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概览
明朝，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多民族国家，也是最后一个奉行“华夏本位主义思想”的封建帝国。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审视明朝，会发现它正处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革的转变时期，它的前期与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轨迹基本相似，但是在中央集权和皇权建构上却显得更为精密完善。
今天我们就以纵论明朝历史，来探究一下，明朝是如何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衰灭的。
洪武祖制
作为大明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前半辈子推翻元朝，剿灭群雄；后半辈子建立大明，征战北元。可以说，明朝能存续近三百年，朱元璋就打下了一半的基础，而熟悉明朝历史的人，自然也听说过明朝皇室是信奉“祖训”的，就比如我们最常听闻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但其实啊，这句话只是后人的描述，并不是大明祖训的内容，毕竟朱元璋也不可能会预料到自己的江山会有崩溃的一天，对吧！
虽说“守国门，死社稷”是杜撰的，但是明朝的发展轨迹确实是有依据可循的，这个依据就是“洪武祖制”！
什么是“洪武祖制”？用高寿仙先生在《变与乱：光怪陆离的晚明时代》一书中的总结来说就是：这是企图人为地重现复古小农社会，建立一个有序、稳定的封建传统社会的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有两大特点
一、取法唐宋，强化君权
朱元璋虽然出身贫农，但是他却在军旅生涯中参悟了许多历史教训，正如他本人所言：
“木必蠢而后风折之，体必盧而后病乘之，国家之事亦犹是。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阁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以兵柄，则无宦寺之祸。”
在朱元璋看来，汉朝亡于外戚、宦官之乱；而唐朝败于藩镇、夷狄之祸，归根结底就是皇权不够强大，而自宋代开始君权已有独裁的倾向，所以明太祖在取法唐宋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带有自身特色的内容，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建立一个“上下相维，小大相制”的政治体制。
二、行先圣之道，奉天而法古
所谓“先圣之道”就是指封建儒家理论，朱元璋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何为儒家伦理，但是他依照唐宋以及唐宋之前的理想社会模型大致地描绘出了自己的构想：
“诏以大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使行，上谓之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国学，仍遣尔倚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
在封建儒家观念里，讲究君权至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和皇权平起平坐，当然也包括法律。为此理念，明太祖不惜恢复西周、春秋之制度，建立一个以皇帝为核心，改变唐宋时宰相统辖六部的政治格局。例如洪武十三年明太祖废除中书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我们从现在看来，洪武帝确实有些偏激了，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却并不是无据可依的，早在周朝时就有了天子统领六官的现象：
“成周之时，洁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礼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马，刑掌于司窓，工掌于司空，故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是以事简而政不奢，故治；秦用商狭，变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从，故乱。”
可见明太祖对秦制颇为不满，原因就在于秦朝设立了宰相制度，其背后深层次的缘由就是明太祖＂崇周＂的政治精神理念，这成为日后明代中央机制大变动的礼法依据。当然，朱元璋的“倒行逆施”并不止这一点，在废除中书省十年前，明太祖还恢复起藩王制度，我们知道“藩王制度”其实就是分封制，早在秦朝时就已被逐出历史舞台了，汉代虽然想恢复，但终究还是实行的“郡国并立”，而到了明朝却是再次“死灰复燃”：
“以封建诸王告太庙。礼成，宴群臣于奉天门及文华殿。上谕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肤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从明太祖“天子总六官”和诸子“分镇诸国”的建构来看，奉天法古是其基本的政制精神，从而形成了朱明王朝的祖宗之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明朝此后的历史发展情形来看，这一政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过于理想化的，并不能完全对明朝的政治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会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存在，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靖难之役”。
我们总结来看，朱元璋为明朝所规定的的发展轨迹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点：
一、政治上君权的高度强化，中央集权高度集中。
二、企图人为的重构一个复古的小农狂会，而且是一个有序、稳定的传统社会。
三、一个固化的，民众被全方位钳制的社会。
这三点正是“洪武祖制”的核心，它为初生的大明朝指明了发展的轨迹，但是这种近乎于僵化的社会模式也给大明朝的今后发展埋下了祸根。
明太祖本以为他精心设计的“乌托邦构想”会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自洪武年过后，明朝就开始“跑偏了”，而“跑偏”的原因则在于文官集团的崛起和宦官集团的介入。
文官集团
明代文官集团是制约皇权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他们是制约皇权，阻止皇权违制的重要关口。而最能体现文官集团制约力的便是明朝的内阁机制，对于内阁的描述，《明史》记载的比较直白：
“地居近密，而绝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狭、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
一句话，内阁的存在其实就是宰相的存在，只不过换了个名字而已，以前有宰相可以决断事物，现在代替宰相的是内阁，而实现决断事物的权力便是票拟权，关于“票拟”的存在，其实已经和洪武皇帝的意图背道而驰了。
票拟，就相当于是撰写文书，有明一代，票拟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和另一个制度相依存的——司礼监批红，又叫“朱批”。内阁是文官集团掌控的，而司礼监是宦官掌控的，这种文官和宦官的相互纠持也是明代的政治特色——没有票拟就没法朱批，没有朱批票拟就不能通过。这种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问题，倒也符合朱元璋“小大相持”的原则。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票拟权和朱批权谁更加大？要我说啊，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好回答！我们可以通过明朝内阁下放文书的流程来窥见一二：
“弘治七年以后，天下章奏，早朝后幸文华殿，司礼监奏送，御览过，大事亲批，庶事发内阁调帖，送司礼监批行。当中批行者，圣批也，傍行批行者，调贴批也。至于事有所疑，必召内阁大学去谕以圣意所在，使之参酌可否，然后行。”
由此可见，按照明制，不经过内阁调帖，司礼监无擅自批红的权力，否则即使司礼监擅权而为，也会遭到内阁与六科给事中的封驳，所以有明一代内阁的票拟权还是略有凌驾的，但是也有意外，这个意外暂且就先放到下文来说。
既然是制约皇权，那么总得有制约皇权的“套路”，内阁对皇权的制约力就体现在对皇帝旨意的封驳上。万历二十六年，知县樊玉衡上疏攻击万历在国本之争中的表现，因言辞激烈而惹怒万历，眼看大祸临头，但结局却出人意料的平安无事，这是为何？原来是内阁首辅赵志皋动用了封驳之权！《明史》中说首辅赵志皋向万历帝说：“自帝即位未尝杀谏臣”，正是首辅孜孜不倦的反驳，使得万历的旨意无法实行，最终迫使万历让步，小小的知县樊玉衡得以全身而退。
到这里，大家就应该知道内阁以及整个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制约是用的什么招数了吧——“封驳”，而这种封驳权力也成为了明朝中晚期言官制度诞生的推力，面对封驳制度，皇帝的诏令必须加以审核，从而降低了皇权在整个国家体系当中违法行为的可能性。
宦官集团
说是宦官其实也并不准确，真正对于皇权起到制约作用的应该叫儒化宦官。这其中就包含了两大块内容——儒家+宦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修齐治平为己任，以道统为志向。如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有明一代，较好的贯彻了儒家伦理道德，士大夫追求名节，唯道所向，不畏皇权，明臣之贞烈史所罕见。然而鲜有人知的是，明代宦官集团也多修身养德，以匡扶天下为宗旨，“劝君有道，得君行道”也是他们的政治理想。
明代宦官集团在明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而言，我并不认为其类似汉、唐宦官干政的境地，反倒是一种没有“正经”名分的参政，这种尴尬的境地却并不妨碍这个群体与文官群体一样，对所谓“内圣外王”的儒家个人政治抱负有着强烈的追求：
“近时宦官如萧敬之文雅，陈宽之谨厚，何文鼎之忠诚，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兴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怀恩之持正，张永之刚勇，王高之雅饰，后乎此若芮景贤之安静，皆有取焉。”
可见，从当时士大夫对于宦官集团之首的司礼监宦官的评价和看法来看，也并不似今日所谓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正是和文官同样的雅趣和价值，使得明代宦官集团同样具有文官集团一样的品格，而明代政治制衡机制也给予了他们施展的舞台，因此宦官集团对于皇权的制约同样存在，这是我们无法抹杀的事实。面对皇帝一旦肆意妄为，或者有不符合传统儒家价值观之处时，这个群体同样敢于挺身而出，维护与文官集团同样的政治价值与朝廷纲纪。
例如土木之变，明军惨败，明英宗被俘，代宗皇帝仓促登基，朝廷大乱，一时间到底是战是和，或者南渡迁都，文官集团议论纷纷，反倒是宦官集团临危不乱，稳定住大局，支持于谦等主战派，抗战到底，力挽狂澜！有翰林侍读徐埕倡议南迁，结果司礼太监金英大怒，将他痛骂一顿，并轰出宫殿，并且高声喊道：“敢言迁者斩！”又有大太监兴安，为人刚正，时于谦抗敌深受重用，有小人进谗言，兴安便劝谏景泰，保护于谦，史称：“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在北京保卫战的最紧要关头，为了稳住内廷，大太监李永昌果断站出来，以靖康之耻的典故，刺激并劝谏皇太后，坚定明皇室抗战到底的决心。
而作为离皇帝最近的人，内监的劝谏可以说是最为有效，最为直接的手段。万历时名宦辈出，最著名的莫过于严格管理皇帝，配合内阁张居正，开创万历初年盛世景象的冯保：
“时冯太监保掌司礼监印兼掌东广，其仆徐爵号＇小野＇，颇通文理，达事情。冯与江陵张相公居正，内外同心＇，翌戴冲圣，自新郑高相公拱退后，凡江废在外之相业，圣母圣庙之眷注，皆冯纳约自牖之验也。”
此外，万历年间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集团也喜好抗击皇权，继冯保之后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宏，为人刚正不阿，平时常以“我形虽废，自有不废者存”这句话来激励自己。当时有小人鼓动万历皇帝搜刮财富，张宏屡次进谏，最终以死谏君，万历也为他的死而难过。
可见，有明一代的宦官虽然没有法律上的许可，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起到了制约的作用，在这种重重制约之下，喜好逸乐的皇帝无法获得能够满足自己奢侈开销的经费，不得已只能偷偷地利用态度较文官集团更为温和、不那么激进的宦官集团。这也就造成了一部分宦官反过来利用皇权向上攀爬的局面，与其说是宦官集团窃权，不如说是双向利用，这和文官集团一样，本质上都是明代皇权在政治生活中的代表而己。
同样也和文官集团一样，宦官集团在积极参与明代皇权政治的过程中，不仅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同是也起到了监督、劝谏乃至于制约皇权违制的功能，而且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往往是处于制约皇权的第一线上。
随着洪武式国家权力格局的打破，双轨中枢制度的建立，文官集团的强化，社会的转型，重重制约与限制之下，皇权再难以推行自我的主张与决断，皇权开始疲于应对制约机制上的重重约束，故而明代中后期政治上难有建树。而今人批评明朝无汉唐之气象，实质上这只是表像，反映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就是保守无为，难立事功。
万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正是最好的证明，而处于中晚期的明朝皇权较之“洪武祖制”而言，已经是走在了相违背的道路上，但是我们坐下来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一个更加惊奇的现象——明代的皇权制约是来自于国家政治的“小大相持”，而这种“小大相持”正是太祖皇帝亲自设立的，换而言之，太祖皇帝自己规划的政治制度到头来却制约了自己的子孙，这不失为一种历史的滑稽之处。
在这里开一句玩笑话——假如明太祖在地下质问自己的子孙为何如此无为，而子孙的答案正是他自己的时候，场面会不会显得过于尴尬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