一时觉得惊心，却依然相信自己与父母这样快乐相守的日子还很长。直到父母相继躺倒在病床上，我才肯相信，没有人拗得过命运和时间，父母注定会从儿女的生活中渐渐抽离，哪怕你情深似海，万般不甘。
图5 摄于前几日，洞庭湖上的晚霞
父亲走后，弟弟一直保留着他的手机号，父亲的微信也一直留在家庭群里，他的手机，就放在母亲的床头柜上。有时候我会在夜深人静时点开父亲的朋友圈，一条条看他转发的那些帖子，感受他老境里越来越窄的世界和越来越无力的生命感，每一次都会泪湿衣襟。
父亲走后，有一次我和先生回家看望母亲，妹妹告诉我，母亲用父亲的手机给自己发了一条微信：“你好，我是彭爹，希望你快乐。”
妹妹话语哽咽、眼泪汪汪，我赶紧走进洗手间，关上门，任泪水汹涌。父亲走后，母亲一直表现得很豁达，让我们误以为她已经坦然接受了父亲离去的事实，到此刻才明白了，老病咸至的年纪失去伴侣，这种生命的缺损是无法修复的。清醒地无奈地接受衰落的过程，接受身边的人如落叶一般的凋零，接受再不能与拥有几十年共同记忆的人一起谈论旧事，自己能说的越来越少，不明白的越来越多，熟悉的世界越来越远，这种心境，是多么苍茫。
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先走，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失去父亲的最初那些日子我是麻木无感的，仿佛父亲并不曾远离。大约一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我独自在家整理照片，翻看每年除夕的全家合影，突然真切地意识到，父亲再也不会回到我们中间了！
哀恸这才如山一般压下来。
我坐在地板上，哭了个天昏地暗。
注：本文刊发于《新课程评论》2023/06「弦歌」栏目。
▼
文 | 彭兆平
湖南省编辑学会会长
《新课程评论》创刊总编辑
评新课程，论大教育。《新课程评论》设置「名家」「专题」「前沿」「研究」「纵横」「弦歌」等栏目，刊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领域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以理性、建设性助力教育发展，展示一线教育教学成果，加强学术交流对话。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