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的一天，聂荣臻、钱学森等人在新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起开了个会。
这个在当时并不起眼的第五院，日后成为中国最顶尖战略武器的研发中心。
开完会，聂荣臻亲自到门口送钱学森。
当时新中国授衔刚刚结束不久，聂荣臻被授予元帅之衔。
国之元帅亲自送出门，钱学森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两人互相道别，钱学森坐上刚刚给他配发的专车，驶离五院。
谁料刚刚还满脸持着笑容的聂荣臻，看到钱学森坐的车之后，笑容立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寒霜。
聂荣臻回头一看，正好他的秘书范济生就在旁边，于是问他：“这是钱学森的专车吗？”
范济生见聂帅脸色有点不对，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敢多说，只回答了一个是。
聂帅指示：马上换掉。
聂帅的反应出乎范济生的意料，到底是什么意图呢？我们且来完整地回顾一下，当年“两弹一星”工程期间，聂帅对钱学森的关怀。
一、聂帅绝对尊重钱学森
钱学森先生有多重要，相信人所共知。
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中国后，周恩来专门交待聂荣臻：“钱学森是爱国的，在政治上要关心他，在工作上要支持他，在生活上要照顾他。”
聂荣臻此后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钱学森无微不至的关怀，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政治上的弦绷得很紧的时候，钱学森的身份问题其实很敏感。那个时候各条战线上都很紧张，提防帝国主义颠覆和渗透，只要是从海外回来的人，都是本着先审查后使用的原则委以相关工作。即使投入工作了，也要长时间地考察，和土生土长的专家待遇是有区别的。
钱学森虽然在政治上有周总理发声确保没有任何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大家还是有一些惯性思维。
比如说，当时五院有两位副院长，钱学森是主管技术的副院长。另一位副院长王诤在岗位分工上主抓管理和其他事务，但王诤是革命干部出身，大家对他更服气一些，很多事都先请示王诤后请示钱学森。
当然这么做没有错，王诤论政治品格、论革命资历、论敬业精神，哪一点都是响当当的。只不过五院毕竟是科学技术为主导，在很多问题上，王诤的见解并不会比钱学森更高明。
聂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么持续下去，有可能会影响武器研究的进度。
有一次，王诤和钱学森一起来给聂帅汇报导弹武器的试验进度。一坐下来，王诤就开始汇报，讲了很长时间，把主要工作都说完了。然后才是钱学森讲，他只寥寥讲了几句就完了。
聂帅工作很有艺术，也懂得尊重人。他先是礼貌地请钱学森先回去，把王诤留下来，单独对他说：“王诤同志，你是专家，是我们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让钱学森同志先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好讲了。”
王诤听后笑了：“聂总，我明白了。”以后汇报工作，王诤总让钱学森先讲。
钱学森后来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不爱多说话，但心里很有数，对聂帅以及王诤很感激。
二、导弹发射让钱学森决定
周总理和聂帅最担心的就是把政治带到尖端武器研制中来，因此定了一条规矩，五院的技术工作，最终拍板的是管技术副院长的钱学森。
钱学森回忆当年导弹的试验和发射，聂帅最常说的话是：技术上的问题由你决定，导弹发射前你们准备好了，你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报报告我就好了。
1962年3月21日，钱学森主持了东风二号导弹首次试验发射。
当时的导弹研制我们是零基础，不能闭门造车啊。当时千求万求，从苏联那里搞来了尔—2型近程地对地导弹的相关资料。苏方当时很抠门，核心的东西不给。钱学森只能带着大家一点点地研究。
由于这个尔—2型导弹本身性能就不是很好，钱学森就在苏制基础上把导弹发动机的性能进行了增强。可是当时的技术还不成熟，增强后也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钱学森把技术上的顾虑报告给聂帅，聂帅说，你们尽管做，做不好也没关系，科研的道路上有谁能担保一切顺利呢。
结果试验发射失败了。钱学森和导弹团队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们都感觉很惭愧，对不起聂帅的信任。
当时政治氛围不像现在，事情干不好，要受到很多质疑，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上纲上线。毕竟这些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绝大部分都是“海归”。正当他们准备接受批评甚至审查时，聂帅公开表态：这次试验发射的失败，绝不能对任何人追查责任。
在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的关键时刻，国产导弹刚刚点燃一个微弱火花，随便一个小挫折，都能把这火花掐灭，甚至误导国产导弹事业走上歧路。
这方面世界上其他大国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喜马拉雅山另一侧那个大国，导弹武器至今没有形成成熟的产业链，核心导弹武器一直处在俄制阴影之下。原因并非印度人科技能力不行，而是国内种种阻力干扰了导弹技术的发展。
聂帅这次表态，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很不起眼，很多人都没有印象。但正是他对钱学森的坚定支持以及风雨不改其志的信念，才使得微弱的火花在狂风暴雨之中坚持下来，最终燃成燎原之火，形成我国远中近全覆盖的强大“东风快递”系列导弹。
1967年5月，试验东风三号导弹时，临近发射又出现了一个故障。
导弹在发射场做燃料泄出测试时，操作员出现了疏忽，忘了打开通气阀，燃料箱内部被抽成真空，燃料箱外壳在大气压力作用下瘪了一块。
这种情况，无论外行人还是内行人，乍一看都会吃一惊。区别是，内行会继续观察分析，得出真实结论，而外行人只会越看越紧张。
钱学森仔细检查情况后，认为壳体的变形并未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在发射前加注燃料时，那块瘪下去的地方会自动恢复原状，所以他主张照常发射。
可是这种情况大家都没遇到过，尤其是试验基地的一些领导，他们并非技术工作出身，对技术上的事没底。而且之前有过发射失误，谨慎一点也不见得是坏事。
主管发射基地作试部部长、基地司令员都主张，要不要再等等，认真排查完故障再发射，是不是更保险。
钱学森反复解释，说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只不过看起来有点吓人。但两位领导说什么就是不肯在发射命令上签字。按规定，必须他二位和钱学森联署，导弹才能发射。
局面一时僵了下来。没办法，为了不耽误试验进程，钱学森打电报到北京，请示聂帅该怎么办。
聂帅几十年风雨，历经战火磨炼，自来是言出如山、言如必践，钱学森电报一到，聂帅当即指示：按钱的意见办，照常发射。
5月26日，第三发东风三号导弹发射成功。
胜利的火焰证实了钱学森精准的判断，也再次加深了聂帅与钱学森黄金般宝贵的互信。
三、保护钱学森和他的团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海外的科研环境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钱学森和他的科研团队工作者们，在海外习惯了相对自由宽松、注重人本的工作环境，回到国内很不适应。
尤其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喜欢搞一些轰轰烈烈地鼓舞人心的东西。比如在工作车间拉横幅扯标语，用大喇叭播放革命歌曲。这让习惯了在安静有序的场所工作的科技工作者们感到很不适应。
这种场面在其他生产领域是好事，尤其是农业生产，适当搞一搞氛围组，可以有效激发大家的干劲和热情，调节一下枯燥的精神生活。
但这种形式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两弹一星”这种高精尖行业，讲究的是严谨细致，工作人员不能浮躁，场所也不能过于聒噪吵闹。
有一次聂荣臻到导弹材料的生产车间视察工作，钱学森陪着他去看。一见车间拉着的大红标语横幅，以及音量大到有些刺耳的大喇叭，聂荣臻不禁皱起了眉头，问钱学森这样的环境大家难道不觉得难受吗。
钱学森是个很有修养的人，虽然他早就觉得这样不妥，但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要求从海外回来的同志们要尽量适应。但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聂荣臻这样一问，钱学森便说是有点不合适。
聂荣臻当即下令，以后在导弹材料生产车间不要再搞这些东西。
聂荣臻早在20年代出洋时，就在法国的大工厂里做过工，对西方的工业管理和生产模式有充分的了解，知道有些形式上的东西于是无补。为防这种风气反弹，他还专门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得到中央高度肯定。
两弹一星工程的生产场所，再也没有出现那些形式，大家感到都很贴心。
六十年代初经济很困难，有一段时间难到饭都没得吃。
当时中央投入巨资下了很大决心，在西北大漠深处建起一个导弹试验基地。这个基地周边没有农村没有大城市，所有物资都要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
当时经济出现一定困难，不要说大漠深处，就是原本很富庶的地区都出现了粮荒。
这个导弹基地几乎无以为继，吃不上饭，总不能都饿死在这里吧。基地领导被逼无奈，把一些工兵团、汽车团、警卫团都疏散转移到其他地区了。
外围的工程兵部队、铁道兵部队原本也是为这个基地服务的，因为粮食无法补给，也都停工撤走了。
聂荣臻正在忧心之时，又听到一个令人头皮发炸的消息，导弹基地把一些从事导弹核心技术攻关的知识分子也疏散走了。
聂荣臻闻讯紧急赶赴西北，找到导弹基地的相关领导，与他们谈了话，说：“你们知道莫塞莱这个人吗？他是一位年仅28岁的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进行全国大征兵，居然把他强征入伍，后来他遗憾地死在战场上。不仅英国科学界，当时世界科学界都对此事感到非常惋惜和悲痛。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一线部队服役。”
基地领导惭愧至极，很快就把疏散的知识分子们请了回来。
很多事情，关键点其实就那么一两个。抓住了，大势就不会错，即使偶有小错，也不影响大的进程。抓不住，大势走低，那就从根本上完了。
能看到关键点的人不多，聂荣臻有这样的见识，一者是他数十年戎马生涯锻炼出来的敏锐嗅觉和强大预判力，二者是他对事业的无比敬畏与热爱。
四、聂元帅成了“后勤部长”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科学家们要吃饱了饭才能创造出生产力。
经济困难时期，光靠热情可干不了活，毕竟为爱发电没有几个人能办到。
聂荣臻在导弹基地实地检查工作，发现钱学森和他的团队吃的非常差。科技工作者们每天进行超长时间的工作，身体消耗极大。只强调休息，一般地讲改善生活是不行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营养品身体就垮了。但是营养品从哪里来呢？聂荣臻想来想去没什么好办法，只好找到周总理。
聂荣臻说，总理，我知道国家很难，如果用常规的调拨筹措无法办法，那么我就以个人名义募点捐，让各个系统的同志支援一些猪肉、黄豆、鱼、海带之类的。
周总理认为形势如此，只好以个人名义来办事了。
什么区别呢？
如果是由周总理以行政命令的名义调拨，肯定会有人讲，搞导弹的凭什么特殊化，中央、国务院要承受很大压力。毕竟那个年头，大家都缺吃的，从谁饭碗里抢粮食谁也不愿意。
由聂帅出头以个人名义筹措，就算有压力，有矛盾，有议论，那也是冲着他个人来，不会给中央、给国务院、给周总理造成被动。
这是何等高远的担当与胸怀。
聂帅也不好意思找富裕的省份要，他也不忍心从老百姓嘴里抢粮食，只能给各大军区和海军开口，请他们支援支援“两弹”工程的科学家们。
没想到事情出人意料地顺利，各大军区和海军的同志都知道聂帅和钱学森他们在做的事情有多重要，二话不说，自己勒紧裤腰带，从解放军将士的口粮中拿出一部分，交给聂帅。
以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虽说有点尴尬，但好歹是个办法。一方面是聂帅有威望，这是战争年代生死与共中形成的绝对信赖。另一方面，研制“两弹”，本身就是给解放军帮忙，有了更强大的武器，更能有效地震慑敌人。
全国一盘棋，特殊时期就靠这样的方式渡过了困难期。
五、聂帅给钱学森定的规矩
不仅工作、政治上关心钱学森，聂帅对钱学森的个人安全问题更是十分关心。
相比工作上、政治上的高度尊重和宽容大度，在个人安全上聂帅对钱学森十分严格。
聂帅找到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让他亲自安排，给钱学森配备一个专职保卫干部。保卫干部节假日也不能休息，寸步不离地保卫他的人身安全。
当时钱学森要经常往返于北京和西北的导弹基地，为了方便，需要坐飞机。但聂帅定了一条似乎不近人情的规矩：没有他亲自批准，不许钱学森坐任何类型的飞机。
原因很现实，当时的飞机性能不稳定，经常出事。虽说存在一定概率，不一定会出事，但钱学林两弹工程的灵魂人物，不能把他的性命交给没有安全保障的飞机，哪怕万分之一的概率也不能容忍。
开头提到的专车问题也是出于安全。
起初国防部五院刚成立时公车数量很少，就连钱学森的工作出行都不能保证。
聂荣臻派秘书范济生找总后勤部帮忙解决钱学森的专车。
范济生找到总后一位副部长，调来一辆天蓝色的美国轿车。这辆轿车造型别致，外观漂亮，在整个北京市只有两辆。
聂荣臻发现这辆车后却不高兴，问范济生道：“你注意了吗？”范济生不解地回答：“注意什么？”
聂荣臻当年在上海跟随周恩来参加过地下工作，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他说：“这个车的样子太特殊，太显眼。如果被坏人认出来呢？”范济生恍然大悟，很快就按照聂荣臻的指示，给钱学森调换了一辆不显眼的黑色轿车。
聂荣臻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后，有关部门就了解到，海峡对面那一位十分恼恨钱学森回大陆，要特务们暗杀他。1964年，两弹研制组发生过一次食物投毒案件。
聂荣臻当即向周恩来报告，定给钱学森专门配备一个食品化验员。
这种待遇规格很高，不要说十大元帅都没有这个资格，国家领导人的食品管理都没这么严。这足以证明周总理和聂帅对钱学森的重视和爱护。
配备的这位化验员名叫段恩润，原先在部队医院从事医疗化验工作，上岗前被派到国防部毒物检疫室和北京饭店食品化验室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段恩润在钱学森家从1964年工作到1970年，和那位专职保卫干部一样，也是节假日不休息，时时刻刻与钱学森寸步不离。
钱家的食材必须经过段恩润化验，确认无毒后才能交给炊事员烹饪。做好的饭菜都要取样放在冰箱里保存24小时，确保钱家人无恙后才能处理掉。钱家人在外面购买的食品和饮料，也必须经过段恩润化验，确认无毒后才能食用。
1984年，钱学森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也十分尊敬和爱戴我们的领导人聂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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