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武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各省热血份子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谋划下一步行动。尤其是河南，地处要冲，是阻止清军南下武汉作战的关键。
除了张钫出兵潼关东进豫西外，河南的省会开封城也在密谋革命。虽然新军统领应龙翔被软禁，但新的革命领袖张钟端从武汉回到河南，发动新一轮计划。结果，又失败了，张钟端等11人血溅刑场。
张钟端
都说革命事业是年轻人的事业，只因其热血方刚，勇气可嘉，但人事思虑往往难见周密。同盟会领导人、新蔡县刘纯仁（1881～1912年）时年30岁，举人出身，中州公学即为其与同盟会人所创。杨勉斋作为末代进士（以前说过的，高考作文特牛的那位），更年轻，时为25岁，时不时放出大言。
这时，河南时局有了一个新变化，即袁世凯受命为满清钦差大臣，率北洋精锐南下，京汉铁路沿线均驻扎重兵，原先那个驻守洛阳的赵倜犹疑观望，改变初衷，听命于袁世凯。
自河南巡抚宝棻请辞后，齐耀琳新上任，大家以为他官僚无能，把所有武力操之于毅军翼长赵倜之手。而开封驻军不少已受命南下和到各地平叛，此时开封兵力空虚，应该有机可乘。张荩臣著《河南辛亥革命失败之经过》，颇能反映当时豫人心态：
甚至开火车之技手，故意猛开火车，撞伤清官兵之火车，使其不能使援武汉；测字算卦者，亦多乘清官兵来测字算卦之时，就字义算卦理，演义应当革命，不应驰援武汉，不懈清官兵之心。人心趋向，可谓一致。只以河南近北京，平时不容培养革命实力，故未能如他省之革命容易成功也。
再说说那个被宝棻调为巡防营司令的柴得贵。
他与革命党人常相往来。柴得贵是山东人，行伍出身，谈吐很豪爽，革命党人与其初次接触，晓以大义，颇以为然，只是稍有顾虑。史料称，辛亥十一烈士之一的张照发原在清廷供职，与柴得贵同为山东人，又曾经共过事。张照发被捕时称，巡防营中有个叫张光顺的，想加入同盟会，很多人认为他不可靠。张光顺以身家财物作保，经张照发的介绍加入到革命阵营中。
袁世凯出山，南北宣布停战议和。张钟端自鄂返豫，赴安阳访马青霞的兄长马吉樟，言欲举事。马氏兄妹曾东渡日本，结识在日本留学的张钟端。马吉樟在湖北任按察使时，张钟端投其门下，并与马青霞关系极密。马吉樟不同意更不支持张钟端，因为其时他已成为袁世凯之亲信，袁世凯罢官时就在安阳住。
张钟端不听马吉樟的劝，仍继续孤行，召集革命党人，详言河南独立之重要，可断北军后路，为秦、鄂声援，联络北伐。十一烈士之一的周维屏（商城人，27岁）更言河南至今未独立，“是我河南之为全国公敌，受万载唾骂也”。
虽清廷重兵压境，大家又一次热血沸腾。经过一番接洽，柴得贵加入盟约，在酝酿谁为总司令时，柴得贵似乎有意于此职。可是张钟端极力反对，认为商界支持革命，已捐20多万元，为保全他们财产，以防军队趁火抢劫，同盟会人必须有权来制止，总司令自然不能由他们来担任。
后推末代进士杨勉斋，杨勉斋以文弱而拒，遂改推张钟端为总司令。这肯定使柴得贵懊恼，并走向革命的反面。
张钟端被捕时称，欲以20名敢死队员组成暗杀党，刺杀河南巡抚齐耀琳、柴得贵、张锡元、刘鸿顺等人。可见起事前柴得贵与革命阵营的矛盾已明朗化。
革命者们夜夜秘议，决计于1911年12月22日凌晨2点放火为号。时仁义会单鹏晏（开封祥符人）已率多人化妆入城，敢死队队长为则为23岁的王天杰（巩义人）。还有红枪会与仁义会多人集结于城外。
当晚，张钟端等人正在开封优级师范学堂开会，准备起事，不想柴得贵带兵冲入，多人被捕。张照发认为，这是张光顺告的密。时南北处于议和停战期间，张钟端等十一人被冠以土匪之名处死。
民国时期河南省主席刘峙题
诸人遭受酷刑流血而不惧，舍取成仁，高呼共和，诚中原健儿之高节，并不逊色于东南。开封《自由报》后来感叹说：
呜呼，河南非无健儿也，非无豪士也，所可恨者，地处专制淫威之下，重兵压境，探谍綦严，内无凭藉，外无声援，热血潮涌，即举义旗，以我膏血膏彼斧钺，烈士就义不知几百人矣。
然而起义失败多与起事者谋事不密关系甚大，尤其没有虑及袁世凯的影响力。
不仅张光顺知道革命计划，河南的议员中也有不少人早将这个动向告之于齐耀琳。马吉樟、王锡彤、李敏修等袁之亲信及官场中多人大体都是知道革命党人之动向的。
而袁氏出山，人皆以为汉人当政，革命已成，反满复汉之阵营随即分化。此诚为谋事不举之大概。
在当时，外界对河南的革命不成功颇有微词，常有人讽之于笔端。但不管怎样，这些河南人的血性是值得尊敬的：男儿到此是豪雄！
（接下来，同知君给大家描述一下张钟端，尤其他的性格、感人至深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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