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围绕乌克兰1932—1933年的饥荒问题，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陷入了长时间的纷争。1998年11月26日，正值饥荒发生65周年之际，时任总统的库奇马签署命令，将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定为“饥荒死难者纪念日”。
2006年11月28日，乌克兰最高拉达（即议会）通过立法，认定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行为”。2010年1月，基辅上诉法院认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亲自策划大饥荒”，并“蓄意”对乌克兰民族实行了“种族屠杀”。
2014年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活动
对上述观点，俄罗斯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回应。2007年11月19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乌克兰认定饥荒为种族灭绝行为”是“歪曲历史”。2008年7月，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一次讲话中称，乌克兰的指控是“完全是不道德的投机指控”，因为那场饥荒是“我们的共同灾难”，并拒绝前往乌克兰，参加纪念饥荒75周年的活动。
那么问题来了，这场大饥荒是怎样发生的？是否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针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动？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聊聊。
叼着烟斗的斯大林
主流学者认为，这场大饥荒是由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失误、不利的天气条件、苏联向国外大量出口粮食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严重后果。其中，农业集体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粮食征购的高指标，是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
坦诚说，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与其工业化建设是紧密相关的。在缺乏原始资本积累和难以获得西方贷款的前提下，为了将一个落后农业国发展成为强大工业国，出口粮食成为了筹措资金的主要来源。
斯大林在致莫洛托夫（1890—1986，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的信中曾写道：“应当将现在每天粮食出口量增加到至少300万—400万普特（1普特≈16.38千克），否则我们就面临没有新治金和机器制造厂的危险….一句话，应当加速出口粮食。”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
除了加速实现工业化以外，伴随着苏联城市规模的扩大，粮食供应的需求也水涨船高。有数据显示，仅1931—1932年，苏联的城市人口就增加400万。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保证在短时间内征集到所需要的粮食？斯大林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消除商品率较低的小农经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于是，从1929年年底开始，苏联强力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农民的住宅、大小牲畜、家禽等统统收归国有，有的地区甚至连炉子、茶壶、水桶都“不放过”。
作为苏联加盟国之一的乌克兰，同步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农业集体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乌克兰的土地面积只占到全苏的3％，但却是全国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保证征集到足够的粮食，苏联组成征粮队，强行向乌克兰农民征集粮食。有资料显示，乌克兰在1928年，共向国家交售粮食2.72亿普特，占到了全苏粮食征购量的42％。
乌克兰的集体农庄
对于抵制农业集体化、粮食征集制以及不愿意将粮食低价卖给国家的富农阶层，斯大林采取了残酷的“消灭措施”。从1930年1月开始，苏联政府抽调了大量人力前往乌克兰农村“镇压富农（占农民总数的15％）”。有数据显示，大约有30—50万的乌克兰富农被“消灭”——他们被剥夺财产，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和其他地区做苦役。
一些陷入绝望的富农，为了免受迫害，故意宰杀牲畜、破坏生产工具、烧毁农业基础设施，坦诚说，这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活动，影响了粮食产量。
ps：在俄语中，“富农”泛指吝啬、守财奴、善于钻营，没有贵族身份但靠倒腾买卖而暴富的人，他们在俄罗斯社会并不招人待见。因此，对富农阶层的打击，在当时属于“正当行为”，这也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仇富心理”的表现之一。
富农阶层受到了残酷打击
可即便如此，苏共中央对乌克兰的粮食征购指标仍然很高。数据显示：
1930年，乌克兰农业丰收，粮食总产量2290万吨，上缴国库780万吨，完成了征购任务。
1931年，乌克兰农业减产，粮食产量降至1760万吨，但为了完成指标，乌克兰不得不动用储备粮，上缴了700万吨粮食。
1932年，集体化后的乌克兰粮食总产量仅为1280万吨，而中央下达的指标居然是770万吨，尽管后来“调整”为660万吨，仍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为了完成征购指标，在1932年下半年乌克兰出台了“关于强化粮食征购措施“的决议，即：
实行武力征粮；
关闭所有国营、集体商店，没收一切粮食储备；
禁止私人和农庄进行粮食贸易；
停止发放贷款、预付和支付现金；
禁止一切团体和个人向农庄收购粮食。
1932年，苏共中央强制从乌克兰运走了700万吨粮食，彻底将农民推向了饥饿的深渊。据乌克兰方面的统计，从1932年冬到下一个收获季节，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仅存粮食80公斤。可以预见，一场梦魇般的大饥荒，即将席卷乌克兰大地。
乌克兰集体农庄
1932—1933年的大饥荒，首当其冲造成了乌克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关于这场饥荒中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从60万到1500万不等。
俄罗斯学者孔德拉申根据各类档案文献估算，乌克兰死亡人数为300—350万，俄联邦死亡400万，这与乌克兰权威史学家库利奇茨基的统计大致吻合。据库利奇茨基统计，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338.2万，其中1932年为14.4万，1933年为323.8万。
苏联人口统计数字也表明，1926年的乌克兰人（包括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人和苏联其他地区的乌克兰人）为3119.4976万人，1937年为2642.1212万人，乌克兰人口减少了470万。
严重的饥荒，让不少乌克兰小型农村彻底消失，一些大型村落的居民都快死光了。于是，苏联着手从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地区，向这些“人口空缺”的地方移民。
位于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
近些年，俄乌两国公布了大量关于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的档案文献。这些文献足以证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斯大林的地位，可谓如日中天
1）大饥荒与粮食征购行动直接相关，但斯大林对粮食征购工作中出现的一系列恶性后果缺乏清醒认识，致使政府一再采取极端手段征购粮食，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惨剧。
斯大林认为，“粮食征购困难”是由于农民“恶意怠工”造成的，还将农民反对粮食征购的行为定性为“对苏维埃政权的破坏和战争”。因此，他一再要求“采取极端手段对付这种蓄意破坏行为”。
在与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谈话中，斯大林的表达更为露骨：“你们那里（当然也不仅仅是你们地区）的庄稼人消极怠工，让工人和红军没有粮食….这实际上是同苏维埃政权进行秘密、饿死人的战争。”
按照斯大林命令，1932年，苏联在主要产粮区（包括乌克兰）成立了由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除了全面统筹粮食征购工作外，委员会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采取强制措施，应对富农破坏播种和粮食征购行为”。
乌克兰农田
实际上，除了重点打击“反革命富农分子”外，对于抵制粮食征购工作的乌克兰地方领导干部，斯大林等人也“毫不手软”。
1932年10月，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舍博尔达耶夫专程前往莫斯科，恳求斯大林“降低粮食征购标准，给集体农庄留下种子和饲料粮”。斯大林认为，舍博尔达耶夫提出降低粮食征购标准的理由不成立，拒绝了他的请求。
1932年年底，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捷列霍夫面见斯大林，向其通报了乌克兰发生大规模饥荒的消息。斯大林以近乎侮辱性的口吻答复道：
“有人跟我说，你，捷列霍夫同志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看得出来，你很会讲故事，编造这样一个关于饥荒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这办不到。让你留在州委书记的位子上不太合适，你应当去作家协会工作，去写你的故事，只有傻子才会读的故事。”很快，苏共中央委员会解除了捷列霍夫一切职务，听候处理。
除了捷列霍夫之外，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曾请求斯大林“救助饥饿的儿童”，但遭到斯大林拒绝；乌克兰军区负责人亚基尔，以个人名义请求斯大林“调拨粮食救济灾民”，但得到了斯大林“管好自己的军务”的反馈。和捷列霍夫命运一样，上述乌克兰领导人尽数被解除了职务。
当地时间2013年11月23日，乌克兰基辅的民众举行仪式，纪念大饥荒事件中离世的数百万同胞
对于乌克兰部分领导人提出的粮食援助请求，斯大林统统不予理睬，并全力支持卡冈诺维奇等人领导的粮食征购工作。
1932年12月23日，卡冈诺维奇和粮食征购委员会主席切尔诺夫致电斯大林，要求取消乌共中央委员会于同年9月18日达成的决议。因为这份决议规定，“只有经过州执行委员会同意，才能将种子粮列入粮食征购计划范围”。卡冈诺维奇等人认为，这份决议“会阻碍粮食征购计划的实施，加深群众对粮食征购计划的不满”。斯大林当天就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形式，取消了乌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参加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乌克兰民众
在卡冈诺维奇的授意下，1932年12月，乌共中央政治局向各州、区委下达命令：“没有完成征购计划的集体农庄，必须交出包括种子粮在内的所有粮食，并在5—6天内运出这些种子粮；任何阻挠行为都将被认定为破坏粮食征购工作，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但是，镇压措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乌克兰粮食的征购形势。据乌克兰史学家统计，在1932—1933年粮食征购期间，共有922名包括州委书记、州检查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州领导干部和716名包括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区计划委员会主席等在内的区领导干部被解除职务，约占乌克兰干部总数的25％—30％。他们被解除职务和开除党籍后，尽数移交到了法院。
参加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乌克兰民众
2）在主要产粮区发生饥荒后，斯大林出台多项法令继续征集粮食，并阻止当地农民从村庄出走。
1932年7月23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否决了地方党组织提出的“在春秋两季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贷款”的请求，理由是“本年度庄稼收成令人满意，而且国家减少了集体农庄的粮食征购数量”。
1932年8月7日，苏联颁布《关于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以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法令：
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将其切财产充公；
对情节不严重者，剥夺自由10年以上，财产充公。
数据显示，截至1933年1月，有54645人被定罪，其中2110人被处以极刑。
参加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乌克兰民众
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粮食征购计划，乌共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分别出台了《关于强化粮食征购措施》和《党批准进行大规模査以迅速没收现有粮食储备》的决议。其“代价”是，截至1933年年初，乌克兰所有地区的粮食储备，都已接近枯竭了。
为了防止大量的农村人口（饥民）涌入城市，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于1932年12月27日通过了“关于在苏联实行身份证制度（除农民以外的所有苏联公民都拥有身份证）”的决议，用以限制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为了保证法令实行，苏联特别成立了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负责领导的“工人农民警察总局”。
1933年1月22日，苏联颁布了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亲笔签字的“关于禁止饥饿农民从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大规模迁移到国家西部、中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密令。根据这份文件，农民出逃被认定为由“苏维埃政权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间谍机构组织的破坏行为”，“其目的是发动农民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庄”。到1933年3月初，苏联共逮捕了21.95万人，其中18.66万人被遣返，剩下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参加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乌克兰民众
3）在乌克兰全境爆发饥荒的同时，斯大林仍然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粮食。
饥荒发生后，苏共中央也曾向灾区调拨粮食。1933年2—6月间，苏共中央出台了至少35份赈灾决议，共向灾民发放了32万吨救济粮。不过，相对于数百万受灾人口而言，这一数字完全是杯水车薪。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1932年出口的粮食为1800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这些粮食在饥馑年份足以使1400万人存活下来。另外，苏联还有1820万公担的储备粮。倘若苏联不出口粮食并动用储备粮来赈济灾民，是可以改善2500万—3000万人的缺粮状况，大规模人口死亡的现象是可以避免的。
参加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乌克兰民众
4）斯大林等苏共中央领导人，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封锁消息，隐瞒饥荒真相。
尽管莫洛托夫等中央委员会成员曾多次亲往乌克兰“监督粮食征购计划的完成情况”，但是中并没有如实汇报乌克兰的真实情况。实际上，在当时的苏联，根本没有人敢于在公开场合谈论饥荒。
为了推卸饥荒责任，在1933年春（即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饥荒最严重时期），斯大林不但处罚了农业人民委员部、谷物和畜牧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的部分工作人员，还逮捕了了75名地主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指控他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白俄罗斯的农业生产过程中进行反革命破坏行动”，35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人判处8—10年的监禁。
斯大林
尤为不可原谅的是，为了顾及国家形象，显示苏联“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有能力应对外部威胁和履行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经济合同”，苏共中央拒绝了欧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粮食援助的建议。
与之相对比的，是发生于1921—1922年的苏俄大饥荒。饥荒发生后，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千方百计动用黄金储备从国外购买粮食。另外，苏俄政府不仅没有拒绝国际社会的援助，还通过著名作家高尔基在美国杂志上报道苏俄发生严重饥荒的消息，呼吁国际社会对俄国饥民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列宁
在乌克兰学者的著述中，对于大饥荒的“定性”主要有两种观点——饥荒是斯大林用武力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的严重后果；饥荒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主要以库利奇茨基为代表的乌克兰学者。他在《为什么他（斯大林）要消灭我们？》一书中提出，（斯大林）制造饥荒的目的是“不允许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
综合乌克兰和部分西方学者观点，他们认定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种族灭绝行动”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按照相同的土地面积计算，当时在乌克兰（西乌克兰尚未并入苏联版图）饥荒导致的死亡人口超过俄罗斯；
在苏联发生大面积饥荒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仍然向国际市场出口粮食，没有向乌克兰提供粮食援助；
苏联出台一系列法令，限制乌克兰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和其他地区；
在乌克兰粮食征购工作中，乌克兰农民的所有粮食均被没收，而俄罗斯只征购了部分粮食，还剩下不可动用的粮食储备。
大饥荒中的乌克兰人
对此，俄罗斯学者提出了质疑，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认定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种族灭绝”行为的主要证据，大多是饥荒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见闻与证言。但截至目前，根据大饥荒的档案文献，无法证实农业集体化政策及相关措施“旨在消灭乌克兰民众”。
第二，大规模出口粮食的举措，并非斯大林的原创。为了获取工业化所需资金，沙俄也曾大规模出口粮食。为了换取外汇，俄国在1887—1891年间出口了1000万吨粮食，进而引发了1891—1892年的全国性大饥荒。
参加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乌克兰民众
第三，如果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斯大林就应全面拒绝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档案文献证实，饥荒发生后，斯大林向乌克兰提供了粮食援助。
俄罗斯学者孔德拉申根据档案文献集《苏维埃农村的灾难：集体化和没收富农》第3卷的资料统计：
1933年，乌克兰共收到50.1万吨以补贴形式发放的救济粮食，是1932年获得救济粮的7.5倍，救济粮主要是1933年春计划用于出口的粮食；
1933年春，苏联出口的粮食由1932年的180万吨，下降到1933年的35.4万吨。
乌克兰当地的“救济营”
第四，因未完成粮食交售任务而没收农民所有粮食的现象，在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地区都出现过。人口调查数据表明：30年代初的饥荒，导致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减少30.9％，伏尔加河流域减少23％、乌克兰减少20.5％，北高加索减少20.4％，俄罗斯境内的主要粮食产区和乌克兰损失的农村人口比例大体相当。
综上所述，这场造成了乌克兰至少300多万民众死亡的大饥荒，是“全苏联人民共同承受的灾难”，将其认定为“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是不甚合理的。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国内的很多学者也认可这一观点。
2008年11月，在莫斯科档案总局召开的有关苏联饥荒的研讨会上，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学者达成一致意见，“大规模饥荒是苏联人民的共同灾难，反对从意识形态和种族灭绝角度去评价这场饥荒”。
随着俄乌关系的愈发微妙，这场大饥荒已经演变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以致于部分乌克兰国会议员（特别是亲俄议员）担心，将饥荒认定为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的行动，会招致俄方不满。因此，当乌克兰议会就此问题进行投票时，450名议员中只有234名参与了投票，最终该决议以233票赞成，1票反对勉强获得通过。
乌克兰基辅圣索菲亚教堂
但我想说的是，在300多年（从乌克兰“加入”沙俄算起）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大民族之间，不仅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并早已形成了密切的连接。因此，要想实现所谓的“完全切割”，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至于两国关系“向左还是向右”，主要就看取双方的民意和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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